他本一介武夫，没有名校教育背景，却让私立南开大学成为国内一流名校；他几乎没有教育理论著述，很多名人却愿意把孩子送进他的学校。
1904年8月3日，花了两个多月时间考察日本学校教育的清末翰林、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刚登上开往中国的轮船就大发感慨：“吾安得于吾津试办民立中学一处，以作中学之模范？”
陪同考察的严家私塾教师张伯苓回答道：“是不难，所虑者无地与钱耳。苟有此二者，吾极愿效绵薄。”
一诺千金。此后40多年，张伯苓一直为“学校之模范”而操劳，终成一代教育大家；慧眼识才的严修，也被尊为“南开之父”。
“对教育之信心”
南开学校“私立而非私有”，从严修到张伯苓，都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私产
年轻的张伯苓并非一帆风顺：19岁以优等生第一名的成绩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正赶上甲午海战，中国海军已没有可供训练的舰船，他彻底无事可做了；20岁他回天津结婚，没过几天新媳妇便因病去世；22岁随海军同济轮到威海卫，亲历了“国帜三易”的耻辱，刚从日本人手里收回的港口，第二天又被迫租借给英国人。张伯苓感到整个国家已腐败透顶，习武救国之梦彻底破灭。1898年11月，严修邀请22岁的张伯苓担任家塾的新学教师。
两年后，张伯苓又受天津盐商王奎章之请，到王家塾馆教西学。这样的家庭教师角色持续到1904年。
严修和张伯苓从日本考察归来后，一直为在天津建立一所日式的民立中学而奔忙。1904年农历九月初八，在合并严、王两馆的基础上，天津第一所民立中学堂成立。第一期招收了梅贻琦等73人，张伯苓任监督（民国后改称校长）。这便是私立南开学校历史的开端。
值得关注的是，私立南开学校建校之初就与私塾做了较为彻底的切割，严修和张伯苓也不再是东家与伙计的关系。在这所学校里，校长有了相对的办学自主权，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师聘任，也都依照官方《奏定中学堂章程》执行。
更为可贵的是，南开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私立而非私有”的理念。从开始的严修到后来的张伯苓，都没有把南开当作自己的私产。甚至后来有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这样大的私立学校系统，张伯苓仍然拿的是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校长工资。以至于张伯苓去世后，夫人王淑贞的生活拮据，得靠身为南开校友的周恩来总理拨出专款接济。这或许也是南开能成为一流名校，并且延续至今的原因之一。
南开建校40周年时，张伯苓总结其成功的首要因素便是举办者“对于教育之信心”。张伯苓清楚，一个“富豪张伯苓”对社会的意义并不大，相信只有发展新式教育，才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也正是这种对于教育事业的热爱，甚至宗教式的崇信，最终成就了一代教育家。
天津城南原来有一个叫“南开洼”的小地方，南开校名因此而来。今天的天津市南开区，却是因为南开学校而得名。这段先因地名校、后因校名地的佳话，也是对教育家张伯苓最好的肯定。
“面必净，发必理”
富家子弟该如何教育？南开学生很讲姿态、仪容与神气，让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南开的”
毋庸讳言，和陶行知、晏阳初等注重平民教育的教育家不同的是，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学校是一所贵族学校。因为南开的学费较高，一般人家根本就上不起。这些富贵人家子弟，“衣锦绣，食膏粱，骄奢性成，任意挥霍”，给学校管理带来诸多难题。但在张伯苓眼里，学生就是学生，没有贵族与平民之分，他甚至不承认南开是一所贵族学校。
清末的中学堂和现在的中学不同，学生的年龄普遍较大。中国人又有早婚多育、追求儿孙满堂的传统，富家子弟更容易沾上嗜赌、好嫖的恶习。南开附近就是天津有名的三不管地带，有很多赌场、妓院。因此，南开建校伊始，张伯苓便将饮酒、吸烟、赌博、早婚、冶游（嫖妓）等悬为厉禁，犯者退学，绝不宽假。张伯苓认为当时社会缺少的是领袖人才，创办南开是为了“痛矫时弊，育才救国”。这多少有点精英教育的味道。
那时南开一进校门就有一面一人高的穿衣镜，镜额上刻有严修题写的40字《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用张伯苓的话说，人越是倒霉的时候，越要注意穿戴，让别人不能轻视你。后来有学生回忆说，那时南开学生很讲姿态、仪容与神气，甚至于说话，都有一套南开的口语，在任何场合都如鹤立鸡群，让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南开的”。
张伯苓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在于中华民族的“愚、弱、贫、散、私” 五病，因此南开的教育方针都以治此五病作为出发点。后来，他又将“允公允能”作为南开的校训。直到今天，“公”、“能”二字仍被认为是南开学校的DNA。
“公”就是公德教育。张伯苓曾说，中国人清楚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而把公家的东西认为不属于任何人。南开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学校里所有物品都明码标价，学生损坏要照价赔偿。从这一细节上也可看出南开对学生公德的培养。
“能”就是能力建设。张伯苓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不能合作，缺乏组织能力。因此，学校对于学生课外活动，包括各种学术研究会、讲演、出版校刊会刊、话剧等，无不协力赞助、切实倡导。当时还没有“课外活动”一词，许多南开学生后来回忆时，甚至分不清哪些算课内，哪些算课外。
张伯苓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他和学生一起演自编、自导的话剧《用非所学》，在清末社会甚至被斥为有悖师道尊严；他剃掉了时髦的一字须，“面必净、发必理”伴随了他的一生。当时许多人想从退还的庚子赔款中分一杯羹而争相办学，张伯苓却坚持育才救国的初衷，不挣那些“混账钱”。
张伯苓的办学理念，逐渐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也赢得了“得入南开，便可放心”的口碑。1922年，黄炎培和胡适曾有一段关于教育质量的著名对话：黄炎培认为，判断一所学校好的标准，是“肯把自己的子弟送进去”；胡适老实回话，“我自己的子弟都叫他们上南开了”。
“土货化”
与国立大学比什么？私立大学要想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利用自身的优势
南开最早的办学思路是以美国为蓝本，所用的教材多为英文，教师也大都有留洋背景。1913年考入南开中学的周恩来解放后回忆道：“从中学二年级起，耳朵里不大听中国话了。”
这势必会导致水土不服。1924年，《南大周刊》发表了署名“笑萍”的《轮回教育》一文，指出南开教育实际上是个回路：教员们课上讲的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商业等，学生们“姑妄听之”；毕业后到美国去，回国当教员再唬后来的学生。作者发出质问：这样便算救国吗？
《轮回教育》事件最终引发教授和学生的严重对立，也促使张伯苓思考学校改革的大问题。
随后，南开大学一连串的本土化改革举措出台：1925年，规定除英文外，所有功课一律改为国语讲授；1927年，不再使用美国课本，自行编辑教材；1928年，《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最终出台。
张伯苓在南开发展方案中认为，“已往大学之教育，大半‘洋货’也”，提出今后南开发展的基本方针是“土货化”，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这种战略调整，开辟了南开发展的另一走向。
1927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成立。研究所广泛开展经济和社会调查，对外发布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上海外汇指数等，经济研究所成为独具特色、驰名中外的研究机构。“南开指数”也成为后来人们了解那一时期中国经济活动的重要资料。
南开大学成名后，人们总是处处拿它与北大、清华等名校相比。张伯苓很坦然，认为私立大学肯定比不过实力雄厚的国立大学，但南开要想在国内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利用地处天津卫的优势，把重点放在培养实用性人才上。张伯苓曾把大学比作“造人才的工厂”，把学生比作“货”。他把南开的发展和学生的培养质量紧紧连在一起，“工厂造人才，在社会有用，前途就很大了”。
这样的办学思路，当时教育界的许多人士并不认同。有人认为南开有文学院不设中文系，是由于张伯苓自己文法不通，整个学校也“鄙俗不堪”；有人认为南开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更有人认为南开是用职业培训的方式办大学，“张伯苓只配做一个职业中学的校长，不配做一个大学的校长”。
“南开货”应该没有让张伯苓失望。据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申泮文统计，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毕业生中，不仅有共和国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还有名作家、名医生、名大学校长，仅两院院士就超过百人。
“家庭学校”
这种行政的高效率和廉洁的风气，也使私立南开学校较易得到长期资助
名气很大的南开，其实学校规模并不大。张伯苓一直担任南开校长，职员也大多毕业于本校，并且几乎终生在南开工作，因此社会上也称南开为“家庭学校”。实际上，张伯苓也在处处创造“家庭学校”的氛围。
塾师的经历让张伯苓认识到，教师应该是校长的伙伴，而不仅仅是雇员。每有新教师到校，张伯苓总是立即接见。张伯苓坚持从全国聘请好的教师，一入学就让他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斋，避免校外琐事的干扰。在声望、规模、待遇都不如一些名校的情况下，南开吸引了一批有为的青年学者。
南开有一支精干、高效的管理团队。张伯苓知人善任，即使学校经济困难也很少解雇，许多人终其一生都为南开服务。被称为南开“四大金刚”之一的华午晴，协助张伯苓管理财务，不仅在资金项目上精打细算，为了节省开支甚至自己设计教学楼。这种行政的高效率和廉洁的风气，也使私立南开学校较容易得到政府、团体以及海外基金的长期资助。
从1904年到1948年，张伯苓担任南开校长长达40余年。张伯苓曾总结南开发展的原因在于“能务实，不尚空谈”，其实这也是作为教育家张伯苓一生的行为准则。
1950年5月，张伯苓将重庆南开中学交给国家后北返，在北京小住后回到天津，直到1951年2月病逝。
由于担任过3个月的南京政府考试院院长，张伯苓这位在南开校长任上40余年的老教育家，解放后却一度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张伯苓的名字，一度被人们遗忘；他的许多教育思想，直到今天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记者储召生）
生平
张伯苓（1876-1951年），名寿春，天津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1894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1898年在天津爱国士绅、清末翰林严修家设馆，1904年，在严修的协助下，创办了南开学校（南开中学前身），1919年创办了南开大学，以后相继创办了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渝中学等，使南开成为一个系列完整的著名学府。1948年辞去南开校长。后来将私立南开全部交给国家。
语录
南开学生能去在西南做事，四川的机会真多，聚住了别散，够咱作的，能在那销“货”，使人承认我们的“货”；塘沽永利、久大已经承认我们的“货”了，印象就很好，我们创出牌子去得叫人能用。
教育家之施教育，亦曰顺其自然之性而已。欲顺其自然之性，必先知受教育者之心理、能力及缺点。善者发达之；缺者弥补之。若此方能使之感化。不然，直一机械教师而已，何足贵哉！
德智体三育之中，我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欧美之道德多高尚，公德与私德并重。我国人素重私德而于公德则多疏忽，近则于公德亦渐知讲求矣……至体魄，则勿论欧美，与日本人较，已相差远矣！
中国教育之两大需要：一为发达学生之自创心；一为强学生之遵从纪律心……中国教育今之最大问题，即为解决如何可以此两种似相抗触之性质，灌入此未来之时代中。
吾常言，读书可赚钱，只不可赚混账钱；读书可求个人之生活，要更求大众之生活。
本校之创立，亦即期以教育人才为目的，期引全国人民皆能觉悟。学校正如一小试验场，场内之人皆有信心具改造社会之能力，将来入社会改造国家，必有成效。
前些年，国人太浮，嚷嚷“打倒帝国主义”。嚷什么？这么大的国，还受人欺负，是自己太没出息。
《中国教育报》2013年4月6日第４版
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青少年体育和网络文化建设工作。会议指出，学校要把增强学生体质作为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把健康素质作为评价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指标。大约一个世纪前，教育家张伯苓提出，要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首先要重视体育；教育精神中应以“体育”为骨干；德智体三育中，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只知道压迫着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是造出一群‘病鬼’来，一点用处也没有。”张伯苓的教育实践，为我们今天思考体育问题，提供了一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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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强我华夏，体育为先
张伯苓与学生
张伯苓，1876年生于天津，早年弃武从文创办南开学校，一辈子献身教育，桃李满天下。他对教育事业的贡献，首先在体育。中国近代教育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这样倾心体育、精通体育。张伯苓是“中国注重体育的第一人”。
早年立志造就新人才
张伯苓弃武从文，有其历史渊源。
张伯苓的父亲以教私塾为生。从小耳濡目染，张伯苓对私塾这种填鸭式教育深有感触。一般而言，私塾的成立，只要有一位塾师、几个学生、一间草棚、一幅《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像》和几张桌椅，即可开班授课。私塾的教育模式，构建的是没有愉悦的教育环境，主张“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因此学生便从早到晚、一年到头，在战战兢兢中抱着书本死记硬背。
由于家庭并不富裕，加之父辈也无心供他走科举道路，张伯苓读了几年私塾后便报考了时称“新学”、不用缴纳学费的北洋水师学堂。水师学堂是洋务运动的产物，主要学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后来鲁迅到南京求学时入的也是水师学堂。
张伯苓在水师学堂学习5年，受到了比较正规的新式教育训练，学到了比较系统的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对中西文化教育的异同也有了最直接的感受。1894年，张伯苓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开始服务于北洋海军。时值中日甲午战争，当时北洋海军数量、质量都不亚于日本，却惨败于对方。兵败后的北洋海军，军心涣散、士气低落。一日，张伯苓在海军衙门前竟看到一位军官在懒散地逗小哈巴狗开心，他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痛感祖国国土虽大，历史虽久，人口虽多，但是人不行了，“必须改造人！”
而此后不久，张伯苓亲眼目睹“国帜三易”，更令他毅然决定弃武从文、献身教育救国。甲午战争期间威海卫被日本占据，后英国人要强租威海卫，而清政府无力相拒，只能听之任之。张伯苓亲身参加了威海卫交还一事，先看到日本太阳旗在威海卫降下，再看到中国龙旗升起，隔一日又看到改升英国米字旗。
“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1898年，严修礼聘张伯苓主持严氏家馆。严修晚清翰林出身，但思想开明，力主教育救国。他不让自己的子侄专学孔孟之道、四书五经，更不希望他们重复科举做官的老路。
从此，张伯苓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校、南开小学、南开幼儿园、重庆南开中学，承办了四川蜀光中学，构建了完整的教育体系。
强我华夏，体育为先
张伯苓在严修家馆讲授的科目除英文、算术、物理、化学外，特别增设体育课。他用鸡毛掸子杆作为跳高的跳竿，让严家子弟把辫子盘在头上，穿着靴子，掖起长袍的衣襟，在鸡毛掸子杆上练跳高。竿子升高了，就在椅子上垫书本。家馆没有木马，就让学生曲身，两手撑膝，排成一列，然后鱼贯腾越，代为木马练习。现在看来，这样的体育课似乎有些滑稽可笑，但当年张伯苓正是用这种方式在挑战千百年来的教育传统。
当年西方体育传入我国，主要局限在军队和军事学堂，传统塾馆是鄙夷体育的。但此时的张伯苓不仅大胆把体育列为私塾的必备课程，还积极地以课外活动方式开展新式体育，踢足球、骑自行车、练哑铃等。夏季时鼓励学生穿短裤参加体育锻炼，士大夫阶级、读书人当时还是宽袍博带，端着长指甲、迈着四方步，而张伯苓引进近代体育，大胆开风气之先。
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新人才是个什么样子呢？张伯苓曾在刘公岛看到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兵，一个是中国兵。那英国兵身体魁伟，穿戴得很庄严，面上露出轻看中国人的样子。而中国兵穿的衣服很破，胸前一个“勇”字，却面色憔悴，两肩高耸，像个“山”字。这两个兵实有天壤之别，这给张伯苓带来的刺激非常强烈。
甲午战争惨败，令国势垂荡。此时许多朝野人士和知识分子体悟到人的改造对国家生存的关键影响。而人的身体改造，便直接关乎人的改造。张伯苓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国民体魄衰弱，精神萎靡，工作效率低落，服务年龄短促，原因固属多端，但要以国人不重体育为其主要原因。现在不能再像科举时代那样只读死书了，人没有良好的体质，学问、道德再好也发挥不出来。而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样子恰恰是：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新人才绝不应该是传统读书人的模样。
毛泽东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文章也表述了与张伯苓相同的观点：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新人才应该是“野蛮其身体，文明其精神”。
张伯苓办教育，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南京政府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不管在哪个阶段，他一直以体育为教育之根本。他说，晚清以来，我国遭到外国列强欺侮，主要是我中华民族有五病，即“愚”、“弱”、“贫”、“散”、“私”。而要矫正上述民族五病，必须大力兴办教育，培育救国、建国人才。而要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首先要重视体育：“第一是锻炼学生要有强健的体魄，第二是培养学生要有浓厚的国家观念。二者兼备，然后方能担负起救国救民复兴御侮的重任。”
“不认识体育的人，不应该做学校的校长”
“体育为先”是张伯苓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一直认为：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教育精神应以“体育”为骨干。并明确指出，德智体三育中，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中国人身体软弱以读书人为甚。因而办教育，“不认识体育的人，不应该做学校校长。”体育发达不只是身体强健，它与各事均有连带之关系。他希望以体育增强国民的健康体格，并以体育精神和方法，来组织国民、团结国民，使散漫变为组织团结，使自私变为合作互助，养成国民的健全人格；要始终把体育置于和智育、德育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
南开是私立学校，经费主要靠募捐得来。兵荒马乱的时代，南开一直入不敷出，欠债办学，张伯苓对体育的投入却从来都是毫不吝惜。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南开便有篮球场15个，足球场5个，网球场17个，器械场3处，400米标准跑道大运动场2处，各种体育轻重器械一应俱全，甚至还专程从美国购进最新式全套试脚力与背力器、马表式手枪、手球、护膝等。
张伯苓对体育教学师资也是认真遴选、高薪礼聘。学校还专门送学校体育课主任章辑五到东南大学体育系进修一年，去德国、意大利、芬兰、瑞典、丹麦、苏联考察，到英国接受训练，赴美国进修。
张伯苓重视竞技体育，南开的许多学生运动员，曾代表国家参加世界体育比赛，并披金挂银。但张伯苓更要求体育面向每个学生，加大普及体育锻炼的力度。每个学生体育成绩必须达到一定标准才“准予毕业”。张伯苓要求体育课程要规范化、科学化，明确体育教学目标：使身体各部平均发育，训练端正之姿势；使各器官之机能完全发达，增进全身之健康；使一切动作敏捷正确，精神愉快，产生美感，并养成能守纪律、重体力、尚仁侠之健全人格。南开的学生要“学业扎实、生活朴实、工作踏实”，但首先是“身体结实”。
只有会玩的人才能把书读好
张伯苓接受过私塾教育、新式教育，并多次赴日本、欧美留学考察，深谙世界大势与学问真谛，他坚决反对死读书：“只知道压迫着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是造出一群‘病鬼’来，一点用处也没有。”
一次，张伯苓专门召集一些家庭困难但学习成绩优异、获得学校奖学金的学生到家里吃饭，饭桌上他说，你们都是寒士，要认真读书，但不可死读书，只有会玩的人才能把书读好。
于是在南开，没有死读书的学生，学校不以考试名次论英雄，更不以分数代表一切，而特别注重学生“整个的生活”，以学生的健康为本，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本。
南开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度过的：
六点半学校摇铃起床，七点钟教师来检查宿舍，看有无睡懒觉的。其实，大部分学生早在此前便起床，出现在“场地宽阔、设施齐备”的大操场上了。七点吃早饭，八点上课，上课之前有人在教室里看书，更有人抓紧空闲机会拿着篮球去“秀”一会儿。上午几乎堂堂有课，下午课主要是理化实验和作文，以自修为多。四点一过，教室里几乎看不到学生了，全都到运动场或会所去了，开会的开会，写文章的写文章，唱歌的唱歌，演戏的演戏，锻炼的锻炼，比赛的比赛，体育比赛最多也最热闹。晚饭后，七点上晚自习，九点半准备休息，十点准时熄灯，有教师各宿舍巡查一遍。
1922年，黄炎培与胡适有一个谈话，黄说，我们信任一个学校的表示，是我们肯把自己的子弟送进去。胡适答道，老实说，我的子弟，都叫他们上南开去了。晏阳初最信服张伯苓办的南开，子女与侄子都在南开读过书。当年社会各界诸如梁启超、黄兴、黎元洪、冯玉祥、熊希龄、袁世凯、张学良、陈寅恪、叶圣陶、邹韬奋、陶行知等名人，都把自己的子女或亲属送到南开读书。
衡量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是培养人才的数量与质量。翻开南开历年毕业的学生名录，你会看到一个个耀眼的名字，周恩来、梅贻琦、曹禺、陈省身、吴大猷、朱光亚、吴敬琏等，这只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有统计显示，仅上世纪30—40年代的南开中学毕业生中，当选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有57位。
由于南开重视体育，体育运动成为学生的普遍强项，以致考大学时，学生常常选择需要野外作业、体魄强健的专业，比如气象、地质、地理、采矿等。气象学家叶笃正（2005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是南开中学1935级校友，地质学家刘东生（200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是1937级南开校友。
温家宝总理1960年在南开中学毕业，毕业后入学北京地质学院。他曾深情回忆说：“在南开6年的生活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南开精神一直鼓舞着我在工作和生活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并特别提及南开的体育：“南开中学的课余生活是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学校非常重视体育。田径、篮球、棒球、火棒操等体育活动开展得很普遍，常常在全市中学比赛中名列前茅。”（马建强）
《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27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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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教育家的光辉典范——张伯苓
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天下谁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今年4月5日既是清明节，也是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创始校长张伯苓先生(1876￣1951年)的130周年诞辰。
在南开园内的中心花园，矗立着张伯苓先生的铜像，先生在世时曾说：“我死后一定要埋在南开，要看着南开。”依照老校长的遗愿，1989年10月16日，南开大学建校70周年校庆日前夕，张伯苓夫妇的骨灰正式移葬中心花园，合葬于铜像后侧，守望着他呕尽毕生心血奠基的著名学府。“年年祭扫先人墓，处处尤存长者风。”
开创教育的“奇迹”
张伯苓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教育家，他一生献身于教育事业，创办了规模宏大的南开系列教育体系。办学伊始，他即以凌厉的锐气和喷薄的活力，改革传统教育，倡导新式教育，开辟先路，不懈求索。他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坚定的教育目标和宗奉不渝的教育理念，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办学模式，披荆斩棘，开拓创新，通过教育实践，为南开营造了良好的育人环境，培育了独具特色的南开教育体系，其丰富的教育实践，独具特色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模式，确立了他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张伯苓先生认为，中国旧式教育的最大弊病是不适应中国国情。中国的大学制定教育宗旨既不可泥古不化，也不可照搬外国经验，要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归宿。在创办南开大学的过程中，张伯苓先生对大学教育如何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进行了有价值、有意义的探索，鲜明地提出“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思路，强调教育教学要密切联系实际，学术研究要“知中国”、“服务中国”，借鉴欧美教育经验，走“本土化”之路。
基于这种认知，张伯苓先生为早期南开大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教育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许多高校的教育宗旨和办学制度均效仿欧美高校而设立。张伯苓先生对南开教育进行了重新定位，大力发展直接影响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治、法律、商学、经济、工学、医学、矿学等应用型学科，形成了鲜明的学科特色。当时成立的南开大学东北研究会，表现出以实际行动救国的精神，故被日寇视为眼中钉，1937年日寇轰炸南开大学，校园几乎被夷为平地。南开大学南开经济研究所从建立伊始就着重中国经济问题和农业问题，对华北区域的社会问题、经济状况、教育状况展开了系统的调查研究，编制了极具权威的“南开物价指数”，取得的成绩“尤称独步当时”。应用化学研究所针对天津早期工商业发展的实际问题开展课题研究、技术转让，尝试着走一条“产学研”一体的办学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由著名化学家、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领衔的应用化学研究更是成绩斐然，在很长一个时期，南开大学发明的农药几乎占中国农药品种的1/2以上。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大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扬了这一办学思想，面向主战场，更加自觉地从各方面为国家和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取得了一批国内外公认的标志性研究成果，成为国家自主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张伯苓先生明确提出了“以德育为万事之本”的命题，努力探索和研究青少年道德形成的规律和新的道德导向。他将人格教育纳入道德教育的内容，主张德育要从基本品德、基本价值观抓起，既强调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个人品德修养，更重视面向全体学生进行社会公德教育，使一代新人在民族感情、国家意识、思想品质和人格操守等方面建立牢靠的精神支柱。
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说，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张伯苓先生人才观的重要内容。他很早就提出南开决不培养读死书、死读书的学生，认为教学生学习科学知识，“其目的在充实个人之基本能力，启发其创新思想，发展其生产技能。”张伯苓先生为早期南开大学建立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学科架构，实施通才教育，不仅设有文科、商科，还创设了理学院、工学院，建立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4个系及电机、化工等应用科学技术系科。他强调跟踪世界科学发展的潮流，在师生中鼓励创新、兼容并包，提倡批判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及求真务实的追求，形成了一种学术民主、自由探讨的良好学术环境。
爱国主义的灵魂
张伯苓先生奋斗终生，为中国人民遗留下1所著名大学和4所著名中学，为祖国培养了大量建设人才，曾在南开学校工作和就读过的学生不下20万人。中科院院士、化学家申泮文说，就我个人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就读之亲身体会，爱国主义是南开精神之核心，也是张伯苓先生教育思想的灵魂。
张伯苓先生把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宗旨概括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称为“南开精神”；把所有与南开事业发生过联系的人统称为“南开人”。南开精神深深地渗入到了每个南开人的心中，成为他们团结奋斗，为祖国的复兴和繁荣富强而献身的一种动力。
申泮文1929～1940年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学习。他说，这10年的南开学习生活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影响了我这一生。从初中一年级踏入校门，老校长张伯苓先生就反复地给大家讲解南开精神。校歌里高唱的“巍巍我南开精神”确实不是空话，它概括了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在我们身上化为无穷无尽的力量，激励着我们自强不息。我虽已年逾耄耋，但当我想到校歌里这段名句“巍巍我南开精神”的时侯，我就感到仍然年轻，仍然浑身充满了力量。南开精神的最核心内容是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张伯苓先生坚持办学，以教育救国为己任，把深刻而含蓄的爱国思想寓于他的教育活动之中，力图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爱国爱民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的人才，形成了他的“公”与“能”的教育思想体系。他和全校教师职工一道，时时处处以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教育学生，使“振兴祖国，匹夫有责”成为全体师生的共同信念。我的中学同班同学在毕业前后，纷纷走上了报国的途程：有的投考了陆军学校或航空军校，后来在抗日战争中献身于祖国的疆场或蓝天之上；有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到冀鲁农村组织农民武装，发动游击战争，抗击日寇；有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行列；有的继续升入大学或出国学习深造，求取更高的科技文化知识，为祖国的复兴准备力量。
1937年7月29日南开大学被日本侵略军轰炸，校园被夷为平地，南开中学亦有一部分校舍被炸毁。这正是因为张伯苓和南开学校师生的爱国精神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痛恨，所以在芦沟桥事变不久，便迫不及待地想一举把南开学校从中国的大地上抹掉。日本军国主义者根本不能理解，张伯苓校长倡导的南开精神是永远不会被他们的侵略气焰摧毁的。相反，南开校园的被毁，更加激发了海内外南开人的同仇敌忾。
在中国近代史中，最懂得教育艺术的莫过于张伯苓先生。1986年党和政府评他为“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家”，就是因为他在一生从事的教育事业中，始终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一切教育的先导，办学效益卓著，人才辈出。例如他的得意门生周恩来，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革命者和国家领导人，除了本人的天赋秉性和党的教育培养之外，也受益于南开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具体帮助，包括周恩来赴法国留学也是受南开校董严范孙先生资助的。张伯苓先生终生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他的教育经验可以归纳为：“对学生的教育应该是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心，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公民素质教育，使学生在德、智、体、群、美、劳、创业、服务等方面得到全面均衡地发展，把学生培养成为爱国、救国的建设人才。”百年以来南开学校毕业生和校友中人才济济，有国务院总理、副总理3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4位，全国政协副主席5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中央研究院院长4位，大学校长12位，两院院士64位，大学教授、文化名人、高科技人员、名医等高层次人才不可尽数。这一事实充分说明爱国主义教育环境出英才，爱国主义是教育事业的统帅，是灵魂，是素质教育的核心。
探究传承南开精神
一个世纪以来，“南开”教育已成为享誉全球的教育品牌，所有的“南开”系列学校始终被国内外公认为教育质量甚佳的名校，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这一为世人叹服的“南开现象”成因何在？
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说，南开有很多成功的办学经验，其中由张伯苓先生所倡导和培育的、由几代南开人心血凝聚的、与中华民族精神相一致的“南开精神”，是南开学校不断发展的源泉。“南开精神”不仅孕育出了规模宏大的南开教育体系，还造就和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艺术家。探究并传承南开精神，对于当代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深重的灾难面前，教育救国成为中华民族群体觉醒的表征之一。张伯苓先生弃武从教，就是要“救国”，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要造就新的人才。
张伯苓先生认为，育人最紧要的是培育精神。他教导学生说：“精神是立志的表现，无论何事，无精神必归失败。诸君当知，中国近来之巨患不是来自有形之物质，而在缺少无形之精神。精神聚，虽亡非真亡，精神涣，不亡亦抵于亡。”从创办南开学校之初，他就教导学生首先要热爱祖国，有为民族的救亡图存担负起时代重任的使命感。
薛进文认为，把德育置于人才培养的首位是张伯苓先生的核心教育理念。张伯苓强调“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知识教育，而应特别注重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明确提出了“以德育为万事之本”的命题。他教育师生要“知中国，服务中国”；教导学生“处世要有奋斗精神”，“奋斗即是生活的方法”；告诉学生“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要“学行合一，行做人之道”，要求教师“不能以教书、教学生为满足”，“应该更进一步，教学生行，行做人之道，这样才能算是好的教育”。张伯苓先生一向强调要培养健康的民族精神和个人的坚强意志，无论个人还是民族都应保持饱满的“精气神”。他总讲：“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这是一种笑对人生的健康心态。南开学校的40字“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强调的就是将人格教育纳入道德教育，从基本品德、基本价值观抓起，从日常举止的点滴行为抓起。
张伯苓先生及南开前辈以毕生之力熔铸了南开精神，培育了南开“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优良传统，亲自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这是张伯苓教育思想与时代精神的凝聚和升华，对南开大学在艰难曲折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南开的发展历史证明，一所学校只要有一种昂扬的爱国、救国、强国的精神，并锲而不舍地为之奋斗，就能拥有生生不息的活力。
永不服输的“伯苓”精神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专家梁吉生认为，张伯苓留给人们的首先是一种精神——“伯苓精神”，即永不服输、顽强拼搏的精神，日新月异、自强不息的精神。按张伯苓的口头禅来说，就是“干”——苦干，硬干，穷干，拼命干！咬定牙根努力干！干，就是要奋斗不已，发奋图强，跌倒了爬起来，失败了不灰心，不气馁，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张伯苓就是以一个“干”字作为前驱先路的利器，干出了一片教育新天地。
张伯苓“干”字背后有着强大的思想动力，就是救国、救亡，使国家强大。他在1929年旅英讲话中说：“吾日夜所努力所希望者，欲二三十年内之世界史中，有一章曰‘新中国之觉悟与崛起’”。正是这种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焕发了张伯苓强烈的入世精神，催生出“教育救国”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激发他用教育改进社会、振兴中华的无穷热情。
在办学上，张伯苓不盲目攀比和大而全，他固守自己办学力量的底线，量力招生，决不图财扩招，不开学店，不卖文凭。张伯苓公开提出办学“三不”主张：一曰不偏——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二曰不私——清廉为本，以诚立世，不以学校为致富的门径，不以办学为进身之阶；三曰不假——不自吹自擂，不虚假招摇，真诚办学，不欺学生，不欺社会。“三不”主张既是校长的人格，也是学校的“校格”，也是教育事业“安身立命”的基础。
张伯苓是社会新文化的倡导者，也是移风易俗的实践者。他把近代西方体育引进古老的塾馆教育，带领他的学生，跳高、跳远、踢球、赛跑。后来他还组织了天津市体育协会，举办天津市运动会，率领天津市运动员参加华北地区、全国运动会及远东运动会，成为天津体育运动的开创者。
张伯苓重视学校文化建设，努力以共同的价值取向、精神意志、行为标准，形成学校的主流文化。他特别强调社团活动，他说：“南开学校为训练学生做事能力、服务精神，并培养社会领袖人才起见，鼓励学生自动组织各种社团，通力合作，团结合作。”当年南开的话剧、体育就是在广泛群众基础上，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分子的，周恩来、曹禺、陈省身等都是活跃的社团骨干。张伯苓不仅支持师生组成话剧团，而且带头编演话剧。早在1909年他就编导了《用非所学》一剧，并且亲自饰演主角，在京津地区产生了强烈反响。因此，他被称为“话剧第一人”。
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又一特点。张伯苓努力与开明绅士、民族实业家以及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密切联系，建立互补双赢机制，吸收了一大批民间资金支持南开教育，创造了中国近代民办教育的一个奇迹。张伯苓作为中国近代民办教育的先驱者，是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取代他的。
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形成，不仅来自个人长期的教育实践和不断的理性思考，而且深深地植根于20世纪前期的中国和世界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土壤之中。
回顾张伯苓一生的教育活动，一个非常突出的印象就是他始终是依据实际需要出发办教育的，常常是从教育与社会的密切联系中构建其教育实践的支撑点的。张伯苓是一位有自己体系、有自己理论特色的教育实践家。
【张伯苓语录】
·“我无天才，又无特长，我终身努力小小的成就，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
·“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俾我中国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不至受淘汰。欲达此种目的，务须对症下药，即：注重体育，锻炼健强之国民；注重科学，培养丰富之现代知识；注意精神的修养……”
·“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土货的南开，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
【张伯苓故事】
张伯苓与学生一起戒烟
一次，张伯苓发现有个学生手指被烟熏黄了，便严肃地劝告那个学生：“烟对身体有害，要戒掉它。”没想到那个学生有点不服气，调皮地说：“那您吸烟就对身体没有害处吗？”张伯苓对于学生的反问，歉意地笑了笑，立即让工友将自己所有的吕宋烟全部取来，当众销毁，还折断了自己用了多年的心爱的烟袋杆，并诚恳地说：“从此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果然，打那以后，张伯苓再也不吸烟了。
“不要爱钱，够用就行”
当年社会上的私立学校多为赚钱，南开也属私立，却是一所赔钱的学校。南开大学能够维持正常运转，主要靠张伯苓到国外去募款。他去美国募捐，总要带上南开饲养的金鱼，捐款1万美元以上的送金鱼1尾。他在学校账上支出10尾金鱼，补上的一定是10万元以上的美金。
张伯苓一生从国内外给南开募集的款项数以千万元计，而且多属个人行为。他提留若干入私囊，别人不会知道，也不会过问。但他绝不肯，也不屑于这样做，而是分文不差地放入南开的账户。很多人就是由于敬佩他办学的毅力和纯洁高尚的品德而慷慨解囊的。张伯苓从不想藉南开升官发财，他经常告诫学生：“不要爱钱，够用就行了。”
张伯苓去北京办事，永远坐三等车厢，每次都住在一家一天一元钱、管吃管住的小店。张伯苓当时名气已经很大了，可是仍然居住在西南角平民区的简陋住宅里。一次，张学良将军慕名来访，汽车在土路上跑了几趟也没找到“校长公寓”。事后张学良惊叹说：“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非为始料，令人敬佩！”
“我每月帮她30元钱”
1948年12月，早年南开大学的女学生王守媛病故了，静穆的灵堂里，停放着一口朱红大漆棺木，格外引人注目。人们轻轻抚摸着它，不禁为死者的不幸而深深哀叹，同时，又为她得此棺而深感荣幸。这是她在南开大学上学时的老校长张伯苓先生得知她去世消息后，马上送来的。看着老校长送来的这口棺木，多少南开人的心中，无不激荡着敬仰之情。
当年的王守媛，是一个品学兼优、多才多艺的好学生。可惜，这个才华出众的女学生，读到大学二年级时就患了严重肺病，只好休学。守媛身世凄苦，继母对她不好，全家迁往北京，只将她孤苦一人留在天津。抗战胜利后，她寄居在外祖母家，病情日渐严重，境况愈加窘困。
当时大学部训导长王文田是守媛在女中部时的同窗好友，无意中向老校长述说了她的这种不幸遭遇。老校长一向器重这个得意门生，听到她的遭遇后，马上对王文田说：“你不用管了，我每月帮她30元钱。”说着，当场就给王文田30元，让她给守媛送去，并说：“你告诉守媛，好好安心养病，我每月一定照付她生活费。”
这种资助，一直到王守媛病故，从没间断。就是后来，在张校长离津去南京任考试院院长前夕，还特地告诉王文田，王守媛的生活费已经交给总务主任史学曾了，以后每月去那里领取即可，最后又嘱咐一句：“告诉守媛，好好养病。”
守媛去了，想必她在天之灵，也永不会忘记老校长对她慈父般的无限关怀。(淑贵)
《中国教育报》2006年4月29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