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武汉大学校史渊源的论证意见

　　光明网12月9日讯近日，武汉大学校史问题引发舆论强烈关注，武大是否具有120年的校史成为争论焦点。包括武汉大学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武汉大学教师吴骁、北师大教育学部教育史教授孙邦华、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梅志罡等人均认为，武大校史存在“注水”的问题。而武汉大学方面则先后多次回应争议，重申“武大源于自强学堂”，并通过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萧致治发声，称“武汉大学120年的史实有充分依据”。今天凌晨，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倡建者和奠基人、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和著名教育史专家、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经要求授权光明网独家发布一份重要的历史资料――1993年10月的《关于武汉大学校史渊源的论证意见》手稿。

　　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校庆办负责人、校长助理彭宇文曾对媒体表示，“1993年校庆时，经过专家充分论证，确定为百年校庆。校庆前，在当时国家教委直接指导下，就武大校史溯源问题进行了审慎考证。学校首先邀请湖北省、武汉市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１５位专家进行了论证，得到一致认可。接着，学校又邀请在全国高教界很有影响的专家（国家教委指定的５位、学校特别延请３位）进行了更深入的论证。除一位专家在基本认同的前提下提出希望学校继续查找第一手资料，使论证工作更为圆满外，其余专家都完全同意前期的论证意见，认为“武汉大学的校史应从１８９３年湖北自强学堂开办之时算起”的结论是成立的。”显然，其中提到的“在基本认同的前提下，提出希望学校继续查找第一手资料”的专家就是潘懋元先生。

　　在这份珍贵的资料中，我们注意到，潘懋元教授和刘海峰教授言辞恳切、用词极为委婉，虽未直接否决，亦未断然同意，但整体的意思还是希望武汉大学“三思而后行”。两位教授用大幅笔墨引用史料，阐述“尚无第一手资料证明武昌高师与方言学堂存在传承关系”的观点。同时，论证意见强调“虽是在同一地址，但武昌军官学校与方言学堂及武昌高师有否传承关系，是武汉大学校史能否从1913年上延的关键所在。”但关于这一“关键问题”，现在是否找到了据有说服力的史料，武汉大学在多次回应中均未直接提及。

　　现将《关于武汉大学校史渊源的论证意见》全文及影印件刊发，关于武汉大学校史问题的争论，光明网教育频道将继续关注。（记者 战钊）

论证意见全文如下：

　　关于武汉大学校史渊源的论证意见

　　受中共武汉大学委员会、武汉大学的委托，对武汉大学校史渊源提供咨询论证意见。读了武汉大学校长办公室1993年9月22日《关于武汉大学校史应从湖北自强学堂开办之时算起的论证报告》和附件，经查阅部分其他有关史料，我们认为：

　　武汉大学的校史能否从湖北自强学堂开办之时（1893年）算起，关键在于一、湖北方言学堂与自强学堂是否有衔接或继承关系；二、武昌高师与方言学堂或武昌军官学校是否有继承关系。关于第一点，方言学堂是1912年从自强学堂改办而来，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衔接紧密，不成问题，史实昭然，论证报告言之有据，可以肯定方言学堂即是自强学堂的直接继续。
 

　　关于第二点，武昌高师与方言学堂是否据继承关系，似乎还需找出第一手资料加以论证。经查证，武昌高师确实在方言学堂原校址上建立，武汉大学成立后有关学校的“沿革概要”也都追述清末方言学堂作为学校的起源，从远点看，武汉大学的论证报告时有一定的根据的。但是，方言学堂于1911年3月停办之后，直至1013年7月筹办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间有过中断，且又插入一所武昌军官学校。虽是在同一地址，但武昌军官学校与方言学堂及武昌高师有否传承关系，是武汉大学校史能否从1913年上延的关键所在。

　　查清政府《政治官报》宣统三年二月十八日第1212号所载《学部奏核议湖北方言学堂仍照该省原议停办折》（已收入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可知当时湖北方言学堂并非因战争动乱等原因停办，而是因教学内容单一（外语）较难适应社会需要，又乏中学毕业生可以升入，加上财政困难，按当时部章，湖广总督瑞澂根据咨议局的决议，奏请停办。宣统三年二月十四日（1911年3月14日）奉旨：“依议。钦此。”此后，该校便实际停办了。（见附件）

　　又查民国时期《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第一“学校教育概况”第152页所载《高等师范学校一览表》，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栏内有：“二年七月，由部派员筹办武昌高师，十月该校送管理细则，准照行，十一月开课。十三年二月请改师范大学，经部照准。”同表内北京、成都等十所高师皆标明“由前清优级师范学堂改名”，只有武昌和南京两所高师为民国初年筹办，未说明与其他学校是否有继承性，且民国《教育公报》第6年（1919年）第2期记载武昌高师报告概况“沿革”中，开首即言“本校开办在民国二年秋。校舍在前清时历办农业学堂[待考——引者注]、方言学堂，入民国后又改名军官学堂。”论证报告附件所录《国立武昌高师己未同学录》和《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大事记》也以“中华民国二年七月”为校史开头，与此后各年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沿革概要”以“清末张之洞设方言学堂”为开头有所不同。

　　限于时间促迫，又遇节日图书馆闭馆，资料有限，我们一时未能找到其他有关资料加以论证。建议武汉大学最好能找到武昌高师开办时的筹办报告或批件之类的文献或档案。我们认为，只要这些第一手资料中或武昌高师15年间的其它资料中，有提到与此前的湖北方言学堂有继承关系，武汉大学校史起算时间上延至1893年的论证便可以成立。

　　至于自强学堂是“程度与高等学堂略同”的学堂这一点，论证报告所述正确。

　　以上论证意见，仅供参考。

　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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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教师质疑学校篡改校史 披露“造假”内幕

　　【光明网教育】日前，武汉大学校史授课老师吴骁撰写长文《吾爱吾校，吾更爱真理――对武汉大学建校年代及相关校史问题的沉重反思》，彻底否定自己先前的观点，强调“武汉大学将本校校史延长并追溯至1893年的观点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大量的历史证据充分证明，武汉大学的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1913年。”

　　此前，武汉大学举行119周年校庆活动并宣布120周年“校庆年”正式启动，此举招致包括老校长刘道玉在内的众多校友的质疑，他们认为，武汉大学的前身只能追溯到1913年创建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与自强学堂并无传承关系。

　　吴骁在文中披露，所谓“百年名校”，不过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虚幻泡影。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武汉大学一直非常明确地以1913年作为自己的建校年代，但到了1992年底，武汉大学却突然宣布要在次年举办百年校庆。据称，对于武汉大学的百年校庆，教育学界的大多数人还是不认可的。

　　1993年国庆节前后，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倡建者和奠基人、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先生在为武汉大学做校史论证后认为，将校史追溯到1893年的自强学堂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们“知道在武昌高师筹备过程和批准文件中，以及武昌高师10年办学历程中没有人说和自强学堂有什么继承关系的”。

　　碍于情面，潘懋元先生和他的学生刘海峰教授最终出具了一份言辞委婉的结论，希望武大方面再找找史料，“言下之意是找不到的话就不能成立”。但武汉大学钻了这个委婉的结论的空子，断章取义的拿出对自己有利的文字，“造成他们二位也认同武汉大学校史上延的假象”，从而将其归入“一致赞同”之列。对此，“潘懋元先生颇有微词，还曾专门致信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领导提出抗议，后来武大方面也回信表示了歉意。”

　　吴骁表示，武汉大学至多只能追溯到1913年。理由包括其一，自强学堂（方言学堂）早在1911年初彻底终结；其二，1913年创办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是新生的民国政府大力发展师范教育的直接结果，而绝非在清末便已停办的方言学堂的恢复、更名或改组；其三，武昌高师仅仅只是利用早已停办的方言学堂的旧有校舍进行性质与内容截然不同的办学，与前者并无任何实质性的继承关系；其四，武昌高师的绝大多数师生校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均未明确认同方言学堂为本校前身等。

　　在武汉大学的公开介绍中，自称“武汉大学溯源于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历经传承演变，1928年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大学。”查看“自强学堂”的历史我们发现，其1893年由张之洞创办，揭开了湖北教育的序幕，1896年，学堂首次选送学生赴国外留学；1902年改名为方言学堂，方言即外语之意。1911年3月，辛亥革命前夕，新任湖广总督瑞征认为学堂“风气不端”，湖北提学使王寿彭认为经费无法支持。遂以教育经费紧张为由强令停办，校产交武昌军官学校使用。自此，自强学堂断档。

　　1913年，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后，规划在全国设立六所高等师范学校，经教育部派员实地考察后，于7月7日决定在东厂口原方言学堂旧址，延用原方言学堂师资及图书设备，筹办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这个“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被认为是武汉大学之肇始。而后又经历了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国立武汉大学直至今天的武汉大学。

　　从现有的史实来看，自强学堂已经在1911年3月先行停办，与后来建立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确无传承关系。吴骁认为，“方言学堂的停办，是清政府学部与湖北地方当局的既定决策，也是符合教育规律与社会发展要求的一次正常的停办，这与不久后全国各地的诸多学堂因辛亥革命爆发所导致的局势动乱而被迫停办（非正常停办）有着本质的区别。既已依照正常程序予以停办，也就没有什么恢复重建的理由了，这也标志着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前后共18年的历史最终划上了句号。”

　　武汉大学“校史”疑云引发媒体和网友的强烈关注。有网友“静看落叶成泥”表示，“武汉大学咱能不能不丢人，往自己脸上贴那点皱纹很光荣吗？虚名毕竟是虚名，群众已没有当年那么好忽悠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你没有与时俱进。咱毕竟也算是高校，不与时俱进就代表着在倒退，你还在这里恬不知耻的自欺欺人，有没有想过真正的百年老校如山大、北师大对此作何感想，脸毕竟是靠自己挣的。”人民日报的一则评论则称，“明明没有那么长时间的校史，硬要傍上一个“阔东家”，是不是有点不自信呢？”

　　中国青年报还披露，不忠实于真实的校史的，并非只有武大一家。深圳大学教授李均曾举过一个例子，2001年，刚刚合并组建的江南大学，在第二年就高调举办了“百年校庆”，理由竟是其前身之一无锡轻工业学院的前身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有一小部分师生是从南京大学食品工业系分过来的，这种“历史渊源”，让新组建的江南大学拥有了自称“百年老校”的资本。另外，青岛大学的校史也饱受争议，很多人质疑其“盗用”山东大学和中国海洋大学的校史。

　　吴骁在《吾爱吾校，吾更爱真理――对武汉大学建校年代及相关校史问题的沉重反思》一文中，对武汉大学“沽名钓誉”的篡改建校年代表达不满和担忧，他认为，武汉大学在校史追溯问题上损害了自身声誉，失去了教育界、学术界和兄弟院校的尊重。另外，武汉大学开了一个“坏头”，延长校史的做法产生了恶劣影响，而且直接造成广大师生校友对本校历史与传统的认知混乱。（战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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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教师驳斥"校庆办负责人就校史问题回应"

　　光明网12月7日讯日前，武汉大学校史争议引发舆论强烈关注，光明网教育频道连续跟踪报道此事。（详情见专题武大校史争议）12月5日武汉大学官网发布了《武大校庆办负责人就校史问题答记者问》，对校史问题公开回应。今天，曾公开质疑武大校史浮夸造假的武汉大学教师吴骁向光明网发来独家回应文章，对武大的官方回应逐一驳斥。

驳斥一：校方称120年校史存“历史客观依据”歪曲事实

　　针对武大称120年校史存在“客观的史实依据”一说，吴骁表示有避重就轻之嫌，甚至是歪曲事实的官话、套话。据悉，早在1983年，学校便认为武汉大学校史应溯源于1893年，只是“为慎重起见”，当时的校庆仍定为70周年，但在“时任校长”刘道玉在报告中已强调说明：“武汉大学的前身是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于1913年11月2日建立，校址在武昌东厂口。再追溯远一些，武昌高师又是张之洞、谭继询于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沿革而来”。刘校长主持的那场校庆仍然是70周年校庆，而不是90周年。

　　吴骁认为，虽然刘道玉老校长曾在校庆报告中还是提到了将校史继续往前追溯的可能性，但那是充分尊重和吸收了一些校史专家的意见，公开承认了在这一问题上不同学术观点的存在，为将来对此问题的继续深入研究埋下了伏笔，且不论其本身的是非对错，这至少是一种比较开放的学术态度。

　　至于1993年的校史论证，《答记者问》中称“学校首先邀请湖北省、武汉市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15位专家进行了论证，得到了一致认可”。但据吴骁披露，这15位专家除了都在湖北、武汉本地工作之外，更有一半左右为武汉大学在校教职工和校友，这样的论证违背了最基本的学术回避原则，蒙上了强烈的本位主义色彩，其论证结果是否具有公信力值得质疑。

　　吴骁指出，学校还隐瞒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国家教委曾明确提醒武汉大学，应就该校举行“百年校庆”之事，请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天津大学几所近代以来早期创办的大学及若干高等教育史专家共同开会论证，但直到武汉大学的所谓“百年校庆”举行过后，这几所兄弟高校仍未收到武汉大学的论证材料，也未接到召开研讨会的通知。

　　当武汉大学向新闻界正式发布消息，宣布将举行“百年校庆”，不少兄弟高校均“深感惊诧”。当年11月1日，天津大学上书国家教委提出异议，认为“武汉大学突然宣布庆祝百年校庆的做法，实在令人迷惑不解和无法接受”，除了校史的论证本身“极不严肃”外，“武汉大学利用传媒造舆论以造成武汉大学今年百岁的既成事实，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有损于高校之间的团结，也有损武汉大学自身的声誉”。天津大学还曾在《光明日报》刊出整版校史资料，其主题词即为该校校训――“实事求是”。

　　驳斥二：武大称120年校史“深入人心”实乃自欺欺人

　　针对是武大称120年校史已“深入人心”、“广泛认同”，吴骁认为是刻意误导自欺欺人的行为。《答记者问》一文称，在武汉大学1993年的“百年校庆”和2003年的“110周年校庆”过后，武汉大学历史溯源的1893说“已经深入人心，得到了校内师生、各地校友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据吴骁介绍，近20年来武汉大学的广大师生校友对于1893说的认同度确实是非常高，但这主要是由于绝大多数人对于本校校史并无专门研究或较深了解，对于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主流观点也不熟悉，自从1993年武汉大学篡改校史之后，在校方十几年如一日的长期宣传与灌输下，绝大多数师生校友便会自然而然、“先入为主”地接受这种伪说。形成一个虚假的共识。

　　吴骁表示，近20年来，在武汉大学的师生校友中，在校史起源问题上一直都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校方却称武汉大学校史起源的1893年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一说站不住脚。全国的高等教育学界以及教育史学界，众多专家学者都曾发表论文对武汉大学篡改校史进行批评。

　　针对校方宣称“将让已见证过100周年及110周年校庆的广大师生和校友难以接受”一事，吴骁认为，“在1991－1992年间，武汉大学原本在积极地筹备80周年校庆。而当学校在1992年底突然宣布要办所谓“百年校庆”的时候，却从没考虑过这些师生校友的接受度。在那些先后经历过1983年的70周年校庆和1993年所谓“百年校庆”的武大师生校友中，对学校轻率延长校史的做法感到无比难堪和羞耻的大有人在。”

　　驳斥三：武大称在“学术范围”内讨论校史问题严重缺乏诚意

　　《答记者问》一文称“对学校的历史起源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在一定范围内讨论，但不宜炒作。”。吴骁认为，事实上不论是在19年前，还是在19年后的今天，武汉大学校方在本校校史起源这一学术问题上，均严重缺乏严谨求实与开诚布公的学术态度。

　　据吴骁披露，早在1993年武汉大学所谓“百年校庆”前夕，就曾有兄弟院校的专家学者，将武汉大学的校史论证结果彻底驳倒，并且非常委婉、充满善意地提醒校方“不要把学术研究中尚不成熟的结论作为指导工作的依据，切望慎之又慎”。然而，武大方面却对此置若罔闻，一方面始终没有胆量按照国家教委的要求邀请几所兄弟院校及来自外地的专家学者一同召开校史论证会，另一方面，则对潘懋元、刘海峰教授的反对意见“断章取义”，蓄意歪曲，自欺欺人地营造出一种“一致赞同”的假象。事实上，潘懋元、刘海峰教授对武汉大学的校史论证报告提出了颠覆性的意见，而来自其他兄弟高校的反对意见亦为数不少，结果武汉大学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举行了所谓的“百年校庆”，明显有违学术准则和学术道德。

　　直至今年年初，武大校内有专家学者向学校提出，武汉大学目前的校史起源伪说，根本就得不到学术界的承认，建议在此次重修校史时予以改正6月初，刘道玉老校长第一次上书学校当局，提出了同样的诉求。当时，学校有关领导曾表示，将在近期内召开专家论证会，重新论证武汉大学的校史起源问题，但此事不了了之。

　　驳斥四：校方有错不改有违“传承学校优秀办学传统和弘扬大学精神”

　　《答记者问》一文在最后公开表示，“武汉大学将不会改变举办12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并以此为契机，不断传承学校优秀办学传统和弘扬大学精神”。对此，吴骁表示,面对学校内部对于本校校史起源问题的不同意见，校方总是一味地试图去掩盖甚至压制，而不是积极主动地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讨论氛围.

　　在此事最终公开并得以广泛传播之后，眼见舆论形势已无法控制，便又掩耳盗铃地摆出一副“学校无意卷入一些无谓的争论折腾中”的高姿态。吴骁呼吁应该让这一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已给了武汉大学广大师生校友以及社会公众一个最好的交代。（光明网记者战钊 李平沙）

　　光明网教育专题报道》》
 

附全文：对《武大校庆办负责人就校史问题答记者问》一文的全面驳斥

　　对《武大校庆办负责人就校史问题答记者问》一文的全面驳斥

　　2012年12月5日深夜，武汉大学珞珈新闻网发布了《武大校庆办负责人就校史问题答记者问》一文，以下简称为《答记者问》），对刘道玉老校长及本人近日公开质疑本校校史浮夸造假行为一事进行了正式回应，阅毕，对文中的绝大多数观点均不敢苟同，特此全面驳斥如下。

　　是“客观的史实依据”，还是避重就轻甚至歪曲事实的官话、套话？

　　《答记者问》一文指出，早在1983年，学校便认为武汉大学校史应溯源于1893年，只是“为慎重起见”，当时的校庆仍定为70周年，但在“时任校长”的报告中已强调说明：“武汉大学的前身是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于1913年11月2日建立，校址在武昌东厂口。再追溯远一些，武昌高师又是张之洞、谭继询于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沿革而来”。我想请教的是，这位“时任校长”究竟是谁？不正是近日带头质疑本校校史的刘道玉老校长吗？为什么该文不敢明确地点出其姓名？刘道玉校长的报告中固然明确指出武昌高师是由自强学堂沿革而来，但他主持的那场校庆仍然是70周年校庆，而不是90周年，其主要原因，正是《答记者问》一文中所说的“为慎重起见”，再往深层次里追究，乃是因为刘道玉校长在对此问题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之后，认为“证据不足”，有待进一步研究，于是还是坚持举办70周年校庆。至于他在校庆报告中还是提到了将校史继续往前追溯的可能性，则是充分尊重和吸收了一些校史专家的意见，公开承认了在这一问题上不同学术观点的存在，为将来对此问题的继续深入研究埋下了伏笔，且不论其本身的是非对错，这至少是一种比较开放的学术态度。当然，在笔者个人看来，由于1893说从根本上来讲是站不住脚的，而刘道玉校长的这番讲话，又是武汉大学有史以来官方领导人第一次在正式讲话中将自强学堂纳入本校的校史沿革，只是尚未正式以之来计算建校时间，在客观上必定起到了助长将校史进一步上延趋势的后果。因此，本人认为，对于这一历史错误，今日明确反对1893说的刘道玉校长，多多少少也是要负一定的历史责任的，正如本人也应该为自己2003年那篇为1893说辩护的网文中的部分错误观点和论证承担一定的学术与社会责任一样。

　　由于刘道玉校长现在是明确反对1893说的，这就跟29年前的这次校庆讲话的有关表述产生了明显的矛盾，二者之间，必有一是非之别。而《答记者问》一文完全罔顾刘道玉校长目前的观点，在略去其姓名的前提下引用他过去的讲话内容作为“客观的史实依据”，请问这样的做法是否妥当？是不是心虚的表现？学校为何不派人去采访刘道玉本人，询问他对自己过去这段讲话的具体看法？这样是不是会更加客观一些呢？

　　至于1993年的校史论证，《答记者问》一文也承认，“学校首先邀请湖北省、武汉市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15位专家进行了论证，得到了一致认可”。据笔者所知，这15位专家除了都在湖北、武汉本地工作之外，更有一半左右为武汉大学在校教职工和校友，这样的论证，是不是违背了最基本的学术回避原则，而蒙上了强烈的本位主义色彩？其论证结果是否具有公信力？为何不邀请更多的外地学者参加论证会？

　　此外，学校还隐瞒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国家教委曾明确提醒武汉大学，应就该校举行“百年校庆”之事，请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天津大学几所近代以来早期创办的大学及若干高等教育史专家共同开会论证，但直到武汉大学的所谓“百年校庆”举行过后，这几所兄弟高校仍未收到武汉大学的论证材料，也未接到召开研讨会的通知。恰恰相反，它们正是在等待武汉大学通知其参加论证会的过程中，突然获悉武汉大学向新闻界正式发布消息，宣布将举行“百年校庆”的！对此，这几所兄弟高校均“深感惊诧”，其“海内外校友纷纷质询”，其中天津大学“尤感愤懑”。当年11月1日，天津大学上书国家教委提出异议，认为“武汉大学突然宣布庆祝百年校庆的做法，实在令人迷惑不解和无法接受”，除了校史的论证本身“极不严肃”外，“武汉大学利用传媒造舆论以造成武汉大学今年百岁的既成事实，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有损于高校之间的团结，也有损武汉大学自身的声誉”。11月18日，天津大学还在《光明日报》刊出整版校史资料，其主题词即为该校校训――“实事求是”。

　　最后，《答记者问》一文中的“除一位专家在基本认同的前提下提出希望学校继续查找武昌高师与方言学堂是否有传承关系的第一手资料，使学校的论证工作更为圆满外，其余专家都完全同意前期的论证意见”一句，委实是在时隔19年之后，对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老先生的又一次侮辱。事实上，潘懋元先生1993年在与他的学生刘海峰教授一同为武大作校史论证时，就明确得出了“不能成立”的结论，只是为了顾及武汉大学的颜面，潘懋元先生要求将文字写得“客气”一点，便在论证意见中比较委婉地提出：“建议武汉大学最好能找到武昌高师开办时的筹办报告或批件之类的文献或档案。我们认为，只要这些第一手资料中或武昌高师15年间的其它资料中，有提到与此前的湖北方言学堂有继承关系，武汉大学校史起算时间上延至1893年的论证便可以成立。”据刘海峰教授解释：“言下之意是找不到的话就不能成立。”根据这两位中国高等教育史领域的权威学者的研究结果，“在武昌高师筹备过程和批准文件中，以及武昌高师10年办学历程中没有人说和自强学堂有什么继承关系”，因此，他们的这一论证意见，实际上是对武汉大学校史论证报告的一个委婉的否定。

　　然而，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潘懋元先生仅仅只是出于“客气起见”的“一念之差”，竟然被武汉大学钻了个大空子。事实上，武汉大学当时不仅没能找到并提供在潘懋元、刘海峰教授看来最为关键的“第一手资料”，反而对他们的论证意见“断章取义”，在本校的学报上公开刊出其认可自强学堂与方言学堂之间继承关系的几句相对次要的文字，“却舍弃了关键的部分”，即对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之间继承关系的质疑，造成他们二位也认同武汉大学校史上延的假象，从而将其归入对武大的校史论证结论“一致赞同”之列。对此，潘懋元教授颇有微词――如果他老人家早知道武汉大学竟然能如此不爱惜自己的学术声誉，干出这种有违基本学术道德的事情来，恐怕也不会在自己的论证意见中对武大如此“客气”了吧！――曾专门致信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领导提出抗议，后来武大方面也回信表示了歉意。如今，人证、物证俱在，武汉大学竟然还敢将潘老先生19年前的那份颠覆性意见蓄意歪曲成“一位专家在基本认同的前提下提出希望学校继续查找武昌高师与方言学堂是否有传承关系的第一手资料，使学校的论证工作更为圆满”，请问这种行为如何对得起这位如今已92岁高龄的兄弟院校老教授？如何对得起我们武汉大学近百年来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学术声誉？！

　　今年9月21日，刘海峰教授在给本人的回信中透露：“1993年底，潘先生就跟我商量说，将来适当的时候，要将我们的这份论证意见公开发表出来。如今已过去近20年了，历史会越来越证明这份论证意见的价值。”依笔者愚见，现在就应该是将这份意见公开发表出来，澄清事实真相的时候了。

　　是“深入人心”、“广泛认同”，还是刻意误导、自欺欺人？

　　《答记者问》一文称，在武汉大学1993年的“百年校庆”和2003年的“110周年校庆”过后，武汉大学历史溯源的1893说“已经深入人心，得到了校内师生、各地校友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的确，近20年来，武汉大学的广大师生校友对于1893说的认同度确实是非常高的，但这主要是由于绝大多数人对于本校校史并无专门研究或较深了解，对于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主流观点更是毫不知情，而自从1993年武汉大学篡改校史之后，在校方十几年如一日的长期宣传与灌输下，绝大多数师生校友便会自然而然、“先入为主”地接受这种伪说（笔者从一开始也是如此），形成一个虚假的共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虚假的东西毕竟是虚假的，永远都不可能变成真实，这正如林肯所言，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事实上，近20年来，在武汉大学的师生校友中，在校史起源问题上一直都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只不过没有像今天这样形成如此之大的声势而已。

　　至于说武汉大学校史起源的1893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那就是贻笑大方了。君不见，武汉大学1993年举行所谓的“百年校庆”之时，国家教委态度鲜明地“只贺校庆，不贺百年”，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真正建于19世纪末的老牌名校，在给武汉大学“百年校庆”的贺信中，均未提及“百年”字眼，上海交大的贺信甚至连“校庆”二字都没有。至于全国的高等教育学界以及教育史学界，近20年来对武汉大学篡改校史的批评可谓不绝于耳。据笔者所知，相关的论文主要有如下这些：

　　席龙飞：《“武汉是中国现代高教最早发祥地”质疑》，《交通高教研究》1994年第4期。

　　刘海峰：《中国高等学校的校史追溯问题》，《教育研究》1994年第5期。

　　喻本伐：《中国近代大学“第一”之争剖辨》，《教育研究与实验》1995年第4期。

　　李均：《对校史追溯问题的再探讨》，《教育评论》2002年第2期。

　　刘海峰：《中国高校校史确定的原则与标准》，《中国高教研究》2004年1期。

　　熊贤君：《高等学校校史起始问题浅议》，《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年第6期。

　　李均：《生拉硬扯修“校史” 牵强附会成“笑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24日。

　　刘海峰：《追溯历史真实 确立高校校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4月18日。

　　面对学术界近20年来持续不断的批评，武汉大学却还要信誓旦旦地宣称本校校史起源伪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这是一所享有崇高学术声望的著名高等学府所应有的学术态度吗？！

　　至于什么“‘自强’二字已经深深熔铸到了武汉大学的大学精神和校园文化之中”，我想说的是，历史的谎言就算是已经重复了20年，它也不可能变成事实。在1993年以前，武汉大学没有任何一位师生校友曾经将“自强”列为本校精神文化气质最重要的关键词，而所谓“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新校训的由来，无非是为了配合校史的浮夸上延，极其肤浅地拿一个刚刚乱认的老祖宗的名字大做文章，将这根凭空捏造的新标签强行塞入我们的校园文化中罢了！但尽管如此，武汉大学就算天天把“自强”二字挂在嘴边，也改变不了100多年前曾经存在过的自强学堂与本校并无任何实质性继承关系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如今，校方却颠倒因果，拿这一校史浮夸的直接产物反过来论证校史浮夸行为本身的合理性，简直就是荒谬绝伦！

　　此外，我们今天所谓的“120周年校庆”活动，分明是建立在沿袭近20年来的校史起源伪说的基础上的，又何来“尊重历史、传承文化、顺应人心、顺理成章”之有？！在《答记者问》一文看来，如果我们能知错就改，重新办一场“拨乱反正”的“百年校庆”，居然就成了“对武汉大学的历史不负责任”，“必将是一场严重损害武大师生、校友感情的闹剧”，而按照校方的既定计划，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在早已被学术界主流观点所彻底否定的校史起源伪说的基础上，继续办一场欺世盗名、自降身价的伪“120周年”校庆，反倒是天经地义的了，这难道不是在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么？

　　至于“将让已见证过100周年及110周年校庆的广大师生和校友难以接受”一事，我想指出的是，事实上，在1991－1992年间，武汉大学原本在积极地筹备80周年校庆。如在1991年12月10日，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在《关于捐款修建武汉大学校门的倡议》中就明确指出：“一九九三年是学校建校八十周年，届时，学校将邀请校友来校同庆。”1992年4月11日，武汉大学天津校友会召开全体大会，并在会上讨论庆祝母校80周年大庆的活动。5月10日，武汉大学深圳校友会举行了庆祝母校建校80周年大会，武汉大学时任党委副书记皮乔松专程到会，并介绍了母校筹办80周年校庆的一些情况。11月5日，武汉校友会土木系分会举行全体会员大会，庆祝母校79周年并商讨明年参加母校80周年大会事宜。11月15日，南京校友会召开年会，庆祝母校建校79周年。同日，厦门校友分会召开母校校庆茶会，庆祝母校79周年校庆，并讨论如何迎接母校80周年校庆……以上所举事例，均白纸黑字地刊登在当年的《武汉大学校友通讯》上，任何人均可去查证核实。而当学校在1992年底突然宣布要办所谓“百年校庆”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这些师生校友的接受度呢？事实上，在那些先后经历过1983年的70周年校庆和1993年所谓“百年校庆”的武大师生校友中，对学校轻率延长校史的做法感到无比难堪和羞耻的，还是大有人在的。作为一所高等学府，其首要的目标即是要追求真理，而任何一个稍微具有一点科学精神和是非观念的人，只要能真正认识到武汉大学所谓的“百年校庆”和“110周年校庆”均是建立在错误的历史事实基础之上的，一定会痛痛快快地表示学校应当知错就改，又何来“难以接受”之有？！

　　“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武汉大学校方究竟有多少“在一定范围内讨论”的诚意？

　　《答记者问》一文扬言：“对学校的历史起源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在一定范围内讨论，但不宜炒作。”但事实却是，不论是在19年前，还是在19年后的今天，武汉大学校方在本校校史起源这一学术问题上，均严重缺乏严谨求实与开诚布公的学术态度。

　　早在1993年武汉大学所谓“百年校庆”前夕，就曾有兄弟院校的专家学者，将武汉大学的校史论证结果彻底驳倒，并且非常委婉、充满善意地提醒校方“不要把学术研究中尚不成熟的结论作为指导工作的依据，切望慎之又慎”。然而，武大方面却对此置若罔闻，一方面始终没有胆量按照国家教委的要求邀请几所兄弟院校及来自外地的专家学者一同召开校史论证会，另一方面，则对潘懋元、刘海峰教授的反对意见“断章取义”，蓄意歪曲，自欺欺人地营造出一种“一致赞同”的假象，像这种明显有违学术准则与学术道德的行径，难道是正常的解决“学术问题”的方式吗？！昨日，学校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了《关于武汉大学校史起源的有关情况说明》，文中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1993年8月23日，国家教委直属司的温纯、陈志龙同志以传真件向学校传达了一项指示，称“如果专家们有不同意见或分歧很大，应暂缓做出决定，以使审定结果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事实上，潘懋元、刘海峰教授可以说是对武汉大学的校史论证报告提出了颠覆性的意见，而来自其他兄弟高校的反对意见亦为数不少，不知是否符合国家教委所谓的“有不同意见或分歧很大”这一情况？可结果呢，武汉大学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举行了所谓的“百年校庆”，严重违反了国家教委的指示精神，也难怪后来大为不满的国家教委对武大“只贺校庆，不贺百年”呢！

　　再说当下，早在今年年初，就有校内的专家学者向学校提出，武汉大学目前的校史起源伪说，根本就得不到学术界的承认，建议在此次重修校史时予以改正（这其中自然也隐含了将所谓“120周年校庆”拨乱反正为“百年校庆”的意思）。6月初，刘道玉老校长第一次上书学校当局，提出了同样的诉求。当时，学校有关领导曾表示，将在近期内召开专家论证会，重新论证武汉大学的校史起源问题，但此事最后竟然没有了下文，不了了之！10月中旬，本人因感于伪“119周年”校庆日即将到来，如果学校当局届时如期启动所谓的“120周年校庆年”的话，那么，对本校校史进行拨乱反正将会更加希望渺茫、难上加难，基本上没有回头路可走。于是，本人才鼓足勇气，以个人名义直接致信学校当局，表示在一周之内，就会将自己在9月中旬写好的《吾爱吾校，吾更爱真理――对武汉大学建校年代及相关校史问题的沉重反思》一文公开发表在互联网上。随后，学校领导向我表示，近期内会公开承认本校校史存在争议，给全校师生一个开展自由讨论的空间，而且会在校庆活动中尽量淡化“120”这个数字。面对学校领导如此“开明”的态度，我也就随之作出了让步，没有公开发表此文，而只是在较小的范围内继续传播。可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学校当局有任何公开承认本校校史存在争议的表示吗？在11月29日的所谓“119周年”校庆晚会上，学校领导的讲话不但没有“淡化”120，反倒是在不断“强化”120！与此同时，看到众多武大学子纯朴的爱校之情与多方才艺被学校充分利用起来为虚假的“校史”和“校庆”大唱赞歌，我们实在是痛心不已，还能有足够的耐心继续保持沉默吗？！从年初到年底，我们给了学校当局如此长的、完全足够慎重考虑并作出妥善抉择的时间，而长期没有向社会公开此事，难道这样的学术诚意还不够吗？明明是学校当局对我们屡屡言而无信，严重缺乏以学术方式解决学术争议问题的基本诚意，又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们在完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此事在互联网上公开以及媒体对此事的所谓“炒作”？！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本人看到光明网的一条最新报道――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史教授孙邦华先生公开表示：“学术界已认定自强学堂与武昌高师无继承关系，武大已然将学术问题抛在一边，作出毫无依据的行政认定，这是不尊重学术的行政造假，已经突破了学术圈范围，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这比单纯的学术造假影响更坏。”这大概是此事自公开以来，第一次有学术界人士公开对武汉大学的校史浮夸行为发表评论，而这也更加充分地证明了武汉大学校方所刚刚宣称的本校校史起源伪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一说完全是自欺欺人，不攻自破。感谢孙邦华教授对武汉大学校史拨乱反正事业的鼎力支持！也期望更多的学术教育界人士能先后不断地站出来，携手帮助我们武汉大学来揭破这件在自己身上套了近20年时间的“皇帝的新衣”！

　　有错不改，掩耳盗铃，如何能“不断传承学校优秀办学传统和弘扬大学精神”？

　　直到现在，武汉大学校方还在继续自欺欺人地宣称自己“不需要通过所谓‘拉长历史’来提升学校的影响力”，这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难道武汉大学在19年前不正是这样做的吗？！难道现在的武汉大学不正是在延续19年前的这种“拉长历史”的做法吗？！面对学校内部对于本校校史起源问题的不同意见，校方总是一味地试图去掩盖甚至压制，而不是积极主动地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讨论氛围，在此事最终公开并得以广泛传播之后，眼见舆论形势已无法控制，便又掩耳盗铃地摆出一副“学校无意卷入一些无谓的争论折腾中”的高姿态，如此拙劣的表现，竟然还好意思吹嘘“十分珍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简直就是大言不惭！诚如《答记者问》一文所言，“武汉大学的地位和声誉是靠一代代武大人不懈努力，通过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和核心竞争力来奠立的”，然而，正是这样的一所大学，连自己的年龄都要造假，被揭发出来之后还振振有词，冥顽不灵地拒绝改正，反倒继续自吹自擂，自欺欺人，不知如何能“总结历史、传承文化”，“不断传承学校优秀办学传统和弘扬大学精神”，如何以诚信的价值观来教育广大在校师生，并向全社会树立起良好的信誉？！

　　《答记者问》一文在最后公开表示，“武汉大学将不会改变举办12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并以此为契机，不断传承学校优秀办学传统和弘扬大学精神”，实在是“叶公好龙”的典范！如果校方执意要像现在这样在坚持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本人既无能力去“逆天”，更不会再有任何心思去继续关心此事了。事已至此，虽然我们没能成功地说服校方对本校校史进行拨乱反正，但是最起码，我们让这一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已经给了武汉大学广大师生校友以及社会公众一个最好的交代。就让武大校方继续穿着这件“皇帝的新衣”去大操大办那场伪“120周年”校庆去吧，我个人已经无所谓了，就像我今年10月16日在写给学校当局的那封信中所说的那样，我写作《吾爱吾校，吾更爱真理――对武汉大学建校年代及相关校史问题的沉重反思》这篇文章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武汉大学广大师生校友的心目中，深深地埋下对本校现行的校史溯源伪说进行‘拨乱反正’的种子。而这一点，也是我最近几个月以来，之所以能够顶住巨大的心理压力，始终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从事这一重要活动的根本动力与核心目标”。（吴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