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官本位” 回归“学本位”
临沂大学八位处长辞职当教授
本报临沂11月24日电（记者周华、赵秋丽 通讯员文锋）近日，山东临沂大学完成了新一轮专业技术岗位全员竞聘，8位具有正高职称的在职处长“辞官从教”，一心一意当起了教授。
“我评上教授已经7年了，但是由于长期从事繁忙的行政管理工作，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深入的教学和科研。这次竞聘，学校党委出台了导向教学和科研一线的优厚政策，促使我下定决心转岗。”已经在正处级岗位上干了12年、刚刚辞去社科处处长职务的汲广运教授对记者说。辞去资源环境学院院长职务的于兴修教授也向记者表达了同样的想法。
据介绍，临沂大学此次辞职的还有教务处长、科研处长等学校“要害”部门处室的“一把手”，能够让他们下如此决心辞去举足轻重的行政职位，足见临沂大学政策倾斜的力度之大。临沂大学以“导向教学、导向科研、导向高层次人才”为此次专业技术竞聘的基本原则，下决心要把高层次、高职称、高学历人才向教学和科研一线引导，为此，大幅提高了教授的津贴待遇。如教授最末位四级岗位的津贴每月也要比“处长”多20%，教授三级岗位每月津贴比“处长”多40%，特聘教授二级岗位的岗位津贴则是教授四级岗位的5倍左右。特聘教授一级岗位的津贴根据教授个人贡献大小，一般在150万元到200万元左右；贡献特别突出者，另外获赠价值300万元的一套别墅。面对如此巨大的“倾斜”，有能力的处长们纷纷弃官从教也就不足为奇了。
“临沂大学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内涵提升，而人才是最大的瓶颈，彻底打破‘官本位’思想，重新回归‘学本位’，让专家、教授深入教学科研一线，临沂大学才会大有希望。”学校党委书记丁凤云这样解释学校政策的初衷。
据了解，在丰厚待遇的背后，临沂大学的教授们也将承担更重的责任。以教授三级岗位为例，临沂大学规定，任期内必须获得国家科学技术一等奖额定位次或者二等奖前五位，获得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额定位次或者一等奖前五位，获得全国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前五位或者二等奖前三位或三等奖首位；或者首位发明专利两项以上，并在实践中推广应用，创造经济价值1000万元以上。一位辞官从教的前处长表示，这些工作任务，对临沂大学教授们而言，也是全新的挑战。
短评：弱化“官本位”的有力举措
几年前，某地40位教授争1个处长职位的新闻曾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社会对“处长”“教授”待遇与价值的考问，学界对“学术与官位倒挂”现象深感痛心。临沂大学此次专业技术竞聘中大胆的政策倾斜，力度之大，可谓是高校弱化“官本位”的有力举措。
教学与科研是大学的两项基本职能。然而，近年来我国高校“官本位”现象日益浮现，渗透到教学、科研、管理的方方面面，使得高校滋生学术浮躁之风，导致学术精神受挫、科研气氛受损，师生做学问、务学业的心劲儿大受影响。教育部一位副部长曾说过：大学的“官本位”倾向影响着学术的发展，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也会逐步失去色彩。
让高校从“官本位”回归“学本位”，是我国高校提高质量、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现实要求。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早在1918年北大开学典礼上就曾倡言：“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学生创新精神”。这是很高也很难的目标，亟须我们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采取更多的有力措施，引导高校更多的专家、教授深入教学科研一线，高高兴兴教学生，踏踏实实做学问，安安心心搞科研。临沂大学锐意改革，打破“官本位”、回归“学本位”的做法，深得师生之心，也受到学校“官员”的欢迎，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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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而优则仕”看大学“官本位”
“我当校长的时候，对行政化在学校内部的表现也一直有很负面的看法，高校变成官僚机构是不对的。”全国人大常委、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吴启迪近日指出，在高校唱主角的应该是教师和学生，各部处是为他们服务的。但在高校中往往部处权力太大，对教师、学生不够尊重，这要改。
“官本位”正在演化为一种大学内部的价值取向——拜官主义。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愈演愈烈的“官”“学”两栖现象。过度行政化、官僚化的大学体制，吸引了一批批大学教师奔往仕途，使得校园生态出现了功利化、金钱化、官场化的浓厚氛围，影响了大学作为知识传授地和新思想发源地的属性。
无独有偶，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一次演讲中，“炮轰”中国现行教育中存在三大“病症”，其中包括“教育行政化使知识分子无心学问”。可以说，这些“炮轰”正指出了当前不少大学之所以存在种种问题的思想根源。
俗话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学术研究是一种积累，它最忌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它尤其需要耐得住寂寞，能够持之以恒，数十年如一日地刻苦研究的科学家。但是，“官本位”文化氛围严重破坏了优秀学者形成的环境。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住房、工资、科研经费等资源要么与行政级别挂钩，要么完全掌握在领导手中。教授不如处长，讲师不如科长已成为业内许多人士的共识。由于社会价值目标的易位，使得许多优秀的学者一旦“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被委以重任，推上领导岗位。结果，他们被大量的会议、人事等事务缠身，而用于科学实验的时间大大减少。“学而优则仕”，使大量优秀学者的科研生涯提前结束。
此外，大学的官本位倾向也使得我国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大量的学术垃圾。从国外的历史实践看，大学里宽松的科研环境、让思想自由奔驰的学术氛围是科研创新的源泉。在这种“官本位”的体制下，大学的各级领导都把追求“政绩”以求升迁作为最终目标，当然他们也追求学术的进步和科技的创新。但只是把他们看作追求政绩的手段。由于目标的错位，各级官员都通过不断增加的数字来彰显政绩。
20世纪40年代担任北大哲学系主任的一代学术大师汤用彤先生曾说：“世界著名大学必须有特殊之精神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如果一所大学精神腐化，学术上无长处，则实失其存在之价值。”其实，大学是从事心智活动的场所，是学术的殿堂，科学民主的文化精神应是大学文化永恒的不变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尽快采取措施让学本位尽快回归校园。毕竟，大学者，非有大“官”之谓也，而有大“学”、大“师”之谓也。（余涛 原题：让学本位尽快回归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