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1912－2010），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届、六届、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第七届、八届、九届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曾担任上海大学校长。

　　钱伟长从一个身高不达标的学生成为远东奥运会运动员，乃至在科学上取得大的成就，这是因为他有一种“敢于胜利”的特质。清华求学的经历对这一特质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体育尤其成为他在随后七八十年无往不胜的支撑力量。

　　每年秋天，走进上海大学的新生都会遭遇“幸福的烦恼”：毕业之前必须学会游泳。烦恼是就算不喜欢也不能逃脱，否则无法毕业，幸福在于学校有设施完备的游泳场馆可以学习。不管用什么泳式，不管花多少时间，只要能游50米就行，从而在水灾等极端情况下可以实现自救。这项制度的出台与老校长钱伟长的支持推动密不可分，至今已实行十年。

　　把新校区六分之一投资用于体育场馆，一个校区建设三片足球场，专门成立体育学院，这在上海高校是不多见的，在钱伟长曾长期担任校长的上海大学却都变为了现实。钱伟长少年时期矮小瘦弱，通过体育锻炼获得了健全的体魄，锤炼了意志品质。这位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把体育当作国是，致力于开展面向普通同学的体育运动，与体育结下了一辈子的深厚情缘。

　　“清华历史上首位身高不达标的学生”

　　大运会100米栏成绩13秒4

　　钱伟长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9月16日去学校报到，前往体育馆接受体格检测，这一“关”是体育教授马约翰掌管的。第一项是测量身高，钱伟长由于家境贫寒，营养跟不上，身体瘦弱，只有1.49米高。标杆起点是1.50米，钱伟长站在下边，尚且够不到标杆。

　　这时马约翰说：“Out of scale（不达标）！”

　　旁边的夏翔老师非常惊奇，带着常州口音说：“啊，来了一个清华历史上身高不达标的学生！”

　　马约翰说：“没关系，可以锻炼嘛！”

　　在随后的测试中，钱伟长体重太轻、肺活量不足、篮球扔不进篮圈，表现不佳，跑步总算跑完三圈，得到了马约翰的勉励。

　　当时清华设立了体育部，明确要求体育是四个年级的必修课，必须修满八个学分才能毕业。钱伟长进入了物理系，体育教师由马约翰担任。马约翰尤其关怀体弱的同学，根据各人情况给予不同的辅导，让学生尽可能经过体育运动的过程，由自身的锻炼获得健康的体格，创造学习的条件。

　　1932年10月，清华大学举行全校越野赛，按年级分为五个队，每队十人，算各队总成绩。钱伟长从图书馆走出时，比赛在进行，在同学的招呼下，借了一双胶鞋穿上，一路跑了约五千米。到终点时，居然是第八名。马约翰把将要躺倒的钱伟长拉起来，让他慢慢再跑几十米再停下来，夸奖说：“不错，你是好样的！”

　　钱伟长所在的越野队获得了团体冠军，个人优胜者取前十名组成清华越野代表队，他得以入选。他说，这成为“生命史上的新篇章”。越野队的训练非常辛苦，每两天跑一次到颐和园，来回约四千米；每两周跑一次到西直门，来回约八千米；每月跑一次到天安门，有一万二千米。

　　马约翰不断教导越野队成员：体育运动不仅锻炼体力，更重要的是锻炼意志；要带着脑袋锻炼，正视自己的缺点，不断努力克服缺点，战胜自己得到进步。在马约翰的指引下，清华越野队连续五年在北平市五大学运动会上夺得冠军。

　　在训练中，钱伟长不仅坚持苦练，还注重方法技巧。他个子小，如果按照大个子的步伐跑，跨大步就带着跳跃的形式，既耗费体力又浪费时间。在马约翰的启发下，他不跨大步，而是提高频率，大个子跑四步，他跑五步，同时学会调节呼吸，速度一样很快。他还掌握了变速跑、在内线和直线段超人的技巧。

　　在跨栏项目中，一般高个子运动员是三步一栏，可以始终用左腿攻栏。钱伟长虽然身高比入学时有增加，但三步一栏仍然困难，他反复分析、改进、苦练，终于学会了四步一栏的技能，左脚和右脚都能起跳。练习中，他在栏架上放一个小瓦片，争取每次用脚把瓦片蹭下来，而不碰倒栏架，这样可以跨得尽可能低，节省跨栏时间，提高整体的速度。

　　1933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爆出冷门：清华大学的小个子钱伟长以13秒4的成绩获得100米栏项目季军。这正是他苦练加巧练结出的硕果。

　　从清华毕业时，钱伟长身高已达1.66米，全面掌握了跑、跳技能，以至有实力参加全国大赛。马约翰的教导带给他强健的体魄，获得在漫漫人生路上承担风雨、克服困难的本钱，这些也成为他倡导体育教学、惠及后代学子的宝贵财富。

　　“铁杆球迷”对校园足球情有独钟

　　曾入国足参加远东奥运会

　　在清华大学读四年级时，钱伟长被班里足球队临赛缺人“拉夫”，此后对足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牢记马约翰教授“带着脑袋锻炼”的思想，苦练基本功，掌握了传球、射门的技能，可以用脚尖、脚背等不同部位传球。他总结道——

　　停球常常会失去机会，要练习跑动中踢，双脚都能自如运用，射门要用平球，对正上下左右四个门角，起脚要快，要果断，绝不能犹豫；

　　个子小，不要和别人争头球，要以快制胜，带球不要使球离身太远，不超出半米以外，踢法要灵活多变；

　　在球场上尽量不停球，而在运动中传球，球在每个球员脚下的时间越短越好，只有在队友没准备好的情况下才盘带……

　　读研究生时，钱伟长已成为清华大学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还曾入选国家队，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

　　年轻时的训练和比赛让钱伟长产生了浓重的足球情结。到八九十岁时，逢世界杯，不需秘书提醒就能半夜起来看球。他尤其喜欢看国足女足的比赛。2004年初，年事已高、很少面对媒体的钱伟长接受女足运动员孙雯的采访，当时她的身份是《新民晚报》记者。他聊起足球就有说不完的话，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对孙雯说：“你踢进的那脚任意球，有角度有弧度，太漂亮了，我喜欢。”

　　在钱伟长的支持下，上海SVA女足将主场移到上海大学。得知客队女足的食宿标准不够，他当即表示：我来贴补。他对当时陪同访谈的副校长周哲玮和体育部总支书记顾红说：“现在女足还很困难，我们应该力所能及地支持她们。到比赛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看，为她们助助威。”

　　回想起那次访谈，上海大学体育学院直属党总支书记顾红记忆犹新。她说：“钱老对足球的喜爱是一贯的，他尤其重视普通学生群体的足球运动。”

　　2002年，钱伟长把顾红和体育部主任叫到办公室，询问体育课怎么上，课外体育活动怎么开展。他说：“大学体育不应仅仅针对特长生搞竞技，更应该面向所有学生，提高他们的运动兴趣和素质。”他向两位体育部负责人建议，在上海高校搞一个足球联赛，要求队员是普通大学生，而不是运动员加分进校的，而且参加学校必须有足球场。他就此用铅笔手写了一份比赛规程，还说：“决赛的规程我再想一想，过段时间写下来给你们。”

　　顾红回忆说：“钱老把我们叫过去，已经对校园足球赛有了非常成熟的想法，比如要求参加学校有足球场，就是要准备打主客场，有观众来看，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而不仅仅是为了比赛而比赛。”在她看来，钱伟长作为校长，只需把想法说说就可以，具体的工作体育部可以落实，但他连具体的细则也考虑到了。

　　过了两个星期，钱伟长请秘书把决赛规程送到了体育部。学生比赛的营养费怎么落实，教师组织活动的工作量找谁落实，他一一写在纸上，从而使活动可以顺利举办。两份手写的比赛规程带给体育部直接的指导和巨大的鼓舞。

　　当年，首届“钱伟长杯”足球赛在上海大学开赛，上海12所高校派代表队展开角逐。钱伟长不仅出席开幕式，还自掏腰包制作奖杯，决赛后为获胜者颁发奖杯和奖牌。2003年“钱伟长杯”又举办一届，同样聚集了十几所高校足球队。

　　“如果高校还要培养国家栋梁的话，就要重视体育”

　　体育绝非点缀，而是国家大事

　　钱伟长1983年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1994年该校与原上海大学等合并组成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继续担任校长。他在上海大学播下体育的种子，重视体育、开展面向普通大学生的锻炼项目，已成为这所学校的传统。钱伟长的体育教学理念和做法在一代代体育教师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新上海大学成立后不久，宝山校区启动建设，钱伟长果敢地决定，把学校投资的六分之一用于体育健身设施。1999年秋新校区投入使用，次年基本完成二期建设。单个校区就有三个田径场，即包含三片足球场，这在上海高校实不多见。

　　大约2000年，钱伟长召集体育部负责人、教练员、骨干教师、青年教师等到延长校区乐乎楼谈工作，同去的还有部分艺术学科教师。钱伟长谈论如何加强学生的体育锻炼，如何从德智体方面培养人才，让教师深受激励。

　　上海大学足球教练王长琦对这次会面记忆犹新：“钱老在清华的时候就喜欢足球，他一直在想着要把体育的理念推广到全校，让普通学生受益。”他说，“我认为钱老高瞻远瞩，有大家风范。后来举办的‘钱伟长杯’足球赛团结起了上海众多高校，从中可以看到上海校园足球联盟的影子，他的观念要领先十年。”

　　2002年5月，上海大学体育中心落成。钱伟长没有举办剪彩仪式，而是邀请上海十多所高校的校长、体育部主任以及上海市教育、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举行座谈会。众人落座后，他坚持站着讲，这时他已经九十岁了。任凭与会嘉宾、本校领导再三劝说，他仍然不肯坐下，他说：“这次会是要谈体育的，我应该站着讲，发扬体育的精神。”

　　在这次会上，真正让校长和体育官员们受到震撼的，是钱伟长开门见山的话：“今天，我请大家来共商国是。如果高校还要培养国家栋梁的话，就要重视体育。”在他眼中，体育绝非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国家大事，来不得半点马虎。顾红回忆说，钱伟长站着讲了四十多分钟，主题就是体育与大学的人才培养。

　　2005年的一天，钱伟长参加完一项公事，忽然提出要去看同学们上体育课。在健身房里，轮椅上的钱伟长询问有多少仰卧起坐的垫子，得到回答后，他说还不够，应该更多些。他问有没有在墙上的拉力器，对于锻炼力量非常有好处。那种拉力器是钱伟长早年曾经使用过的。老师们回答：“我们没有在墙上安装拉力器，但是有其他更现代化的器材设施，可以锻炼力量。”钱伟长的秘书问他，限于时间关系，是不是请体育部向您汇报一下工作？钱伟长说，不行，要找个地方坐下来，我跟他们好好谈谈。随后，钱伟长跟体育部班子成员细谈了几十分钟。

　　全程亲历这件事的顾红说：“体育一直在钱老的心里装着，既有总体的规划，也有具体的安排，让一代又一代学生受益。他提出的设想和要求对我们体育人既是鼓励也是鞭策，虽然他去世了，依然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上海大学已是钱伟长体育思想与人才观研究的重镇。体育教师周艳曾发表过多篇相关论文，她说：“钱伟长从一个身高不达标的学生成为远东奥运会运动员，乃至在科学上取得大的成就，这是因为他有一种敢于胜利的特质。”在她看来，清华求学的经历对于钱伟长“敢于胜利”特质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体育尤其成为他在随后七八十年无往不胜的支撑力量。（作者根据新华社通稿《钱伟长同志生平》修改整理）

    《中国教育报》2014年8月1日第3版

2010感动中国人物:钱伟长 国家利益重于一切的科学泰斗

中国网络电视台消息：

    现在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钱伟长的颁奖辞：

　　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 

    1912年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受家庭环境的熏陶，钱伟长的国学功底非常扎实。1931年，18岁的他以中文和历史两门满分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

    钱伟长：如果要是考状元，我是要考状元的。

    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国难当头。马上要进入清华历史系学习的钱伟长，得知这个屈辱的消息后，当天决定：弃文从理，科学救国。

    钱伟长：蒋介石说的，谁要站起来，不要抵抗，因为人家飞机大炮，我听了以后这个火了，年轻嘛。所以我下决心，我说我不学这个玩意儿了，我要学飞机大炮。

    而之前的录取考试中钱伟长数理化加英文的总成绩只有25分，放弃双百的文史转学物理，钱伟长无视个人的风险得失。

    钱伟长：我这些都没考虑。我是将来要造坦克。就是这样的思想。

    钱伟长早起晚归，来往于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之间，废寝忘食，一年后数理课程超过70分，四年后成为8名顺利毕业的学生之一，且成绩优异。

    1939年钱伟长考取中英庚款会的公费留学生，获得宝贵的去加拿大学习的资格，但是因为搭乘的轮船要在日本横滨逗留三天，钱伟长等留学生拒绝上船。

    钱伟长：我就不干了，敌国我们不能去，当场就有好多人把护照扔在黄埔江里头了。

    经过近一年的等待，1940年8月，钱伟长等留学生才搭乘不停靠日本的轮船出发，赴加拿大留学。赴加拿大50天后就因为一篇论文的发表而成名，两年后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所做博士后，师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教授，至1945年，钱伟长已经成为了一名国际范围内的知名科学家。且收入颇丰。

    钱伟长：那很不错，大概八万美金一年呢。

    就在钱伟长科研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传来了国内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此时他选择了回国，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机械系担任教授。

    钱伟长：我是决心，来回家培养更好的学生。

    但连年内战，经济衰退，到1948年时，钱伟长的工资只够买两支暖瓶。此时，钱伟长有机会再回美国喷气推进研究所工作，但申请护照填表时的一个问题却让钱伟长选择了留在中国。

    钱伟长：最后一项我填不下去了。他是讲假如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你是忠于中国还是忠于美国。我说我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

    1956年，作为清华大学教务长的钱伟长参与制订新中国第一章科学发展蓝图--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钱伟长提出国家要优先发展原子能、导弹和航天等，当时除了钱三强、钱学森，其他所有参与规划的400多人都不支持他，而且这400多人的身份都是各自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钱伟长：我觉得我还是要说真话，国家应该怎么办呢，不能听这些话。 吵了一年多了，最后周总理说，"三钱"说的是对的，我们国家需要这个。

    事实证明，没有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中国，成为不了当时改变世界格局的新兴力量；没有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中国，也成为不了现在以及未来对世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

    蓝图才刚刚展开，反右运动来了。1957年6月，钱伟长被错划为右派，在实验室负责扫地一年，之后下放农村劳动。

    钱伟长：那无所谓。我告诉你，右派，连儿子上大学都不许，我的儿子、女儿都没上大学。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我也不退。

    被打成右派后，钱伟长仍然利用各种机会发挥自己所长。为各方提供咨询、解决技术难题一百多项。

    钱伟长：我是爱国的，对国家好才行。我没别的要求。我希望国家强大起来。

    1979年钱伟长重新投入祖国的教育事业，直至2010年去世。九十八年，钱伟长用九十八年的人生，研究了一门他认为最重要的科学：爱国。

  主持人：您父亲身处逆境的时候，您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对于一个诗书人家来说，这是挺难过的一关。

    钱元凯：这事对我父亲打击，我觉得比他被划成右派还要大，我分到首钢当工人的时候，临走，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人们可以剥夺你上大学的权利，但任何人都没法剥夺你受教育的权利。所以我记住他这句话。我是拿着莫斯科大学的教材和铁锹一块去的首钢。按他的这个希望，也是我的希望，这几十年里我通过不断地自学，从一个装卸工，变成一个高级工程师，一个高科技企业的总工，就是通过不断地学习实践和劳动不断地完善自己，希望能给国家做更大的贡献。我觉得这是我父亲给我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和遗产。

    主持人：现在回想起来，您父亲对您的影响无所不在，应该是这样？

    钱元凯：应该是这样。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做人，他希望我们孩子们，能够永远不论有什么多大的本事能够忠于职守 淡泊名利。希望我们能够胸怀坦荡，表里如一。

    主持人：大家知道您是钱伟长先生的儿子的时候，我想他们的眼神里一定是露出对老人家的尊重。

    钱元凯：我觉得大家尊重的关爱的，不是他一个人，是他们那老一辈的科学家。实际我父亲是他们的一个代表，是对他们这拨老知识分子的一种最大的尊重和这个爱戴。也可能他们这辈子，没有他们国外的同行得到那么些个财富，但是我觉得全国人民十三亿人民对他们认可，是他们这辈子任何他们的同行所得不到的最大的精神财富和最大的鼓励。谢谢大家！

    主持人：面对钱伟长，推选委员杜玉波说，奠基中国近代力学，他是伟大的教育家，而一生坎坷，从未放弃理想，为国家谋，为天下谋。

    推选委员纪宝成说：《论语》载：子以四教 文 行 忠 信，钱先生以毕生的身体力行，昭示了一位学者的坚持与信仰。

      独家专访：钱伟长生前接受央视《大家》栏目专访

    【重要贡献】

    ·1946年，他与冯·卡门合作发表了《变扭率的扭转》，成为国际弹性力学理论经典之作。

    ·1947年，在正则摄动理论方面创建了以中心挠度wm为摄动参数作渐近展开的摄动解法，在国际力学界被称为“钱伟长方法”。

    ·1948年，在奇异摄动理论方面写出有关固定圆板的大挠度问题的渐近解，称为“钱伟长方程”。

    ·解放后，致力科学理论和工程力学领域，成为我国近代应用数学与力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