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创办的南开学校里，体育真正与智育、德育同等重要；他还是中国奥委会的创始人，被尊为“中国注重体育第一人”——　

张伯苓：不懂体育者，不可当校长

　　张伯苓认为，近代中华民族之大病有“愚、弱、贫、散、私”五端，其中“弱、散、私”三病均可通过体育来根治。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

　　在第十二届全国学生运动会即将召开之际，回顾中国学校体育发展史，张伯苓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创办的南开学校里，体育真正摆在与智育、德育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还是国民政府首届全国运动会（1910）总裁判和中国奥委会（1931）创始人，被尊为“中国注重体育第一人”。　

　　张伯苓曾言：不懂体育者，不可以当校长。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何出此言？　

　　“强国先强身”　

　　清末民初，面对西方列强的蚕食，中国社会的仁人志士们都在苦苦寻求救国的良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体制改革之外，不少人还提出了改良人种的问题，所谓“强国必先强种”是也。　

　　这或许是受近邻日本的影响。1853年美国培里舰队打开日本国门之后，日本实行了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改革之外，还提倡“文明开化”，鼓励日本女子与白色人种结合，以达到改良黄色人种的目的。　

　　对于“强种”，张伯苓有自己切身的体会。1898年，年轻的张伯苓在海军通济舰服役，奉命到刘公岛执行威海卫租借权交接任务，一个中国兵和一个英国兵并肩而立的场景，让他久久不能忘怀。　

　　“那英兵身体魁伟，穿戴得很庄严，面上露出轻看中国人的样儿。但我们中国兵则大不然，他穿的衣服还不是现在的灰军衣，乃是一件很破的衣服，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高耸。这两个兵若是一比较，实在天地的分别。”张伯苓当时感觉到极大的刺激和羞辱，多年之后仍历历在目。　

　　在威海卫，张伯苓目睹了“国帜三易”。按照《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原日本租借的威海卫要租让给英国。因此，这边厢刚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上中国的龙旗，那边厢又要降下龙旗，升上英国的米字旗。多年之后，张伯苓回忆道：“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　

　　和日本人“强种”思路不同的是，张伯苓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受日本的启发，清末翰林严修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学校，张伯苓被聘为校长。南开推行日式的新教育，“痛矫时弊、育才救国”是其办学宗旨。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张伯苓列了“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和培养救国力量”五大训练方针，列在首位的便是体育。　

　　在张伯苓看来，体育不仅仅是一项体能训练。“体育发达，非身体之强健已也，且与各事均有连带之关系。读书佳者宜有健全身体，道德高者宜有健全身体。”张伯苓认为，近代中华民族之大病有“愚、弱、贫、散、私”五端，其中“弱、散、私”三病均可通过体育来根治。　

　　作为私立学校的南开，办学经费捉襟见肘是常有的事。但对于体育经费的投入，南开却不遗余力。上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在校生不过千余人，却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3处器械场，以及两个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其重视体育的程度可见一斑。　

　　“强迫体育”　

　　“每天下午三点半，教室全部锁上，每个人必须到操场参加一种球队，除了下大雨，天天练球、比赛，无处逃避。”回忆起在重庆南开中学的生活，台湾大学教授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如此描述。　

　　这就是张伯苓在南开推行的“强迫体育”。南开规定本校学生体育成绩必须达到一定标准，考试不及格者强迫运动，及格者也要选择一定的项目定时练习。学校每年都定期体检，对于身体某部分特别弱的学生，必须加强锻炼以弥补其不足。否则，不能毕业。　

　　如果仔细观察，南开的“强迫体育”其实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体育训练。如前文所述，南开各年级均开设体育课，按季节设有队列练习、柔软体操、轻重器械、技巧运动、健身舞蹈、球类及田径项目等。体育测试项目为百码跑、铅球、跳高、跳远、440码跑等。测试项目是硬杠杠，必须通过体育课和“三点半”后的课外体育活动，加强锻炼才能完成。　

　　二是卫生习惯。南开的体育与卫生是紧密联系的。其一是要求学生注意饮食，控制食欲。张伯苓认为，“普通少年大半以其胃口之发达，遂随意进食，毫无节制，乃伏后日生病之机”。其二是个人卫生和行为举止。南开校门侧立有穿衣镜，其旁镌有镜箴曰：“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如此重视对于国民体魄、身体姿势的矫正之举，曾引起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的极大兴趣。　

　　三是严禁陋习。当时的中国，上得起中学、大学的，大都是富家子弟，学生年龄差距也比较大；中国人又讲究早婚早育、多子多福，富贵人家更是妻妾成群。并且，南开附近就是天津有名的三不管地带，有很多的赌场、妓院。这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张伯苓治下的南开，饮酒、赌博、冶游（嫖妓）、吸烟、早婚等是严格禁止的行为，犯者退学，绝不宽假。禁止这些容易让人精神颓废的陋习，就必须有健康活泼、积极向上的活动取而代之。这也是张伯苓在南开大力开展文体活动的原因之一。　

　　许多南开学子对“强迫体育”都有过美好的回忆。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写道：“至今六十多年，我仍记得跳远跃入沙坑前短发间呼啸的风，一个骨瘦如柴的十五岁女孩，首次觉得人生活着真好，有了生存的自信。”　

　　“体与育兼营进”　

　　学校体育的重心在哪里？南开看重的是体育道德与体育精神。张伯苓认为，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　

　　民国初年，社会上体育风气极差，运动场上无时不争、无时不闹，国民素质的低下暴露无遗。面对这种情况，张伯苓看到了体育的独特作用。张伯苓认为，体育场上最培养“团结合作”“公平竞争”等体育道德和精神。他甚至认为这是文明社会所必需的公民素质，“体验过体育中的竞争、团结、合作以后，推行民主政治要有力得多”。　

　　在张伯苓看来，体育运动不仅能治国人的“弱”，还能治“散”与“私”。体育比赛尤其是球类运动，能够强化人们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可治“不善团结、不能组织”的“散”病；体育比赛讲求法治、公平和竞争精神，可治“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的“私”病。这也是张伯苓极力主张通过体育改造国人形象、培养救国人才的原因所在。　

　　张伯苓在南开提倡“运动仁侠”的精神。他对运动员提出五项要求：一、不以不正当的方式侵害对方；二、不以欺诈的方式投机取巧；三、运动员的品格高于比赛的胜负；四、要有合作与公平的精神；五、出国比赛要维护国家的体面与尊严。这些要求，无不体现着体育道德、体育精神的重要性。　

　　张伯苓甚至认为，在体育道德面前，“欲成事者，须带有三分傻气”。张伯苓举例说，有的班级在跳高时，专门挑弯曲的竹竿以提高成绩，问他为什么，说以前其他班就是这样做的，如果自己不这样做，不是太傻了吗？张伯苓担心，这样的学生，将来走出校门，如果社会上都用弯竿，他怎么会独用直竿呢？“人惟有所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张伯苓希望南开学子要有这样的“傻气”。　

　　南开对优秀运动员的奖励，也是重精神鼓励不重物质奖赏。对于代表校方在国家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者，也仅由校方负责拍照放大相片两张，一张留存学校，一张给得奖运动员。　

　　“体育社会化生活化”　

　　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对于中国体育的发展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社会上种种关于“提倡体育”“振兴体育”“介绍运动”乃至“体育救国”的口号，他也始终存有戒心。　

　　1932年美国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后，张伯苓在《体育周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今后之我国体育》，明确指出体育运动的范围不应限于学校，提倡体育的“社会化”“生活化”。其实这也是南开体育的传统特色。　

　　张伯苓认为，德智体三育之中，中国人最缺者为体育。“欧美人之知识发达，学术皆按科学之理得来。我国人固望尘莫及，然其学术发达之年代尚不为久，我国人竭力追之，犹可及也。至体魄，则勿论欧美，与日本人较，已相差远矣！”因此，南开的体育活动是“强迫式”的，体育运动会也采取普及主义，尽量让更多的学生上场比赛。　

　　南开提倡的“普及体育”思想，与当时其他学校有着明显的不同。对于一些学校的“选手体育”做法，张伯苓是很不以为然的。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中，张伯苓说，“苓提倡运动目的，不仅在学校而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在全体学生。学生在校，固应有良好运动习惯；学生出校，亦应能促进社会运动风气”。　

　　张伯苓以举办运动会来培养学生对体育比赛的兴趣，并促进社会体育运动风气。1908年南开学校成立四周年之际，举办了第一届全校运动会。此后，几乎每年南开都要举办运动会。这也成为南开体育的一大特色。南开还注重与京津许多学校的体育交流，如每年春秋两季轮流在清华和南开举行的两校篮球和足球赛，是当时一项极有社会影响的传统赛事。张伯苓、马约翰两位体育名人亲自带队，一时也成为美谈。　

　　值得一提的是，张伯苓还是全国体育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1910年10月，张伯苓和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在南京组织和举办了全国性的运动会，并出任总裁判，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首届全国运动会；1924年8月，张伯苓发起并组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担任总负责人，193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该会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1945年，张伯苓等决定申请第十五届奥运会1952年在中国举办，尽管未申办成功，但他“中国奥林匹克第一人”的称号实至名归。　

　　在体育乃至教育之外，张伯苓心里其实更有一个明确的强国梦。张伯苓说，“提到强便有一种联想，就是军队、军火等，其实不然，乃是关于我们个人身体的锻炼”。张伯苓的中国梦，直到今天也难说已完全实现。（记者 储召生） 

　　《中国教育报》2014年7月31日第3版

 

张伯苓

来源：中国网》》南开大学九十年》》南开名人录
 

        “我没有特殊的才干，我也没有学得什么特别方面的高深技能。我一生努力所得的一点成就，完全由于一件简单的事实，就是我对于教育具有信心和兴趣。”以上是张伯苓述说的他自己。他时常喜好引用一位韩国朋友对他的观察：“张伯苓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不会摹仿同时代的出色人物的巧妙作法，但他脚踏实地并且工作极勤，在他的事业上获得成功。”
　　在他仅只22岁时从5个学生的一个私塾办起，到1917年他41岁时，他的中学已经有1000个学生。1936年他60岁，南开学校（包括男中、女中、小学部、大学及研究所）一共有3000学生。
　　张伯苓是1876年4月5日生在天津。他的父亲是一位有才干的学者，喜欢音乐并且会享受生活。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弹琵琶名家，又是一位精骑术的射箭好手。把一份颇不小的家业消耗在生活享乐之后，张老先生迫不得已去教小学维持生活。他续弦后的长子伯苓就是生在这穷困时期。作父亲的认为自己的一生完全失败，决心给自己的孩子一种良好的教育和严厉的道德纪律。
　　在13岁时，张伯苓受他的父亲的教导，作文很好，考取了北洋水师学堂。当时这学校是由一些出名的英国留学生办理的，内有严复（后来翻译亚当斯密、赫胥黎、密勒、斯宾塞等英国学者的著作）、伍光建（后来曾著了不少科学书籍并翻译大仲马和吉彭等人的著作）。因为年幼和国文成绩好，伯苓先生被取入航海班。他极其用功并且常常考试得第一。在他敬爱的教师中间有一位苏格兰人名叫麦克礼师。他讲解功课极清楚，而且对于学生极关切，给张伯苓一个永久的印象。
　　在水师学堂五年之后，1894年张伯苓毕业时在全班考第一名。他那年18岁。
　　但那一年，中国的海军在第一次中日战争时大败，并且被摧毁了，再没有军舰供他受较深的训练。他只得回家等候一年，才又得去到海军练习舰“同济”号上了三年学兵军官。伯苓先生就是在“同济”舰上亲身经历到中国国耻最难忘的一次意外事件，并且最后使得他决心脱离海军献身教育事业。
　　是在山东的威海卫，年轻的张伯苓最强烈难忘地体验到中国的奇耻大辱。威海卫的中国海军根据地是在1895年被日本占领，这时由日本交还中国，而随后又转让给英国。“同济”舰被中国政府派去从日本人手里收回这军港，并且第二天转交给英国。张伯苓曾说：“我正在那里，并且我看见威海卫的旗子两天之内换了三次。我看龙旗换下了太阳旗，第二天我又看见龙旗被英国旗代替了。悲楚和愤怒使我深思，我得到一种坚强的信念：中国想在现代世界生存唯有赖一种能够制造一代新国民的新教育。我决心把我的生命用在教育救国的事业上。”
　　1898年南开创始之一严修，为了教育自己及友人的子弟开办家馆———“严馆”，聘请张伯苓为教师。张伯苓应聘，对学生讲授英文、数学、自然科学等课程，并重视体育。1901年士绅王某开办“王馆”，请张伯苓每天下午给学生上课。
　　1903年严修和张伯苓去日本考察教育。日本教育发达，给了他们很深刻的印象。返国后他们决定把家馆改为正式中学。
　　1904年“第一私立中学”开学，共有学生73人，教师4人。每月经费为纹银二百两，由严王两家分担。
　　1906年有人捐赠土地及捐款，于是盖了校舍。1907年改名为“南开中学”。
　　南开中学建立后三十年里得到各方面的捐款，利用捐款在学校附近买了百余亩土地，为将来扩展时需用。
　　1919年创办了南开大学，拥有文、理、商三个学院。1920年设矿学院。1931年增设经济研究所。1932年设化工研究所。
　　1923年设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设南开小学。1932年南开学校共有五个部分：南开中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南开大学及南开经济研究所。学生总人数达3000人。
　　南开学校之所以能蓬勃发展，主要是由于张伯苓的卓越领导。他常说：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若在年终银行账上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因为他没有能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张伯苓自办学那天起，个人一无所有，但他在办学上从来不怕预算超支。他的计划是向前发展。经费短缺并没有阻碍他的计划扩展。他对未来总是乐观的。他相信事情最终会成功。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能常常得到支援，使他的计划能以实现。
　　从1910年起，南开得到私人的捐款，一年比一年增加。1920年李纯将军（天津人，曾任江苏督军）遗嘱，捐赠南开学校五十万银元。中国基金会（China Founda－tion）英庚款及美庚款等机构都给南开以赠款。美国罗氏基金团赠款办理经济研究所。
　　张伯苓认为中国有五大弱点，即愚、弱、贫、私、散。针对这些弱点，张伯苓采取的对策是：增强学生体质；教育学生以现代科学知识及方法；训练学生使之有组织及参预群体活动的能力；教育学生有道德修养；训练学生有本领为祖国效力。现在看起来，这些或许都是很平凡的，但张伯苓的最大成熟就是他把这些活动融入学生的生活之中。
　　当时，除了教会学校外，体育办得最好，最出名的是南开学校。南开学生在华北、全国及远东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会上都获得过奖牌。自1910年起，所有的重要运动会都聘请张伯苓为总裁判。
　　南开鼓励学生组织社团活动。南开话剧团是有名的。1909年张伯苓就鼓励学生话剧演出。他编写剧本，当导演并参加演出。其弟张彭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戏剧系毕业后，回国接替了有关话剧的事情。南开话剧团先后演出的剧目有《娜拉》、《国民公敌》等。在学生中培养出一位中国戏剧作家———曹禺。
　　张伯苓是教育家，也是爱国者。他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三省的侵略野心感到忧虑。1927年他去东北考察，返校后在南开大学成立“东北研究会”并派出8名教授去东北作实地考察。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1933年日军威胁北平、天津，天津海光寺驻扎日本军队。海光寺处在南开大学与南开中学之间，因此不时和日军发生直接冲突。在1937年7月北平、天津沦陷之前，华北地区的爱国学生反日游行，几乎都是南开学生领导的，1937年7月29日和30日两天，日本飞机轰炸了南开大学，把图书馆及教学楼夷为平地。
　　早在1935年张伯苓就预感到日军摧毁南开学校的可能性。于是他到四川去作了一番考察，决定在重庆沙坪购地建立一所中学，名为“南渝中学”。1938年改为重庆南开中学。
　　1937年北平和天津沦陷于日军后，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及清华大学在湖南长沙组成联合大学。长沙校址被日本空军飞机炸毁后联合大学迁至昆明，定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经历了7个寒暑，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抗战时期，张伯苓住在重庆南开中学。1939年南开经济研究所在重庆恢复了工作。1940年在重庆建了南开小学。抗战期中，日本飞机不时轰炸重庆；南开中学也遭到轰炸。但随炸随修，没有影响学校的正常秩序。
　　总之，张伯苓是一位爱国者。他关心国家大事，他一心致力于教育事业，拒不做官。他曾拒绝出任教育部长及天津市市长等职。但战争把他卷入了政治。1938年起他主持国民参政会。
　　张伯苓是一位教育家，虽然他经常教导他的学生要关心政治。关心政治不等于要去做官。张伯苓的工作，超越了政治。
　　抗战胜利后，南开搬回了天津。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大学，由国家供给经费。南开中学仍为私立。重庆南开中学保持原有的水平继续前进。
　　那时年已七十高龄的张伯苓对南开抱有雄心壮志。他对同事及校友说：“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南开事业是无止境的，发展是无限的。让我们拿出以往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同心协力，使南开在建设祖国的事业中，成为重要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