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邓子基在书房。（资料图片）熊杰 摄

　　近日，邓子基和厦门大学另三位教授一起，领取“南强杰出贡献奖”。上台领奖的邓子基，虽然91岁高龄，但精神依然矍铄，浓浓的白眉间透出佛意，敦厚的面容，宁静的神色，很容易让人想到武侠小说中的“掌门方丈”。

　　其实，邓子基早年是厦门大学财政学的“掌门人”，他是中国财政学界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我国社会主义财政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解放初，他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厦大原校长王亚南教授，学习经济学，在厦大学习、工作至今，已有64年，是地道的“厦大人”。

　　“南强杰出贡献奖”于2013年首次颁发，授予长期为厦大服务、有卓越成就的教授，而邓子基的经历和业绩，正好切合这些条件。

　　清苦的求学之路

　　邓子基的家就在厦大附近，离海不远。站在阳台，面朝大海，远处山峦隐现，山海相连。在书房里，他接受了采访，听说有记者来，他还专门准备了一份手写提纲，密密麻麻数页纸，这种严谨与细致着实让记者感动。

　　邓子基的博士生说，老先生很认真，到现在还有三个本子，一个本子记录每天要做的事，另一个摘抄读书看报的重要内容，还有一个记录养生保健知识。

　　看到记者面对笔记本的惊讶，邓子基解释说：“我还没‘退休’哟，还在岗，还带博士生。”他说，今天的工作安排是接受采访，他要谈人生，谈学术，谈学生，谈为人之道。

　　1923年6月，邓子基出生于福建沙县一个偏远的小村庄。年幼时，邓子基的父母先后去世，他成为孤儿。为了生计，他上山砍柴，沿街叫卖，后来到夏茂镇上一家杂货店当学徒。

　　贫困的生活并没有使邓子基自暴自弃，在当学徒期间，他就为自己做了人生的第一步规划，那就是读书。当学徒半年，邓子基就攒了十几块银元，凑足学费后，他毅然决定去上学，考南平初中。

　　生活的苦难让邓子基学会了把眼光放在未来，把规划当习惯。“银元有可能被花光，退路是没有了，我只能靠考取好成绩来赢得奖励”，邓子基这样回忆当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考入南平初中。靠着自己一步一个脚印，邓子基不仅完成了初中学业，还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福州高级中学。

　　1943年，邓子基被保送到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同时被国立交通大学航空系录取。在较早开学的国立交通大学学习了几个月后，因费用不足，学业无以为继。为继续读书，他放弃了学飞机制造，转到免学费、包吃住包分配的国立政治大学攻读经济系财政学专业。毕业后，时值内战，风雨飘摇，他在江苏泰兴县当了几个月的小税务员，也在中学教过书。

　　新中国成立不久，厦门大学传来了消息，王亚南校长领衔的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1950年7月，邓子基以福州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进入《资本论》研究生班学习，迈开了学术探索的步伐，也拉开与恩师王亚南结缘的序幕。

　　王亚南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入校后，邓子基用两年时间潜心攻读《资本论》。王亚南要求邓子基明确自己的专业方向，他对邓子基说，“你以前做过税务工作，那就搞财政学吧。”

　　“亚南校长是解放后厦门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我们那届8名研究生，最后只有6个毕业，按期毕业的才4个。”邓子基回忆说。

　　为了让邓子基更快成长，王亚南还安排他为本科生兼课，鼓励敦促他学习、思考、写文章。邓子基的《苏联预算制度研究》就是在这一期间完成的，并于1952年发表在当时全国最早的学报——《厦门大学学报》上。

　　王亚南出于爱才之心，让邓子基留校工作，这一留就是60多年。

　　“国家分配论”的倡导与发展

　　师从王亚南，学习《资本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老学究”、“固步自封”等词语，但是邓子基并非如此，对苏联的理论，对计划经济思想的囿限，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勇于突破。

　　建国之初，我国财政理论界主要流行的是苏联“货币关系论”的观点。

　　1957年，西南财经学院教授许廷星写了一篇关于财政学研究对象的文章，提出“财政是分配关系”。年轻的邓子基从中得到启发，他认为，财政的本质是一种货币关系体系的观点仅停留在对财政资金运动的表象描述上，没有揭示财政的本质。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财政思想，潜心研究财政的本质等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提出了“国家分配论”观点。

　　1962年，邓子基发表《略论财政本质》一文，文章全面系统地论证了“国家分配论”，并提出“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这一观点。同年，他发表了《试论财政学对象与范围》、《财政只能是经济基础的范畴》。通过这一系列文章的发表与阐述，邓子基全面系统地分析论述了财政的本质问题，初步确立了他“国家分配论”代表人物的地位。

　　现在，“国家分配论”成为我国传统财政理论的主要流派之一。在我国现行的“财政学”教材中，基本沿用这一理论，并被学界广泛认可。

　　邓子基说，国家分配论的核心在于分析与探讨财政活动的本质，国家分配论能说明财政是什么。他说，明确财政的概念是财政基础理论的重要前提，概念是人们认识的阶梯，概念不清，误解了别人的观点，争来争去就不会有结果。

　　然而，“国家分配论”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有多次大的争论，而这其中，曾经历了三次“交锋”。

　　1964年，全国第一次财政理论研讨会在大连召开，邓子基担任华东组组长。“国家分配论”成为会议争论的主题。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要不要以国家为主体”，但最终多数人认同要以国家为主体这一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随着国情国策的变化，国家要给企业和地方松绑，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显然已不适应发展的需要，“国家分配论”遭到批评，第二回合的交锋出现了。

　　1980年8月，全国各地财政学者80余人齐聚厦大，参加“文革”后的首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在会上，专家学者强烈质疑“国家分配论”，面对学术上的不同看法，邓子基顶住压力，用实事求是的态度，作出分析判断。邓子基说：真理越辩越明，对不同观点进行研究分析，才可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只有吸收他人积极的东西，才能巩固自己、壮大自己。

　　在1980年的这次讨论会上，邓子基让他的3名研究生对提出不同观点的部分专家学者进行专访，并认真分析，随后，他根据大家的质疑，发表了《为“国家分配论”答疑》的文章，对不同的提法、观点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阐述，也使自己的观点得到发展。

　　他在《为“国家分配论”答疑》中提出：财政与国家有本质的联系，有国家就有财政，但在具体的时段，政策是积极财政政策，还是稳健财政政策，还是紧缩开支，还是大量地投放，就要看现实的需要，制定的制度和政策以客观规律为根据，这样的政策就是无往而不胜的。这轮思想观点的大激荡，不但推动了“国家分配论”的发展，还巩固了其主流地位。

　　1998年，第三次“交锋”发生。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步入市场经济，财政学界从西方引进“公共财政论”，强调政府应关注公共服务，主张将生产消费领域全部交给市场，这一论点得到学术界的追捧。

　　“公共财政论”刚引进的时候，很多人提出“国家分配论”是“过时论”，称其讲的是计划经济的理论，现在是市场经济，当然“过时”。第二是“怀疑论”，怀疑理论还能不能指导实践，管不管用。

　　邓子基在归纳当时质疑的声音后，于1997年发表了《坚持、发展国家分配论》的论文，反对完全照搬西方“公共财政论”、替代和否定“国家分配论”，主张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认识，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应当是：坚持+借鉴=整合+发展。

　　邓子基说，“国家分配论”探讨财政活动的本质，是本质论，而“公共财政论”着重在于界定财政活动的范畴，并揭示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运行过程，是现象论，因此，要以“国家分配论”来发展“公共财政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说，邓子基是“国家分配论”的推动者之一，这一理论在财政学界流行了若干年，后来背景变了，亟需探索新的理论，邓子基把“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巧妙融合起来，从中提炼理论，为中国财政的改革发展探索新的方法论，这需要有一种可贵的自我否定精神。

　　2001年，在无锡市召开的第15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上，邓子基在大会上做学术报告，提出了上述新观点，获得热烈掌声。会后，以“内参”形式专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供党中央、国务院最高决策参考。

　　学习西方的先行者

　　当学者用西方理论质疑“国家分配论”落后时，邓子基已经在学习西方理论。早在1980年，他就开始组织翻译美国的《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其中，已经涉及“公共财政”的相关理论。

　　武汉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吴俊培教授说，上世纪80年代，他从国外带回了马斯格雷夫的名作《财政理论与实践》，当时国内学术界对西方主流财政理论知之甚少，因此，准备将其译成中文。当吴俊培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联系时，出版社的同志告诉他，邓子基已经翻译了，并马上要出版。吴俊培说，这时我才知道邓子基学术常青的秘密了。而此时，邓子基已年近六旬。

　　即使是在“文革”期间，邓子基也坚持潜心进行科学理论研究。1972年，他成为复办厦门大学财金专业的负责人，到1982年时，他已经成为财政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改革开放后，在“科学的春天”里，邓子基在大量学习西方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了60年代初他所提出的建立财政学这门原理科学的设想。

　　邓子基的第一届博士生是1985年入学的，当时有董大胜、巫克飞、葛南翔三位。为了培养学生的学术实践能力，邓子基带着他们编写《比较财政学》一书，让他们在实战中提高学术能力。当时，董大胜和葛南翔学俄语，巫克飞学英语，邓子基则俄语和英语都懂。邓子基让学俄语的重点研究苏联财政，而学英语的则重点研究英美财政。董大胜回忆说，作为博士生，能有机会参与前沿书籍的编写，其锻炼作用可想而知，我们三个人严格分工，动手研究，最终拿出了一部让老师满意的作品。而这三名博士后来都成为业界的精英，董大胜现任国家审计署党组副书记、副审计长，葛南翔则成为厦门国际银行总行副行长，巫克飞成为广州商业银行副董事长、行长。

　　邓子基说，老师带学生，既要出人才，又要出成果，这三名学生不仅学术成果丰硕，而且在本行业都做得不错，他们用自己的勤奋，实现了我的育人目标。

　　当时，比较财政学是一个新领域，尚缺乏这方面的专著或教材。邓子基带着博士生们主编的《比较财政学》，开启了一扇对照我国现状、全面学习研究西方财政学的窗户。

　　此后，他又与儿子邓力平合著，于1989年出版了《美国加拿大税制改革比较研究》；与巫克飞合著，于1993年出版了《西欧国家税制改革比较研究》，从而进一步发展了这门学科。

　　邓子基还与唐腾翔合作，从1986年起，陆续发表了国际税收系列论文，1988年，两人还出版了《国际税收导论》。这些是我国较早的国际税收研究论著，为国际税收学的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邓子基还通过对国家征税的权力、利益、义务的辩证分析，提出了“权益说”，提出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对税收本质进行了高度概括。

　　1990年，邓子基与张馨尧、王开国合著出版《公债经济学》，是国内较早的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公债问题的学术专著。1990年和1993年，他分别主编出版的《财政金融政策与宏观调控》及《财政与宏观调控》两本书，对于我国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早在1962年，邓子基就提出“财政学的对象、范围，应包括四个不同社会形态国家共有的，以及每个社会形态特殊的财政分配关系和其发展规律”。邓子基还提出，应注意财政学与从其分化发展出去的专门学科，如国家预算、企业财务、财政史等学科的联系与分工关系。而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的这些理想一一变成了现实。

　　“敢于摸老虎屁股”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子基受福建省委委托，搞一次物价大调研，他带着研究生和政府有关部门同志联合进行调查，经过艰苦而细致的工作，他用大量事实数据和鲜明的观点，提出了物价改革的意见。

　　当时的经济改革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进行的，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讲商品经济都躲躲闪闪，还要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那时，邓子基就在这份调研报告中大胆地提出了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第一规律，这在计划第一、物价第二，没人敢碰禁区的年代，亮明这样的观点，并非易事。他还特别提出，福建省首先要做的是：放开猪肉价格。

　　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同志看完报告后，甚是高兴，即在报告上批示：“好，敢于摸老虎屁股”。

　　至今，在回忆起提出放开猪肉价格时，邓子基仍然十分动情，他说，当时全国还没开放肉价，提这个论点，比全国早两年，要冒很大风险。

　　邓子基说，改革开放后，印象最深的事情，除了提出开放物价，还有一件，就是驳斥“赤字无害论”，并坚持财政平衡的理财思想。他说，改革由最初是不敢，到后来是大胆，但有些人一提改革，就想到照搬西方的东西，而不顾中国的实际。他一贯认为，不管采取何种政策，均必须紧密联系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不能简单地将发达国家的做法套用过来。

　　邓子基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财政学界不少人主张借鉴西方财政理论中的经济平衡观，实行周期平衡政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还有不少人认为：“赤字无害”，主张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对此，他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曾连续发表文章，六论财政收支矛盾与财政收支平衡，驳斥了“赤字有理”的观点，并大声疾呼“赤字有害”，指出在我国的国情条件下，就社会制度、生产发展水平、生产目的、生产与需要之间矛盾的特点，以及历史经验教训方面来说，我国不能轻易推行“赤字财政”政策，而必须坚持“当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

　　同时，邓子基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财政平衡作了较全面、系统的探索。他在《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问题》一书中指出，财政收支矛盾是财政的主要矛盾；财政收支矛盾是绝对的，财政收支平衡是相对的，绝对的财政收支矛盾可能转化为相对的财政收支平衡，这就是他强调的著名的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规律。就邓子基的财政平衡观而言，强调相对的动态平衡，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辈子只希望做到“十个字”

　　“文革”后，邓子基是厦门大学复办财金专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记者了解到，现在活跃在财政、教学、企业界的精英，很多都是那个时候的毕业生。

　　邓子基不仅对知识追求有强烈的热情，对学生也有着强烈的热爱之情。无论是学生，还是儿女，都把他当作心中的慈父。

　　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是邓子基招收的首批博士生之一。他清晰记得，专业课就是在邓子基家里上，“中午时，师母会给我们每人煮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我们一边研究比较财政学，一边享用午餐。此情此景，历历在目”。

　　邓子基说：“人的感情是相互的，你爱护学生，学生就尊重你。”邓子基深刻地体会到，良好的师生关系能够极大地促进教学相长。

　　邓子基有一儿一女，逢年过节，一家人聚在一起时，其乐融融，但邓子基说，他的儿女不止这两个，因为他把学生们当成了子女。现在，学生们在工作、生活、事业上有什么好消息，都会告诉邓子基。他每接到学生的一个好消息，都会高兴许久。

　　在采访中，一提学生的成就，邓子基就很兴奋，他不时向记者讲起自己培养的学生人数。他说：“我今年在厦大从教64年了，培养了博士生108人，已经毕业了106人，身边还有2个；培养硕士生300多人，至于本科生就数以千计了。”在他的学生中，从政的有的当上省、市领导，还有的成为大学校长、银行行长，从教的有博士生导师、知名学术带头人，从商的有董事长、总裁等等。

　　邓子基说，学生很多都在做为国家理财的工作，当大官的不少。他笑说：“我可不想当官，有的地方叫我离校搞财经工作，有的地方要我去当这个长、那个长的，他们联系了我，我都谢辞了，我就想一辈子教书。”最后，邓子基又解释说：“还是当老师好，让我多干了31年，如果从政，60出头就要退了。”

　　邓子基经常把从一生坎坷总结出来的为人之道、治学之道告诉学生。他说，人生有两把钥匙：治学的钥匙、为人的钥匙。我自己要先掌握好这两把钥匙，然后再把它们交给学生。

　　十多年前，就有人跟邓子基说要少工作、多休息、享几年清福。邓子基却要活到老，工作到老。即使是在90岁高龄，他仍工作在教学与研究的第一线，每次上课还是三节连上，中间只休息20分钟，但这20分钟也往往被学生的提问所占用。

　　谈到健康之道时，邓子基说，他坚持做到“四动”，即动脑多思，动口多讲，动手多写，动脚多走。他说，现在他还坚持每天看书和写作6个小时，每日必看新闻联播。除了工作，他还坚持运动，他向记者表演了自创的健身操，他说这样运动有益健康。

　　最后，邓子基总结说，我一辈子只希望做到“十个字”，那就是恩师王亚南所说的：“教书、育人、出人才，出成果。”（记者 熊杰）

　　手记

“弥勒佛”印象

　　采访邓子基时，他始终精神饱满，言语平和，他既回忆往事，也兼谈时事，还不时向记者普及财政知识。访谈既穿越了时空，又纵横于学术的经纬之间。

　　采访中，邓子基多次提到理论上的“论战”，提到激烈的学术争议，提到自己的坚持与坚守。这些会让人把他与好斗、尖锐联系在一起，但记者见到的却是一个内心宁静、慈祥可亲的老人。

　　虽然一生经历诸多“论战”，但是邓子基并没有“政敌”。记者看到的是，学界对他表现出的尊重、敬仰。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关爱有加，这让他成为学生心中的严师与慈父。采访中，他还提到人生的哲理：话不要讲满，事不要做绝，积极稳妥，留有余地。我想这便是他友善治学的秘诀吧。

　　《易经》写道：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作为财政学界的领军人物，邓子基既能坚定信心与立场，敢于担当，又能虚心接受批评，回应各方质疑。无论多少次的争论，邓子基始终对事、对学问，从不对人。他用追求真理的真诚来感动对手，用虚怀若谷的风范让人折服。

　　一说起厦大邓子基，很多人会描述，他长得像“弥勒佛”。这也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与佛有关的人物：星云大师。他曾经说过：“心中要有主，才能立处皆真；心中要有德，才能涵容万物。”我想，邓子基心中的“主”，便是他对学问的追求，对真理的坚持，而其“德”，则是对不同意见的包容与吸收。有容乃大，强大的内心，宁静致远，奠定了邓子基的大师地位。（熊杰）

　　《中国教育报》2014年6月20日第5版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财政学家，现为厦门大学财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系导师，学术委员，财政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全国重点财政学科学术带头人。

    历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顾问，福建省政协常委兼科技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学科初审组成员，国家教委经济学科评审组成员，福建省高校职称评委会委员、文科评委会主任，兼经济学科评审组组长等职务。现兼任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顾问，中国资产评估协会高级顾问，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副总裁和美国传记协会副总裁等职务。

    邓子基教授是厦门大学复办财金专业（后升格为财政金融系）的创立负责人，是经济学院主要创办人之一，并且先后建立了财政学与货币银行学两个硕士点、博士点和全国重点财政学科点，支持、帮助建立了厦门大学工商管理中心和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教50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财税专门人才。

    邓子基教授曾作为第一获奖者获部级以上奖励23项：1987年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1987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六五”规划优秀专著一等奖，1987年福建省人民政府优秀论文一等奖，1988年财政部优秀教材一等奖，1988年福建省人民政府10年来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3项），1988年中国财政学会10年来财政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0年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务学会10年来税收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荣誉奖，1990年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务学会10年来税收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2年“光明杯”全国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1993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1995年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1995年中国财政学会第二届全国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八五”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1995年第九届中国图书奖，1995年国家教委出版系统优秀著作一等奖，1995年华东地区出版社优秀专著一等奖，1998年教育部全国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8年福建省人民政府优秀成果一等奖，1998年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1998年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优秀成果特别奖，1999年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务学会全国第三次学术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9年福建省国际税收研究会荣誉奖。他还获得如下表彰：1986年厦门市劳动模范，1987年中央电视大学优秀主讲教师，1990年厦门市先进工作者，1986年和1991年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1990年福建省有突出贡献专家，1990年国务院有突出贡献“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授予的“世界500名人勋章”和“国际荣誉勋章”，1991年美国传记研究会授予的“国际500名有重大影响人物勋章”，1992年美国传记研究会授予的“终身杰出成就勋章”，1995年美国传记研究会授予的“终身杰出成就金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