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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谷孙，复旦大学教授，翻译家，英语文学研究专家，尤精于莎士比亚文学研究和英汉词典的编纂。刘畅 摄 我觉得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就是精神上要做贵族，生活上可以草根一点。 一个好教师一定要有表现欲，我承认自己有表现欲，甚至“一腔老血还会激动”。 好多东西我都是受了莎士比亚的熏陶，他也培育了我孤傲的精神。我特别喜欢哈姆雷特的一句话：我可以置身在胡桃壳里，却是无限的主人。 听说要采访，陆谷孙教授犹豫了一阵。一是由于积病初愈，又忙着手头《大中华汉英词典》的编写。二是他向来不愿意标榜自己，接受采访很多是出于记者的热情和执着。他在生活中低调谦和，对工作却格外地追求完美，这样的精神成就了一位为中国英语教育开启现代先河的英语大师，也见证了中国最权威、最浩大英语工程——《英汉大词典》的诞生。 陆谷孙是个彻底的文人，他不愿自称学者，他说自己只是个知识分子。一间复旦教师宿舍，一堆写满英文的稿纸，一部厚达几十公分的词典，一幕荡气回肠的《李尔王》，一首普希金的诗，一曲收音机中的柴可夫斯基，便是陪伴他一生的挚友。 他赶上了最好的时代。父亲严苛，以令人赞叹的蝇头小楷译出部分都德小说集，幼时饱读诗书，少时又爱上外文；他师从徐燕谋，信寄钱钟书，与友玩味莎剧，代国对话港督。 他也遇上了最坏的时代。“文革”动荡，他被划为“裴多菲俱乐部”，变相隔离，发配编词典，与亲人两岸相隔，却让他找到人生乐趣，获得一生最大成就，编出《英汉大词典》。 如有一天，你在复旦校园看见漫步绿荫下，鹤发童颜，念念有词，吐出标准流利英文的老人，你一定要停下来，走近这个时代堪称大师的Old Ginger（老姜）——陆谷孙教授。
陆谷孙与父亲陆达成在杭州西湖。 编词典编出了乐趣 在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的办公楼，陆谷孙的办公室在走廊的第一个房间。现在他因为身体缘故已经很少来上课，但这块写着“陆谷孙”的铭牌和旁边四五张精神奕奕的照片气场依旧，像坚挺的树根一般，荫庇着整个英文系。 这样的气场不光来源于时间的堆积，更多的还是来源于在外院每个老师办公室书架上都安静放置的那本大部头——《英汉大词典》。它黑白封面，没有过多的装饰，只落两行工整肃穆的中英文书名，除此外，便剩下左上角的标注：主编 陆谷孙。 1991年，这本从“文革”时期开始编写的第一部完全由中国学者独立编纂的大型双语工具书终于出版，它被香港学者董桥形容为“不可一日无此君”，英美的词典专家评论这是“远东最好，也是世界范围内较好的双语词典之一”、“具有超世纪的生命力”。 在这部看上去低调简单却获得无数殊荣和尊敬的《英汉大词典》背后，是陆谷孙打拼30年的努力，虽然当时走上编词典的道路看上去不是那么情愿。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是‘保守派’，然后是‘逍遥派’，1970年‘一打三反’时被揪出来。那时候专门抓集团，他们认为我们外文系很要好的几个人是一个小集团，是‘裴多菲俱乐部’，就把我们隔离起来。” 1970年前，陆谷孙和几个早在研究生期间就认识的外文系老师都比较喜欢英美文学和莎士比亚，常常在一起谈读书，交流写作心得，打桥牌唱歌，唱的都是苏军红旗歌舞团的那些歌曲，也有英文歌，看看英美小说，活得十分逍遥。然而这在1970年，并不被认为是“先进”，陆谷孙从同事那里拿到一些原版小说给学生们讲，成了“放毒”的导火索。如果人生分四季，1970年之前，他都一直活在春天里。 陆谷孙被打倒隔离的那天，正在为女儿办满月酒，家里已经支起了圆台面，要请客吃饭了，突然来了两个红卫兵，让陆谷孙卷起铺盖，带上粮票，押他去了学校。这时已然是“文革”后期，关了他5个星期之后，便不了了之，没有定性说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陆谷孙后来笑着说：“这个办法很厉害，就把你挂着。是不是有问题，拿捏在群众手里。” 于是他被派到了新英汉词典的编写组，到1976年，陆谷孙开始参与《英汉大词典》的筹备和编写；1986年，陆谷孙被正式任命为《英汉大词典》的主编。传说在欧洲，惩罚一个人的方式就是让他去编纂词典，而这在陆谷孙眼里，却成了一份乐事。他在《英汉大词典》前言中写道，有志于词典编纂的学人“会从单调、烦琐、繁重、艰辛的劳动中发掘乐趣，寻求报偿。乐趣在于遨游英语语词的海洋，报偿在于翱翔英语文化的天地”。 实际上，编词典在一般人看来是枯燥无味的，在《英汉大词典》编写的过程中，编写组人员最多时据传高达“108将”，而最少的时候只剩下17个“老弱病残”。这期间有人出国，有人下海，有人直接换工作，陆谷孙甚至参加过几次同仁的追悼会。在这样的情况下，陆谷孙硬是找到了编词典的乐子，他总是跟年轻的学生和老师强调读书的重要性，自己更是手不释卷，各类英美小说，从古至今，无一没有他研读过的痕迹。他为了这本词典定下三条规矩：一不出国，二不兼职，三不另外写书。直到1991年《英汉大词典》大功告成，全书4203页，1500万字。陆谷孙在校对完最后一页后，开玩笑地写下了“zzz”作为全书结尾，意为词典编成，可以睡觉去了。 对英美文化的热爱让英语在陆谷孙眼中不再是字母的拼凑，而是如美妙音律一般可以解闷，可以享受，可以玩味。在妻儿拿到美国绿卡后，陆谷孙对故土留恋，还是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做点什么。他说去了美国，自己也就没了用武之地，最终他还是孤身一人留在复旦，他说孤独不是痛苦，是一种灵感的催化剂，这美妙音律陪伴了陆谷孙伏案桌前的每个晨昏。 孤独的催化剂大概在晚上才最为有用，陆谷孙喜欢凌晨看书，白天睡觉，学生们都知道过了中午十一点才能去敲老师的门，但上了年纪之后的身体状况，让他对自己的这个习惯不再那么自信。从去年开始，陆谷孙的身体响起警报。 他的学生高永伟说到一个细节。前段时间，一位台湾学者前去探望刚出院不久的陆谷孙，陆谷孙正在家中饭桌旁吃饭。饭桌左边放一碗粥和高高三层的药盒，饭桌右边是一沓十几页的稿纸，是他正在进行的《大中华汉英词典》的修订稿件，台湾学者看到后，心生感慨，这样的人不称为大师，何人敢称？这是对事业多大的热爱和决心，才能让这个年逾古稀的老人还不愿给自己放个假？ 说到《大中华汉英词典》，陆谷孙是带着遗憾的。1991年编完英汉词典的他去香港，遇到搞对外汉语的安子介先生，安子介跟陆谷孙说，既然编了英汉，为什么没继续搞汉英？像你英语这么好，不继续搞汉英可惜了，林语堂、梁实秋他们英汉、汉英都做过。这句话一下子激发了陆谷孙做汉英词典的想法。他少时跟随父亲，古文功底深厚，对中文也有一定造诣，每次出入外埠书店，都觉得现有的汉英词典不够好，有些甚至很“山寨”，便决心要编出一部“圆满”的汉英词典，不仅能作为学英语的工具书，也能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1999年，陆谷孙带领学生和其他同行一起开始了《大中华汉英词典》的编纂，本打算能够尽快做好，但过程中编组人员的一系列变动让陆谷孙也无可奈何，至今也未能将第一卷出版。 “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平时自己琢磨一些词语，发现它们既能在汉英里用，又能在英汉里用。”陆谷孙深知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不能再亲力亲为，像30年前一样带领编写组沉浸其中，他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不停地发现和琢磨双用词语，用他深厚的古文功底翻出一些巧妙的词语，一拨一拨地整理好，发给编写组。 作为英语大师最闪亮的一个光环，陆谷孙并不认为编成《英汉大词典》有多么值得骄傲。说起编这本词典获得的尊重和荣誉，他淡淡地说：“存者附得虚名，殊深内讼。”
陆谷孙在课堂上。 在最好的时代遇上英语 陆谷孙曾在2007年专门写过一篇《我的父亲》，怀念他的父亲陆达成先生，他在文章开头说：“我始终扮演不好什么委员啊、劳模啊、名师啊之类的角色，但我一直想做个父亲的好儿子，以长驻记忆的父亲的修身言行，当作绳墨，努力‘克隆’出一个无愧于他的儿子来。” 这段话是对陆谷孙内心世界的最好描述，他出生书香门第，虽不是什么名门世家，但父亲陆达成因爱国从香港返回大陆，在铁路局中为比利时人做办公室职员，其间自学成才，精通法文，后来成为比利时人的主要翻译，一生未离开过法文，后来为中科院翻译过都德的《星期一的故事》短篇集。从小陆谷孙过得一直比较孤独，父亲忙碌，常年不能在身边，但凡是父子相处之时，陆达成总是教育陆谷孙做人要正直。陆谷孙深厚的古文功底也和父亲有极大的关系，陆达成做的是法文翻译，但他要求陆谷孙从小就背诵唐诗，看朱子家训，古文观止，父亲在翻译《星期一的故事》时誊抄的蝇头小楷令许多人赞叹不已。但因为陆谷孙少时与父亲相处时间不多，未能学习法文，大学时期才接触英文，后来对照着英文版，陆谷孙小心翼翼地校对好几遍，才敢把英文版译出的《星期一的故事》与父亲的版本合并出版。 陆达成一生爱穿唐装，虽出入洋人企业，一口流利法语，但在思想上完全是中国传统文人，在这点上，陆谷孙继承了父亲这一“矛盾”的特点，爱评论时事，跟得上流行，却又固守传统道德和个人原则是许多人对他的印象。 虽然陆谷孙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继续法文事业，但从小对于语言的爱好和习惯对他今后的事业却有重要影响。陆谷孙最好的时代，从迈进大学时，终于开始了。 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后，陆谷孙才开始接触英语，这其中最大的影响便是培养了他对莎士比亚的兴趣，使他日后对莎士比亚的研究造诣颇深。 “大四的时候，林同济教我们精读，引莎士比亚的独白，对三四年级的学生来说很难读懂，他就逐字解释。他跟我们讲这个字有多少种可能的解释，背景如何，然后再讲音韵、节奏，讲得非常地道。他讲一段我就背一段，我现在还能背好多好多段。”在林同济的课堂上，陆谷孙第一次认识了莎士比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痴迷于此，可以说，他现在孤傲执着的性格一方面来自于父亲的传承，另一方面，就是对莎士比亚的研究。他是中国第一个对莎翁研究颇深的学者，可以说他对莎士比亚的研究在国内是和编词典齐名的。陆谷孙说，最美好的日子就是在学校里与同学同演莎士比亚的戏、朗读莎士比亚的作品。 关于他对莎士比亚的痴迷还有一个佳话。1990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出访香港、新加坡等地，陆谷孙担任首席翻译。港督在讲话时，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话。陆谷孙翻译时兴之所至，将莎士比亚剧中同一段后面几句话用英语背了出来。总督大为惊讶和赞叹。回沪后，朱镕基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夸奖道：“我这次出访，带去的翻译水平不得了，与香港总督对背莎士比亚作品。” 但他总是觉得可惜，现在的年轻人没几个喜欢莎士比亚的，内心都不静，虽然开设了莎士比亚精读课，但课后有几个人继续喜欢着莎士比亚却无从知晓。对目前总有人改编莎剧为京剧昆曲的事情，陆谷孙很不满意，他坚持莎士比亚的原著和文本，不喜欢胡乱改编：“我的立场是以文本为主。你不要轻易地就来评论莎士比亚，你不要轻易地写论文，你先给我把整个文本读懂了。” 师从徐燕谋以后，陆谷孙本有机会拜到钱钟书门下，奈何钱钟书没有收他，这让陆谷孙一直都没有面见过钱钟书，但他发自内心对钱钟书的尊重让他一次次地与钱钟书通信，探讨学术问题，还在《英汉大词典》第一版时邀请钱钟书作序。此后，他一直与钱钟书保持着通信关系。 陆谷孙遇上了一个美好的大学时代，玩味莎士比亚，师从徐燕谋，受教林同济，信寄钱钟书，这些熠熠闪光的大师们给了陆谷孙受益一生的精神食粮。
被排字工人戏称为“打翻墨水瓶”的词典校样。 真诚待人，活得要纯粹 陆谷孙一生都离不开讲台。 从研究生期间始，一年级的陆谷孙在复旦外院率先开设的外国报刊选读课上崭露头角，提出的问题经常问倒老师。次年，陆谷孙便替身体状况不佳的老师站上讲台，为本科生授课。这一段往事，是复旦师生们常常谈起的佳话。至今年，复旦外院的师生正为陆谷孙筹办“从教50年”的活动。“虽然陆老师从教时间是在研究生之后，但因为‘文革’等种种事情，没办法算清楚。可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他的确是在研究生期间就已经上课了。从那时算起，就有50年了。”采访中谈起这个从教50年的活动，他的学生高永伟解释了这个50年的来历。 高永伟说，他的老师一生只奉献给了三件事，编辞典，教书，还有看书，各种各样的“闲书”。 而在这三事之中，教书是陆谷孙不能放弃的人生乐事，教室就是他的“战场”，他总喜欢在采访中说：“我喜欢教书，我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 最能体现陆先生把教书和与学生相处一事看得十分重要的体现，便是有一年，复旦大学评选“十大最受欢迎的教授”，陆谷孙当选十大之首，这让他非常高兴，他说，“我一生中得过不少奖，但这次活动完全是‘民办’的，是给我喜悦最多、让我最感动的一次。” 陆谷孙今年已是74岁高龄，他在1994年被授予复旦“杰出教授”荣誉，自然也就没有退休的概念，除去因为身体缘故而不能再继续的课程，他几乎没有落下过一个学期的课，英美散文是他的经典课程，旁听的学生总是坐满教室。今年开始，由于身体不适，他才同意学院将他的课程设为与其他老师共同完成。 对于他的嫡系学生高永伟来说，和陆谷孙的接触是自然而然的：“陆老师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他从来没有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而是我们生活中‘零距离’的大师。” 在陆谷孙身体不适，不能继续忙碌工作之后，当年带的学生们依然经常陪他在复旦校园中散步，探讨一些翻译和辞典的问题，陆先生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在学术思想上传道授业，在做人做事的人生态度上也是让每个学生都信服，引以为榜样。陆先生最近注册了微信账号，在起账号名时，大家绞尽脑汁想了半天，最后想到一个十分形象又让他满意的名字——Old Ginger，中文译为“老姜”。这个名字的来历其实很简单，高永伟说：“我们几个学生在编《英汉大词典补编》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有分歧的翻译问题，这时候还是需要陆老师出马，他最后敲定的版本总是最令人信服的，我们就总说，姜还是老的辣！” 陆谷孙对教学的执着不仅仅荫庇门下子弟，更多的还是其所开课程中对所有学生的影响，哪怕是从院长位置退下以后，只负责一门大四课程的教学，他的课堂魅力还是征服了前来听课的每个学生。一位即将出国深造的本科生说，他在大二时去旁听了陆老师的课，后来一直和陆老师保持联系，时常探讨问题，请他去为学生做讲座。众所周知，陆谷孙最讨厌讲座报告这种活动，但凡是学生去请，他总是极为愉快、积极地为外院学生做讲座。 人格魅力，大概是所有学生对陆谷孙的一致评价。 “他这种以身作则的东西不仅是学术上的，更多的是人格魅力上。以前系里有老师生病住院，他自己不方便过去，就总是托我们带去一个信封。重点不是带什么，是每次他都不会忘，我们已经帮他带过好多回。”高永伟印象最深的就是陆谷孙对别人的关心特别真诚，“他那种真诚，你是能感觉到的。不是很假的那种，是发自内心，又很踏实的那种关心。”逢年过节，陆谷孙会给学生们发红包，就像一位大家长；而当有人在生活中碰到困惑难题，陆谷孙又会家长里短地开导安慰。陆谷孙门下的学生们特别友爱，一直都以师哥师姐相称，延续了师门的好传统。 这种关心别人、对人真诚，愿意与学生相处的性格，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陆谷孙在学生时代曾受到几位堪称学界泰斗的老师们的栽培和信任。 陆谷孙本科时代的论文导师是刘德忠先生，他在“文革”前一直和刘德忠保持紧密的联系，常常去他在江苏路的家中和他聊天，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想法也和刘德忠的教诲有极大的关系。但在“文革”中，刘德忠和他的妻子无法忍受侮辱，双双自杀，这对陆谷孙的影响十分巨大，他对老师自杀时的样子记忆深刻：“几乎是面对面的，台灯开着，圣经翻开着。刘德忠自己写了这么几个字，英文写的：如果在人间没有避风港的话，在您的怀里面能找到吗？” 从刘德忠到徐燕谋到钱钟书，陆谷孙传承了他们对莎士比亚的痴迷，更默默继续着用心栽培对待学生的教育理念。他说自己其实是有表演欲的，这种表演欲对课堂来说是个能让学生散发无数可能性的催化剂：“没有表现欲的教师上课会很无聊，要是英语表达如钝刀子割肉，那一节课下来实在受不了。” 与其说陆谷孙给所有学生树立了一个学术榜样，不如说是他给了学生们另一个由他创造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纯粹得透明，可以让人抛却世俗，抛却局限，完全沉浸在由字母间声声不断的韵律带来的愉悦和享受中。 时代变迁，陆谷孙先生已从当年踌躇满志的文艺青年成为了满头银发的长者，但他在复旦教室中的身影如一圈温暖的光环，照亮着为中国英语教育事业站立讲台的老师和坐满教室的学生。（通讯员 杨茜） 《中国教育报》2014年7月11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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