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中国人的体质分为九类，其创立的中医体质辨识法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学生把他40年的成果画成一棵“王琦树”

　　语录

　　总结病例时，别光看好了的，其实有不少没看好的，只是人家都不再来看了。那些不来的人一直是我的心事，每次睡觉前琢磨琢磨，还是有不少没看好的病人。

　　人生就是三件事，做人、做事、做学问。做人就是厚道待人、感恩于人、惠及他人；做事就是求真、求善、求美；做学问就是继承、创新、立言。

　　要对人生进行整体发展设计，有明确的目标，并且锲而不舍，一步一步地向既定目标行进，充满激情、不畏艰苦、乐在其中。

　　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思维的灵感，没有带着自身文化烙印与个性特征的思维内涵与方法，便失去了灵魂。

　　科学研究需要有求异思维，教育工作者需要引导学生有新的思考。中国学生背负的包袱太沉重了，身为教师是给学生火种还是给知识储藏呢？我认为应该给火种，给思维方法。

　　你要是研究一个东西，跟别人不一样，就得从头开始，这是太复杂的一个过程，你要形成理论、概念、体系、要素、应用、接受、传播等。它不是做一件新衣服，学术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源于经典不等于停留在原始的水平，经典是给你源头、给你启发，一定要激活了你内心的什么东西，才是真正学到了经典的价值。

　　传统是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延续，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再现。

　　“大夫，我是什么体质？我孩子是什么体质？”

　　“气虚体质该怎么补？痰湿体质有什么忌口？”

　　时下里，从电视养生节目、医院诊室到百姓茶余饭后的闲谈，似乎人人都能说出诸如“阴虚体质”、“阳虚体质”之类的名词。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们都属于九种体质中的一种，更少有人知道，它们出自一位立志研究中国人体质分类的学者——国家级名老中医，“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王琦，其所创中医体质辨识法被纳入卫生部颁布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使中医药首次进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

　　近日，通过北京中医药大学科研楼的层层门禁，记者听王琦讲述了他和中医体质学说延续了近40年的故事。40年也许太长，长河掬浪，我们择取了他的三个年龄节点，走近王琦。

　　35岁：新翻杨柳枝

　　当别人都在以名医学术思想为题做研究的年代，他大胆创新，提出“中医体质分类”的概念

　　时针拨回到近40年前。

　　1976年，教育的春天姗姗来迟。经国家批准，著名中医岳美中、方药中等几位老先生以北京西苑医院为基地，开办首届全国中医研究班，每省推荐一名优秀青年中医赴北京学习。已经在高邮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医院医生王琦，被江苏省遴选，来到北京，成为该班的学员。毕业后，又于1978年考取中国中医科学院（原中国中医研究院）首批研究生。

　　而立之年获得的学习机会，让王琦更加如饥似渴。读经典、做临床、传承老专家的医道精髓，渐渐地，王琦心里隐约有了一种感觉，中国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有阴阳二十五人之说，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也把人分成四种气质。人类的祖先，不管东方还是西方，不约而同都在给人分类。

　　“因人制宜”是中医学的宝贵思想，但是相关理论散落于历代医家文献中，未能形成体系。更可惜的是，随着现代医学体系的发展，中医的体质分类思想渐渐被淡化。

　　“西医的病种有3万多种，中医证候也有800多种。在医生眼里，人体被分得很细，只看见人的病，看不见病的人，”从医以来困扰王琦多年的难题似乎有了一个突破口，“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同样的病症、同样的药方，对有的人有效，对有的人无效。”

　　“体质分类，是中医里一个闪亮的智慧，我要开创这个还没有人做的事业！”这个念头一产生，在王琦的心中便再也放不下。

　　然而，在当时崇尚继承的中医教育体系中，最早的研究生都以某某名医的学术思想为题进行研究。王琦关于“中医体质学说研究”的论文题目一报上去，第一个提出异议的就是导师方药中。

　　“他担心，中医里面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学说，会不会引起争议，”王琦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硕士论文手稿说，“我就跟他磨啊，让导师先送给评委去审，如果都说不行，我马上改。”就这样，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王琦，冒着论文被打回重写、毕业时间延长的风险，迈出了创新的第一步。

　　“方老是个胸襟非常开阔的人，对于我这个喜欢‘听唱新翻杨柳枝’的学生，有时候很挠头，但很快又能够理解接受。没过几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高兴地说，几位专家都说这个题目好，把中医学的一个重大问题给提出来了。揭开这个谜底太重要了，你就做吧！”

　　“那时，就好像心里的火种被点燃了！”说到这里，王琦仿佛又变成了那个意气风发、立志创新的小伙子。

　　“创建一个新理论，不是说这里有50本古书，你找到古人是怎么说的就行了。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提炼出自己的东西。”王琦每天骑着自行车，从西苑医院到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只带一个馒头，一坐就是一天，对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文献进行整理总结。

　　休息的时候，王琦喜欢到街上或车站观察人群，因为“人们等车的形态各不相同，有的人慌慌张张，有的人漫不经心，这实际代表着他们不同的气质和性格”。

　　1978年，35岁的王琦与同窗盛增秀合作撰写《略论祖国医学的体质学说》一文，将“中医体质学说”的概念第一次公之于众。

　　“这篇论文也险些被扼杀在摇篮里”，王琦说，投稿被退，编辑的理由仍然是“中医界没有这个学说”。后来，幸得杂志总编在投稿记录中慧眼识珠，才追回了稿件。

　　经过几年的研究，王琦领衔编著了《中医体质学说》一书。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使中医体质学实现了零的突破，也把王琦推上了风口浪尖。

　　“那个时候，中医界的普遍观点是，把老祖宗的东西学到手就不错了，你还敢创新？提出这样一个标新立异的理论，别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你淹死。”王琦当年的一位同窗感慨地说。

　　彼时的王琦似乎更能理解导师的苦心，创立一个“从来没有”的学说，无异于选择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开始，人家都在说，这是啥东西？后来有点儿名气，又有人说，这东西古来就有，没啥了不起。”眼前的王琦回忆那段日子，风清云淡地说，“这没什么，我就当它是对我的一种激励。”

　　如今，中医体质学已成为中医学二级学科，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组列为现代中医流派，相关内容被写进《中国医学通史》，列入中医药院校《中医基础理论》规划本科和研究生教材，是近几十年来中医教材中唯一新增的内容。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曾撰文指出：“体质学说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学术体系，在指导‘治未病’及个体化诊疗中将会发挥特殊的作用。”

　　回首来路，王琦也坦陈艰辛：“研究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它不像做一件新衣服，你喜欢就穿，不喜欢就不穿。学术这东西不一样，从理论、概念、体系，到应用、接受、传播，是一个太复杂的过程。”

　　“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就没有不想干的时候？”面对这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王琦指着自己的胸口，对记者和在场的学生半开玩笑说，“你们摸摸看，我这里始终有一团火，否则第一篇论文被退稿的时候，我恐怕就要放弃喽！”

　　58岁：辞官从教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这个年龄到大学多半是发挥余热，而他加足了马力，甚至为了研究跋山涉水、走街串巷

　　2012年京交会上，德国科隆市副市长汉妮特前来体验中医诊疗。 片刻搭脉后，王琦告诉汉妮特，她的体质属阳虚及气虚，有消化功能不好、怕冷、气短等问题。汉妮特睁大了眼睛直呼“Incredible（不可思议）、Amazing（太神奇了）”。她说：“我特意隐瞒了胃部长期不舒服、手脚冷等老毛病，没想到仅搭脉片刻，就被中医的‘火眼金睛’看穿了。”

　　有了体质分类的利器，加上不走寻常路的精神，王琦施治的对象上到国家政要及季羡林等名家大师，下到三天三夜走到北京看病的普通农民。有人管他叫“京城怪医”，因为在他的诊室里，总能看到各种疑难杂症。有的病人盛夏穿棉衣也不嫌热，有的病人三九严寒还大汗淋漓，有的幼儿园小孩哪怕被指甲轻轻划一下，划痕就肿得老高，有的花季少女抱怨自己喝凉水都长肉。

　　“有一个孩子，来看病的时候五花大绑，不捆起来就要拿刀子捅人，精神出了问题，一家人的欢乐都给剥夺了。”说到自己的病人，眼前的王琦几度哽咽。王琦经常对自己和学生说，我首先是医生，其次才是学者。医者仁心，王琦对研究的热忱，正来自于解除病患痛苦的决心。

　　上世纪80年代，体质分类还不够完善，特禀体质没有纳入进来，一段援外医疗的经历，让王琦开始关注过敏症，并产生了把过敏体质单独划分一类的想法。

　　1984年，王琦到荷兰援外。荷兰是郁金香之国，空气中弥漫着很多花粉。王琦发现，当地很多人患有花粉过敏症。

　　对于这个问题，西医的办法是切断过敏源。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美免疫中心一位专家曾对王琦说，“假如你对猫过敏，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猫从窗户扔出去”。“但是，荷兰人总不能不呼吸吧？”王琦反问。

　　“治过敏重在治人，改善体质才是根本办法，”按照自己的想法，王琦从调理体质的角度出发，为不少荷兰患者解除了病痛。而与美国专家针锋相对的“辩论”，也让中西医背景的两位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王琦根据调节过敏体质的原理，组方中药“过敏康”改善过敏体质，并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作研究其作用机理，用现代科学手段证实了“过敏康”的疗效。

　　“一项研究，要让中国人相信，外国人也相信，中医相信，西医也相信，只有符合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王琦说，“我开始从文献中得来的9种体质分类，需要从实证上去证明它的存在。这就是大样本的调查，对自然人群进行全国抽样。”

　　此时，58岁的王琦已是国家认定的全国老中医药专家之一，同时还担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属单位的副司局级职务。但是，他心中那团火依然旺盛。一次和儿子闲聊中，儿子突然问：“老爸，你是想退休当老干部，还是想继续你的研究？”王琦被儿子的话点醒，第二天就去找卫生部一位副部长递交辞呈，不带任何职务，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任教。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这个年龄到大学的人，多半只是发挥余热，“我不是去发挥余热，而是加足马力，要干事情。”王琦带领学术团队日夜奋战，拿下一个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并获得两个“973”项目资助。万事俱备，王琦期盼多年的一项“大计划”得偿所愿——中医体质分类流行病学调查。

　　“不是说坐着飞机住着宾馆调查就完成了。全国随机抽样的对象可能在一个山坳里，可能是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的事并不罕见，而拿着体质量表挨家挨户去敲门，60多岁的名医王琦几次被人当作“推销的”拒之门外。

　　经过几年的努力，王琦课题组完成了全国21948例调查，证实了中国人群共有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和特禀质等9种基本体质类型。同时，初步掌握国人不同体质类型、不同年龄、性别、地区人群的基本特征及其分布规律。

　　据此，王琦主持编制了《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为体质类型判别规范化、研究个体差异、实施个体化诊疗提供了方法与工具。他利用各种方法，不遗余力地推广中医体质辨识，让老百姓了解自己的体质，让养生走在疾病前面。

　　“阴虚体质：怕热，面颊潮红，皮肤干燥，容易失眠；血瘀体质：刷牙时牙易出血，眼睛经常有红丝，容易烦躁、健忘……”在王琦团队的工作间里，记者看到学生们制作的展板，用通俗易懂的话描述这9种体质类别和身体上对应的表现。

　　随着中医养生大热，从书报、电视、网络等媒介中，了解体质分类并据此进行保健的人越来越多。“现在，我们小区里的老太太都叫我‘偶像’，”王琦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2011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在全国74个区、县启动包含中医体质辨识的中医药公共卫生服务试点，将中医体质辨识和干预作为降低慢性病发病率、提高生存质量、减轻疾病负担的重要手段。“从治病到防病，对整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王琦的学生、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师李英帅说。

　70岁：重做小学生

　　中医不能抱着古书吃一辈子，现代生物学等科学的发展，给他带来了很多“计划外”的工作

　　上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著名的《东方之子》栏目曾经采访王琦。节目的最后，主持人这样评价： “今年53岁的王琦，已经把83岁之前要做的事情计划好了。”

　　可如今，70岁的王琦却说，自己仿佛沉浸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像一个小学生，每天背着书包上学堂，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半到校，一直到晚上七点半回家，总有做不完的作业。“因为越研究越有兴趣，越研究越感到不足。”

　　今日的中医体质学，已经不再独木难支。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全国以中医体质学为基础的学术论文1300多篇。王琦先后培养了博士后、博士、硕士及学术经验继承人88名。王琦吸引了医学、生物、计算机等各个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加入他的科研团队，他还把在国外大学研究现代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的两个儿子——王前飞、王前奔也拉进了队伍。

　　王琦告诉记者，“流行病学调查让我们知道了人的体质分类是什么，现在研究进入了‘为什么’的阶段。”“体质是由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共同形成的，人与人的差别很大程度是由基因的差异决定的。这串与生俱来的遗传密码里，是否写着有关体质的信息？”科技的不断发展，给王琦带来了很多“计划外”的工作，探索的深度、广度不断推进。他运用多学科交叉方法对体质分类进行实证研究，揭示体质的微观生物学基础及与疾病发生的相关性，为疾病预测、预防奠定基础。

　　“通过基因组检测和基因多态性分析，我们已经发现了痰湿体质的人有代谢紊乱的遗传特征，这对防治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具有重要意义。”王琦说。

　　抽血、提取细胞、观察……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科研楼内，王琦摆满现代仪器设备的实验室，看上去很难与印象中的中医联系起来。

　　然而，作为一个拥有中医学知识背景的人，他如何做到紧跟世界科技最新前沿？对于这个问题，不仅记者好奇，连他的学生们也时常感到惊讶。博士后王济告诉记者，2012年在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王琦将树突状细胞确定为研究中医过敏体质的方向，而树突状细胞在调节人体免疫功能中的重要作用，正是此前不久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内容。

　　王琦的说法是，“中医不是古董，是医学，是随着生命科学的进步而进步的。现在许多新的研究方法、手段是以前根本无从知晓和计划的，是难得的机遇，必须不断学习。”

　　“他是一名中医，但绝不是抱着古书吃一辈子的中医。”提起父亲的学习精神，王琦的两个儿子打心里佩服。每次打电话或回国，父子三人谈得最多的是王琦的“973”课题。两人都曾被父亲邀请，给学生讲解国外最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而他们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坐在讲台下，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地做笔记。

　　在王琦的研究团队里，每天早上可以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象。十几个硕士、博士、青年教师聚在一起，先背诵中国古代医学名篇，再由美国留学生客串“外教”领读英语。在中医教育中，晨读是常用的方法，英语晨读则是王琦的匠心独具。他常对学生说：“学经典不是回到两千年前，与时俱进也不是只能学新东西，让古代的东西在当代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这就是与时俱进。”

　　虽然取得了诸多成绩，在学术生命和精神境界上，王琦认为自己还是个“小学生”，仍要不断学习，充实和完善自己。

　　王琦还给学生定下一条规矩，不许给导师送礼，要送只能送书。古今中外不限、题材内容不限，只要是读来有益的书，他就照单全收。

　　记者看到，王琦案头放着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其中有几句话用红笔整齐画下：“即便未能在预想的时间跑完全程，只要有了业已尽力的满足感，或是为下次比赛奠定了些基础，抑或有了某种类似重大发现的东西，大约也算大功告成吧。”书的空白处留下王琦隽秀的字迹：“大约这与我的心态非常贴近。”（记者 高靓）

　　【手记】

“中医王子”的养生之道

　　王琦教授的学生中流传一个这样一个段子：一个女病人走进诊室，看到精神饱满、面色红润的王琦，满脸疑惑地说：“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不是说是老中医吗？”

　　养生专家自己怎么养生？记者颇为好奇，采访之余不禁要询问一番。

　　谁知，王琦的答案是“工作”。他说：“认为养生就是休息，就是闲着不干事，其实是一种误解。歌德80多岁写《浮士德》，马寅初70岁后学了20多年俄语。你看长寿的人，哪个是休息出来的？”

　　学生说，大年初二，王老师就会到办公室上班。王琦说，完成一件事，时间是第一资源。

　　时间的供给不管你需要量多大，都是每天24小时。但是，王琦自有一套获得时间的办法：每晚7点到12点，可工作5小时，一年可得1825小时，等于获得了额外的76天生命，也就是说一年就多挣得两个半月的时间。

　　如此，便不难解释王琦的成就。按照学生给他画的“王琦树”，体质学说只是主干，他还结出了中医男科学、中医藏象学、中医腹诊、中医原创思维等硕果。此外，他写过200多篇诗词和散文，会写书法、会唱乌苏里船歌，出版著作几十部，在业内，他被誉为“中医王子”。

　　不过，“王子”也有生病的时候。采访前，他感冒了。在家休息了两天，回来后，王琦兴冲冲地把学生叫到一起，说自己看了一部叫《麻辣女兵》的电视剧，剧中的主人公从一个普通女孩，变成一个侦察连样样全能的女兵，路子跟别人不一样，有很多毅力的东西在里边。

　　王琦的另一个养生秘诀是豁达与平和。在王琦的谈话中，听不到任何激烈言辞，面对成就如此，面对困难亦如此。只消在他身边坐上几分钟，聊上几句，你就会感到有某种力量，似流水、似春风、似阳光，总之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东西，使平日积聚的焦虑和倦怠渐渐消散了。（高靓）

    《中国教育报》2013年5月30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