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晏阳初（1893—1990年）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是中国平民教育的先驱，与陶行知先生并称“南陶北晏”。四川巴中人，原名兴复，字阳初。毕生从事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探索和实践，力图向全中国、全世界的贫困落后地区推广。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实践，为定县乃至河北留下了大量有形和无形的财产。1950年定居美国，任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著有《平民教育的真义》、《农村运动的使命》等。

　　蜿蜒起伏的蜀道，盐贩子们背着一两百斤重的盐包，额头青筋暴露，身上汗流如注。一个10岁大的瘦小男孩，心里蹦跶着对未来求学生活的憧憬和不安，不声不响地跟着这支汗水涔涔的队伍翻山越岭，第一次来到山外世界。

　　谁能想到，这次与苦力的同行，在他心中埋下了为劳苦大众谋利造福的种子。“劳力者呀！这是我第一次与你们共同生活，我稍稍体会到你们的痛苦和坚忍”，“我朦胧意识到：民间的疾苦，必须从生活中去了解”。

　　多年后，世界知道了中国的晏阳初博士，而他开创的平民教育也影响了全世界。从河北定县到第三世界国家农村，从骑驴下乡的博士到享誉世界的教育家，他把百岁人生中的70年奉献给了平民和乡村。

　　有人说，20世纪的中国，晏阳初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教育家；21世纪的中国，他的理论和经验依然是不可忽视的财富。

　　“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

　　跟着苦力队伍走出四川巴中老家后，晏阳初经过15年求学生涯，1918年6月以博士学位毕业于耶鲁大学。毕业第二天，他即应募以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的身份，远赴法国北部的一战战场，为那里的华工苦力做翻译。

　　再次走入苦力们中间，晏阳初深切感受到，这些目不识丁的劳苦大众并非天生愚笨，而是从来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于是，他开始免费教他们识字写字，还办起了白话文形式的《华工周报》。

　　他很快成为广受华工尊敬的“晏先生大人”，甚至有华工把省下来的365法郎“巨款”捐给他办报。“苦力教育了我!”晏阳初后来回忆道：“一切都因为我当年发现了一个新人物，这个新人就是‘苦力’，我不但发现了苦力的‘苦’，还发现了苦力的‘力’——潜伏力。”

　　晏阳初意识到，当时的中国以及亚、非、拉的许多国家，2/3的人口是苦力，如果通过教育发挥他们的“潜伏力”，效果将是惊人的。他就此立下志向：不做官，不发财，不为文人学士效力，要把终生献给劳苦大众，做好名副其实的“平民先生大人”。

　　1920年，晏阳初回国。尽管已有教授华工苦力识字的实践经验，但他还是强调“先看病症如何然后发药”。花了一年多时间，他游历19省，系统地调查国内平民教育现状。在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他借助“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句古训阐述平民教育理念，很快赢得众多有识之士的响应，平民教育运动也随即在华中、华北、华东实验推行。

　　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即“平教会”)在北京成立，宣布了“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晏阳初任平教会总干事，熊希龄、梁启超、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陈鹤琴等社会名流陆续加入，一大批被平民教育理念打动的知识分子，也纷纷投身平民教育事业。

　　平教会短时间能有如此影响，离不开晏阳初的宣传鼓动。他曾当面问好友、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创办人兼校长郑锦：“你的画作何以只供豪贵赞扬，而不用生花妙笔表达平民的可怜困苦生活？”不久，深受触动的郑锦辞掉校长职务，担任平教会视听教育部主任。

　　抱着“给乡下佬办教育”的信念，知识分子主动放下“大人”身段，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深入民间与劳苦大众为伍。延续千百年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风气第一次有了转变。

　　1929年，晏阳初和平教会全体同仁迁往距离北京200多公里的河北定县，平民教育工作重点也由此转入乡村。晏阳初有一段与同仁共勉的话：“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是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

　　此后两年，有100多位知识分子举家搬到定县，其中不少人是和晏阳初一样的留洋博士。面对外界的疑惑，极富口才的晏阳初解释说：“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

　　留存至今的一张黑白照片定格了当年的一幕：风沙飞扬的乡村土路上，身穿粗布大褂的晏阳初骑着毛驴，回头微笑着……他后来的人生再也没有离开过乡村：河北定县乡村10年，湖南、四川农村10多年，第三世界国家农村40年。直到95岁时从“国际乡村改造学院”院长职位上退休，他为平民和乡村奋斗了整整70年。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实验室”

　　深入乡村后，晏阳初知道，要把平民教育由理念变为现实，仅凭一腔热情远远不够，还需要有科学的实施思路和方法。他和同仁们下定决心：“要把定县做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实验室”。

　　在定县，平教团队对千头万绪的农村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最终归结为愚、穷、弱、私四种基本问题。晏阳初认为，解决四大问题根本之策在教育，由此提出“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培养农民的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救穷，培养农民的生产力；用卫生教育救弱，培养农民的强健力；用公民教育救私，培养农民的团结力。

　　“这四种力，是今日国民最不可少的！”晏阳初进而提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三种实施方式：学校式的实施以文字教育为主，以青少年为主要教育对象，侧重于知识之传授与基本的训练，注重个人的教学；社会式的实施以讲解表演及其他直观与直感教育的方法为主，以成年人为主要教育对象；家庭教育是将家庭成员组织起来，进行公民道德训练、家庭预算、妇女保健等方面的教育。

　　在晏阳初的倡导下，平教会成员们把乡村当作社会实验室，开办农民学校，指导农民识字写字，进行农业技术改良，设立诊所药房，创办《农民报》，编制平民读物，建立广播电台，编演农民戏剧等，让村民生活和乡村面貌为之一变。

　　虽然是为改造乡村而来，但平教会成员并不以“导师”自居，而是注重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晏阳初总结说：“人的原料在农村里，尤其青年农民是推动乡村工作的中心力量。”

　　几年间，平教会培养了一批农民专家。牛村40岁农民刘玉田按课上学到的方法，在自家地里培育出产量高、抗病力强的麦种。平教会将其命名为“定县刘玉田号”，被当时的中央农业实验所认定为“华北小麦珍贵品种”。据记载，牛村吴雨农家的鸡种改良，水磨屯李士秀家的谷子选种，东里屯孙育德家的棉花选种等，都是当时培育出的广受赞誉的优良品种。

　　农民经济生活好转了，也自发地谋求精神生活的改善。1934年12月2日，晏阳初参加了“东不落岗村”剧场的开幕礼。他对满场村民激动地说：“这剧场是中国全国第一次村里老百姓自动建筑的，意义价值重大，实远过万里长城！”剧场开幕后，连续两天演出10场乡土剧目，来自各村的一万多名农民观看演出，盛况空前。

　　1933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参观定县后写道：“我发现了很具戏剧性并且证明是最重要的生活改造工作。定县人民，从外表上看，和中国其他各地村民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形成他们许多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心灵以及其整个生活的前途。……黄土之中，一个年轻的农民用锄头写出：在中国扫除文盲；而旁边一位姑娘则写道：为国家塑造新公民。”

　　七七事变后，华北局势日益恶化，持续10年之久的定县实验止步于战火。平教会一路南下，把定县经验扩散至湖南、重庆、四川等地，在抗战所需的物力、人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1943年，晏阳初赴美研究战后建设及世界和平问题，恰逢“哥白尼逝世400周年纪念大会”。鉴于中国平教事业的卓越成就，他获评为全球10位最有革命性贡献人物之一。

　“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

　　在美国，晏阳初与女作家赛珍珠有过一次影响深远的谈话。

　　赛珍珠问道：“现在世界上3/4的人民受着腐败政府的压迫，愚昧无知、营养不良，时刻在受疾病的威胁。所以首先应该为他们打算：怎样使他们受教育？怎样使他们健康？怎样使他们都吃得饱？有知识？……”

　　晏阳初说：“我要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

　　1945年，赛珍珠据此写成《告语人民》一书，在美国出版不过半月，即销售一空。这本书让世界更清楚地了解到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在中国25年的实践经验。

　　晏阳初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并不是因为根本无力，而是我们的“力”被湮没、被压抑、被摧残了。中国的“力”其实潜藏在占有全世界1/5人口的老百姓当中。

　　在劝告农民读书时，经常有农民惊诧地反问：“种田的人哪能识字，做读书人？”晏阳初就微笑着再三劝说：“我们有很好的方法教你识字。你喜欢做读书人吗？”

　　无论是“解除苦力之苦，开发苦力之力”、“开发中国人民特别是贫苦农民丰富的‘脑矿’”，还是“除文盲，作新民”，晏阳初的思想和行动始终以“人”为航标，相信人的尊严和价值，以及由此造就一个美好世界的能力。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晏阳初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印尼、加纳、古巴、哥伦比亚等国家成立了平民教育组织，用“定县实验”总结出的理论与经验指导各国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计划。1967年，他在菲律宾马尼拉南郊创建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IIRR）。国际乡村改造学院运行至今，专门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协助第三世界国家培训平民教育人才。

　　有学者评价说，晏阳初是“第一个将在中国人群、中国本土创建的平民教育理论与乡村教育制度传播到国外，使之在外国的土地上落地生根的中国教育家”。

　　1985年，晏阳初回到阔别45年的祖国。在当年骑驴下乡的定县，他面对大多数陌生的村民，用高音喇叭说：“兄弟姐妹们，我回来了！”言罢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1990年，近百岁高龄的晏阳初安然辞世。在他96岁生日时，美国总统布什发来贺词：“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更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

　　在晏阳初发起定县实验70多年后，“农业”、“农村”和“农民”依然是困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难题。当今天的知识分子试图为“三农”问题求解时，也许会庆幸有晏阳初那样的先驱所留下的思想与足迹。但是，重新走入乡村的知识分子，还能找到与他们对话的自信吗？（记者 张以瑾）

　　对话

　　今天，晏阳初过时了吗

　　80多年前，80%的中国人口生活在农村；今天，半数以上中国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在城镇化成为社会发展主流的今天，重温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和乡村建设理论有何必要？近日，记者采访了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总干事、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副秘书长邱建生。

　　记者：时隔80多年，有人说“晏阳初过时了”，您怎么看？

　　邱建生：很多人说“时代不同了”，简单地认为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先辈仅仅属于过去。如果把他们的工作简单地理解为“扫除文盲”、“农村扶贫”，时代确实是大不相同了，因为今天的中国已没有多少人不识字，而且扶贫工作已得到联合国的嘉奖。但晏阳初提出并践行的计划大大超越了这些，而且这些计划经过实践的检验，切实可行。这些计划的目标被概括为“启迪民智，开发民力，建立民主，改善民生”。今日中国，距离晏阳初的理想还有多远？我们这个时代，发现问题的人很多，解决问题的人太少，特别是知识阶层，这个理应天然具有社会使命的阶层，却往往把自己的“根”(大众)抛诸脑后。晏阳初曾这样描述与他在艰难困苦中始终相伴的妻子的一生：“那美好的仗，她打过了，并始终持守自己的信仰。她留给人们的是一种祝福，她的一生，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种激励。”这也是晏阳初生命的真实写照。

　　记者：晏阳初思想的起点，是强调良性的乡村社会对于现代中国的重要性。在城镇化发展趋势下，我们如何认识乡村的价值？

　　邱建生：这里涉及几个问题，即乡村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它是可有可无的吗？城市有能力或者说有潜力使每一个到其土地上的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吗？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乡村的文明史。乡村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寄居之所，没有了乡村，中国将不再是中国，人们将不再有精神的家园，而只能是城市钢筋丛林里的行尸走肉。再从城市本身来看，从中国最近几十年的经验和世界范围近百年的经验看，除了从乡村获取资源外，城市根本无法为生活在其上的大部分人提供基本的住房、食物、教育及各种文化服务。城市的六成人口生活在类似我国工业区的城中村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的地方，这样的一个现状，你就可以想象我们的城市具有什么样的能力或潜力了。

　　记者：乡村既然如此重要，那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去建设它？

　　邱建生：现在有一种声音，说还搞什么乡村建设呢？让乡村自然消失吧，都到城市去，多好啊。乡村建设要面对的，正是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裹挟下变得日益衰败的乡村，要面对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变得越来越原子化而丧失互助精神的农民，以及在市场化条件下变得越来越不安全的农业。乡村建设以组织创新和教育创新为两大抓手，谋求制度创新，即通过推动农村经济自组织的建设，发展在地经济，鼓励本地生产和本地消费，建立在地互助型而不是竞争型、生态型而不是掠夺性的经济系统，减少农村经济的对外依赖度，保育乡土社会的互助传统；通过推动农村文化自组织的建设，发展在地文化，促进在地认同，形成有地方特色且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通过发展在地的平民教育，把人类社会几千年智慧的结晶播撒到农村，与农村本土知识结合，产生新的适切的真知，提升农村社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记者：晏阳初尤其强调“人的建设”、“培育新民”，这对当前的教育改革发展具有什么启示？

　　邱建生：今天的教育依然需要城乡互动，城市知识资源与农村知识资源的互动，进而寻求传统学校系统内无法达成的“培育新民”的目标。所谓“新民”，即公共力、合作力、生态力、包容力“四力”兼具者。公共力要求人首先要具有社区意识，即每一个人对自己所生活的社区，不管是城市社区，还是农村社区，有一种发乎内心的关爱，进而辐射到更广阔的社会。由于现在农村孩子普遍脱离了生产劳动，且教育与乡土社会的脱节，孩子们对于生养他们的家乡已渐趋淡漠。这种状态甚至使其对家庭的关爱也大打折扣，就更谈不上对所生活的社区的关爱了。其次，公共力要求人具备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这些能力从小培养，会收到较好的效果。合作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公共力的一部分，之所以单列出来，是特别强调它的重要性。在市场化社会中，竞争是不二法则，这种法则或逻辑降低了人类的主体意识，使人类渐趋物化。要使我们的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恢复社会主义的合作互助法则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生态力在一定意义上是保护环境的意识和能力的问题，也是一个与周遭环境（包括人）和谐共生的问题。包容力意味着人要有多元的视角和思维，要尊重不同的文化，看到差异，认同差异，尊重差异。现在有个词，叫“包容性增长”，说的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不能损害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利益，要讲究互惠共赢。当前的教育改革若能落实以上“四力”的培养，就发扬了平民教育平等、公平、和平的价值内涵，从而造就平等的教育机会、公平的社会以及和平的世界。（记者 张以瑾）
 

　印象

　　一次难忘的会见

    1985年9月初的一天，我收到幺爷阳初公要回国访问的消息，心中无比激动。从记事时起，我就天天盼望着这一天。对于阳初公，我是既陌生又熟悉，听母亲说，我出生在重庆歇马场，当时住在幺爷住所后面的院子里，我的名字就是幺爷给起的。当我还在襁褓中时，他便离开中国大陆，因此是陌生的。然而，从小就听祖母和母亲讲幺爷的事，因此又是熟悉的。但这种熟悉是朦胧的、片面的，只知道他是一个平民教育家，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至于什么叫“平民教育”，他有什么本事，却一概不知。

　　为了了解他，我曾经到我曾祖父的坟墓去抄碑文，可惜没有保存下来，只记得碑文中对曾祖父送幺爷到西学堂读书一事的称赞。直到我参加巴中县晏阳初博士史迹展览馆的筹备工作后，才慢慢地真正认识了他。晏阳初是巴中人的骄傲，是中国人的骄傲，可是现在国人有几个知道晏阳初的？巴中是他的家乡，知道他的人也甚少。我常常对朋友讲，我做出参加筹备的这个决定，并不因为我是晏氏的后人，即使我不是晏氏后人，在了解了晏阳初的事迹后，也会这样做。这完全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晏阳初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晏阳初的思想和经验对现代社会有借鉴价值。

　　9月14日上午，亲友们从全国各地赶到北京，早早地来到北京饭店贵宾楼，幺爷要在这里举行家宴。虽然我记事以后从来没有见到过幺爷，可是当他从轿车里一出来，我马上认出了他，我上前去搀扶他，在上台阶时，他朗声地数着：“一，二……”一个耄耋老人，却有着童稚的天真，这使得在场的亲友们都十分欣慰，老人家身心都是健康的。

　　大家簇拥着老人家走进客厅，甫一坐定，老人指着在场的亲友，一一辨认，他已经95岁了，子侄辈在分别时都正当青春年少，如今都儿孙绕膝了。大家畅叙别情，其乐融融。幺爷用四川话说：“我天天想祖国，想你们。海外同胞回国观光后，都说祖国的政策变好了，人民变富了，祖国变强了，我就很想回来看看。”说实话，因为搞阶级斗争，大陆的亲友们在前些年都因为幺爷受到影响，然而此时大家都没有讲那些委屈的事，都说高兴的事，他还打听巴中的一些老朋友的情况，表示有机会一定回巴中看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幺爷，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幺爷。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天时间，却令我终生难忘。

　　1987年，幺爷又回国一次，在接见巴中代表时，巴中代表曾邀请他回巴中看看，他都已有归心了，但他大女儿听说成都到巴中还有400多公里的公路，而且路况不好，便替他谢绝了。他又详细地询问了回巴中的路线、途中所需时间，表示今后一定回去。回美国后，茶余饭后，他经常念叨：“不知道巴中的路修好没有，我好想回去看看啊！”

　　可惜，他老人家这个夙愿没有实现。1990年1月17日，这位奋斗了一生的平民教育家，走完了他辉煌的人生旅程。（晏鸿国作者系晏阳初先生侄孙、四川巴中晏阳初博士史迹展览馆馆长）

　　晏阳初语录

　　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

　　今后新教育的途径是：不要再模仿别人，要自尊自信，自己创造。外国的科学我们要学，外国的教育，自有他们的背景，我们如何能够毫无目的盲目抄袭呢？

　　我要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

　　中国的问题虽然复杂，但必须先从发生问题的“人”上去求：因为社会的各种问题，不自发生，自“人”而生，发生问题的是“人”，解决问题的也是“人”，故遇着有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其障碍不在问题的自身，而在惹出此问题的人。

　　富有的人民和富有的国家必须认识到，只有当贫穷的人民和贫穷的国家满足了，你们才是安全的。你把这叫做明智的自身利益也可以。

　　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再革命，我们全国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

    《中国教育报》2013年5月4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