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军在为学生演示手偶动漫形象。梁杰 摄

　　明知是个烧钱的行当，却一连拍了五部动画电影，因为他有个梦想：做中国的宫崎骏和迪斯尼

　　9月3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新生见面会上，一段视频的播放，引得在场师生不停地鼓掌，视频内容是院长孙立军对新生的一段致辞。“这是我12年来第一次新生见面会上没能和学生在一起”，尽管出差在外，不能到现场，孙立军还是想尽办法让一同出差的同事录了一段视频，弥补缺憾。

　　在此之前的8月8日，中国首部数字偶动画电影《巴特拉尔传说》公映，这是孙立军带着他的“黄埔学生军”一起奋战3年创作的第五部动画长片，之前这部动画片曾在法国安纳西动画电影节上获最佳材质提名奖。

　　说起动画电影，《花木兰》、《功夫熊猫》、《冰川世纪》……如今挂在孩子嘴边的，多为国外大片，而国产动画电影还没有真正走进孩子们的视野，尽管这两年的暑期档已经有十几部国产动画影片相继登陆院线，但与国外动画片的号召力相比还是相距甚远。

　　面对残酷的现实，孙立军心里并不服气。作为中国艺术院校第一家动画学院的掌门人，他要在动漫教育上弥补这个差距。他要办世界上最好的动漫学院，他要为快速发展的国家动漫产业培养领军人才，他要培养中国的宫崎骏、迪斯尼。

　　12年来，为了缩短这个差距，为了给国产动画电影趟路，也为了学生能有更多实践机会，孙立军带着学生创作了一部部动画电影长片，刷新了一个个国产动画电影的纪录。被业界公认为“中国动画电影领军人物”的孙立军，像所有理想主义者一样：执着、坚定、义无反顾。

《兔侠传奇》海报。

　　扛起一面不好扛的旗

　　“在中国动画电影史上，还没有人拍过两部以上的动画长片。”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动画研究院副院长曹小卉说，孙立军是中国拍动画电影大片最多的导演。

　　从第一部动画电影《小兵张嘎》开始，孙立军和他的创作团队先后创作了《欢笑满屋》、《快乐奔跑》、《兔侠传奇》、《巴特拉尔传说》等5部动画长片，目前还有两部动画长片《天坑》、《兔侠传奇2》在后期制作中。

　　众所周知，动画电影制作周期长，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放映周期短，加之目前国内院线对国产动画电影存在偏见，国产动画影片在放映档期内很难排进黄金时间段，诸多因素使得目前的国产动画电影很难赢得票房，大多不能收回创作成本，成为“烧钱”的行当。“目前中国动画片每年26万分钟的产量中，国产动画电影所占份额还不足1%。”曹小卉说，像孙立军这样能一直坚持下来的人很少，这与他对中国动画电影的热爱和高度责任感密不可分。

　　“动画电影好比是动漫产业金字塔的顶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谈到当年为何要创作国产动画电影,孙立军深有感触地说，“我那时30岁出头，血气方刚，一直梦想着拍一部中国自己的动画影片。”

　　孙立军的第一部动画电影是1999年开始创作的，“那时的中国影视银屏是美国和日本动画片的天下”。迪斯尼的《米老鼠和唐老鸭》、《狮子王》、《花木兰》，日本的《聪明的一休》、《铁臂阿童木》、《名侦探柯南》等动画影视片让中国孩子大饱眼福的同时，也对还处在萌芽状态中的国产动漫市场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大量从事动漫行业的人才或转行或沦为动画民工，为外国动画片制作加工。

　　那时的国产动画电影市场相当冷清，孙立军记得2000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推出《宝莲灯》，它的宣传口号是“中国15年来第一部动画电影”。而《狮子王》、《花木兰》、《玩具总动员》等美国动画大片却在不断刷新着电影票房的纪录，在赚走国人大量钞票的同时，又潜移默化地向国民输入了西方的文化价值观。

　　记得1999年《花木兰》在中国上映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专门为此做了批示，“中国的题材美国人做，做得这么好，我们要研究”。2000年，李岚清专门来到北京电影学院，提出“电影学院应该培养优秀人才，创造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动画形象”。当时孙立军36岁，那一年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正式成立。孙立军暗暗发誓，一定要把动画学院办好，像李岚清同志期盼的那样，为中国自己的动画电影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动画学院刚成立时，动画教学也受到日美动画片的影响，在“影片赏析”和“动画概论课”等课堂上，老师们也是言必称日美动画片，而一谈到中国的动画电影，仍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一辈艺术家创作的《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美术片。时间长了，在学生的印象中，日本的动画片是最好的，美国的动画电影才是标准。“作为教师，我们也感到很无奈，拿什么影片去指导学生？在教学中用什么作品作为标杆？”孙立军决心要自己带头创作中国的动画电影。

　　“每部片子的创作都很不易，都经历过大大小小的磨难。”谈起创作动画电影的艰辛，孙立军感慨万千。最难的是第一部动画片《小兵张嘎》的创作，前后长达6年，其间经历了“非典”、资金断档、人员流动等困难。“片子的20万启动资金也是我和其他三人自掏腰包筹措的。这部片子先后有600人参与，其中大部分是我的学生。”孙立军回忆说，“创作这部动画片的过程中，我也完整地带出了一届研究生，他们全部投入到《小兵张嘎》的创作中，这届学生也因此被称为‘嘎子班’。”

　　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基础教研室主任徐铮就是当年“嘎子班”的成员之一。她回忆说：“剧组就设在学校的青影厂里，制作样片时正赶上‘非典’，剧组的人都不能进出，我们只能在各自家里坚持绘制样片。那个时候大家光顾着投入制作，似乎对‘非典’没有那么大的恐惧。”徐铮记得，在青影厂的那个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条件非常简陋，一个沙发床最后都被睡塌了。“那个工作环境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可当时大家激情澎湃的，因为我们在做一部动画电影，这是一个梦想。”

　　6年的时间，孙立军和学生们就像一支动画敢死队，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到最后。这部动画长片最终于2005年制作完成，并获得了当年的中国电影华表奖。它的完成也创造了国内第一部全数字动画长片的纪录。

　　虽然这部动画片费时长达6年、耗尽了孙立军和学生们的心血，但由于缺乏营销，最终没能在国内院线公映，这意味着他们精心创作的影片不能与观众见面，更意味着前期上百万投资血本无归。当时的电影圈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拍国产电影是死路一条，拍国产动画电影是死无葬身之地。”孙立军真切地感受到了这句话的残酷。

　　虽然《小兵张嘎》最终成了一个美丽的传说，但这部动画片的拍摄，给孙立军的学生们提供了真刀真枪创作的实践机会。这让孙立军感到欣慰，也因此尝到了甜头，他很快又开始了第二部动画长片《欢笑满屋》的创作。

　　12年，5部动画电影，虽然每一部都很不易，孙立军也创造了属于他的传奇。他捧回了代表中国电影专业领域最高荣誉的金鸡奖的奖杯，并三次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去年，《兔侠传奇》在德国柏林、法国戛纳等国际电影节上，用几分钟的电影片花赢得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发行合同，创造了20多年来中国动画电影海外发行的奇迹，并被美国迪斯尼所属的动画频道购买了电视播映权。今年6月，法国安纳西动画节授予他“2012亚洲最具瞩目动画导演奖。”

　　12年的摸爬滚打，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挡孙立军前行的步伐。“动画电影这块阵地不能放弃，这个山头必须占领。”孙立军把自己比作这块阵地的扛旗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必须坚守住，不能倒下。

　　在华表奖领奖台上。

在华表奖领奖台上。　　

    两位恩师的良苦用心

　　“我要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我的恩师阿达。”去年11月23日晚，当孙立军站在第28届金鸡奖颁奖典礼的领奖台上，情不自禁地又一次提起了自己的启蒙老师阿达，“是阿达老师点燃了我对动画电影艺术的热爱。”

　　阿达是中国动画电影《三个和尚》的导演，被公认为中国动画学派的代表人物。当年他接到上海美影厂的任务，前来支援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的教学工作。当时他50多岁，正处于事业上的黄金期。他同时要完成创作任务，工作非常辛苦。

　　那时孙立军是美术系动画专业大三的学生，他一直梦想着当一名油画家，并没有全身心投入到动画学习中。

　　一天上午，孙立军和同学准备上课，突然听说阿达前一夜突发脑溢血病故，当时孙立军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天，他和4位同学为阿达守灵，他当时就站在离阿达灵柩半米远的地方，能清楚地看到老师的遗容，他并没有害怕，觉得老师好像睡着了。“我感觉特别对不住老师，阿达老师给我们上了一个学期的课，我并没有珍惜，所以特别希望老师能立刻醒过来。”一夜之间孙立军觉得自己长大了。第二天回到学校，孙立军把被褥搬到教室，开始拼命地学习。一年半后，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做了动画专业的教师。

　　在孙立军求学期间，还有一位老师让他至今难忘，那就是日本知名动画大师持永只仁。记得持永老师上课的第一件事就是教学生削铅笔，“当时我们并不理解，六七岁的小孩都会削铅笔，有什么好学的。”持永只仁把自己削的铅笔拿给大家看，铅的部分多高，木头那部分多高，非常讲究，都看不出是手工削出来的。“当时，我们只觉得很新鲜，没有人能认真地去做，若干年以后我们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孙立军回忆说，动画是高度工业化的行业，铅笔削得那么精美，为的是制定一种标准，标准化也是日本能够成为世界动漫强国的原因之一。

　　第二堂课，持永老师又用废纸叠了一个纸盒，把课桌上的垃圾清理到纸盒里。“那时我们画画，橡皮擦屑、铅笔屑都是弄到地上，然后再扫走。”持永老师认为不能这么做，因为一张纸可能是银幕上的一个画面，这些垃圾会弄脏画面，哪怕是一个小脏点，放大几倍，就是米粒那么大，会严重影响画面质量。从持永只仁老师那里，孙立军学到了做动画的严谨与细致。

　　后来孙立军也成为了一名动画教师，“多年以后我们才领悟到、也才真正明白当年两位恩师的良苦用心。”一次孙立军出访日本，在一个日本动漫大师展览上，他无意中发现了持永只仁老师的名字和照片，原来老师在日本动画界那么有影响，“可我当年并不知道这些，原来大师就在身边，我却没有好好珍惜。”当年持永老师60多岁，一条腿还有残疾，“他为什么来到中国，并毫无保留地把技艺传授给我们这些中国学生，这一切都不得而知，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遗憾。“
 

孙立军（中）与“嘎子班”成员。

　　“不再让学生走我的弯路”

　　去年9月，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开设了一个新专业：动漫策划专业。这个专业的开设是孙立军用“血”的教训买来的。

　　在《小兵张嘎》、《欢笑满屋》的创作中，虽然这两部影片都获得了华表奖等多种奖项，却都因为缺乏营销资金而无法登陆国内院线，前期的上千万投资血本无归。孙立军意识到，“好的作品也需要宣传，需要营销”。

　　去年这个专业招收了29名新生，孙立军把他们视若宝贝，亲自为他们上课，他想用自己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引导学生，教给他们营销的本领。

　　在紧邻北京电影学院的小月河边，一群学生围坐在草坪上，阵阵掌声和欢笑声不时传来……这是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策划专业的学生在上课。“孙老师让我们每人即兴编一段三分钟的故事，然后上去演讲，所有观看的同学都是评委。”策划专业的学生林炯帆说，许多到小月河遛弯的大爷大妈也好奇地前来围观，同学们刚开始还有些害怕，后来慢慢就放开了，“孙老师不仅带我们到小月河边上课，还带我们到动画公司、到《天坑》剧组上课，这些与众不同的授课方式，让我们大开眼界。”

　　孙立军带出来的学生以动手能力强、综合素质高而广受业界欢迎，这源于实践教学的特色。学生不仅从大三开始自愿组成联合作业组，用一年的时间完成动画短片的创作。多数学生在校期间就与老师一起拍片，这样的经历让孙立军的学生学习期间就实现了与产业的无缝对接。

　　这种实践教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也是孙立军通过亲身经历换来的。刚从电影学院毕业时，受“艺术至上”理念的影响，孙立军一心想拍一部像阿达老师拍过的那种纯艺术动画片。一次难得的机会，他为某电影制片厂画原画。孙立军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并投入了很大精力，但总感觉学校学的那点理论知识根本不够用，画出的作品总是不能满足厂家的要求，3个月过去了，孙立军没能如期交活，这对他打击很大。孙立军意识到，“个人艺术家”的培养模式已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未来的动画创作是大工业的集体作业，需要联合作战。他发誓一定要改变现有的教学模式，“不再让我的学生走我的弯路，遭遇类似的尴尬”。

　　虽然目前中国的动漫产业与日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我们的动漫教育不能落后于人，我们培养人才的水平不能有差距。”如今孙立军说这番话十分有底气。在动漫人才培养上，目前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与日美等动漫产业发达国家的院校相比已难分伯仲，某些方面甚至是超前的。北京电影学院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进行动画商业电影创作的艺术院校。

　　孙立军并不满足于此，除了为国家动漫产业培养更多急需人才，他的目光更长远，他要培养未来能够引领中国动漫市场的领军人才，为中国动漫产业的繁荣发展储备一流的后备力量。对于“领军人才”，孙立军有自己的理解：既要有高水准的审美能力，又要有高超的技术能力、很好的市场驾驭能力。“更为重要的是，领军人才要有一颗爱国心，动漫作品是文化产品，要通过好的作品向青少年传播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孙立军说。
 

在剧组，孙立军（右二）和学生们吃大锅饭。

　　用中国文化“看护”孩子童年

　　对许多动漫迷来讲，2005年的“孙立军事件”并不陌生，至今已过去7年，仍硝烟未停。

　　2005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政策，限制日本动画片在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孙立军在各种场合发表言论给予大力支持，因而遭到许多网友的攻击，许多人说他是“闭关锁国”，青少年中动画电影的“日粉”、“美粉”更是强烈反对，此事被网友称为“孙立军事件”。

　　“刚开始我也感到委屈，当时许多青少年并不理解这项政策对保护国家动漫产业的意义。”孙立军说，限播令也遭到日美等国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当时的日本动画片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很强。日本将本国最叫座的动画电视片以极低的价格倾销到中国，“日本卖给中国的动画片是一元一分钟，而当时国内动画片制作成本是一千元一分钟”。这是典型的文化倾销。

　　伴随着廉价动画倾销的还有日本的文化、价值观。比如，日本动画片《奥特曼》充满了暴力镜头，孩子们无形中产生了暴力倾向。“孩子是最没有抵抗力的群体，如果对日本的动画片不加以任何限制，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孙立军认为，“我们是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是站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角度，是站在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考虑的。”

　　著名表演艺术家田华曾声援孙立军，“外国的卡通形象来势汹汹，从米老鼠、维尼熊到柯南，就连我们中国的故事和形象也不能幸免，看看熊猫大侠和花木兰，说着一口英语，只剩一张中国脸。谁是孩子童年忠诚的玩伴？孩子的童年需要我们自己的文化角色来看护，这样才能传承有根、底蕴丰厚，中华文化才安全。”

　　“动漫作品影响的是一代甚至是几代人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每一个动漫人都有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与责任。”孙立军经常用这句话提醒自己，他所创作的作品更是传承中华文化的典范。从《小兵张嘎》到《兔侠传奇》，每一部作品都透着一股浓浓的“中国气息”。《兔侠传奇》的主人公取材于中国民间的传统故事兔爷儿形象。不仅在人物的选择上贴近中国传统文化，在影片背景中更展现出浓浓的“中国风”：风筝、空竹、集市庙会、传统厨艺、雕梁画栋的深宅大院、苍松翠柏的破旧古庙都一一展现在影片中。

　　除了要拍有中国气派的电影，孙立军还有个梦想，就是让更多孩子看得起国产动画电影。从2005年起，孙立军经常利用暑假带学生外出写生的机会，为全国各地的农村孩子免费放映自己创作的动画电影。当看到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时，孙立军感到的不仅是欣慰，更多的是忧虑，“在中国农民并不十分富裕的情况下，如何能让更多的农村孩子看到国产动画电影？”孙立军记得，自己小时候就是从露天电影银幕的背面走进了电影这个奇幻的王国，而今天作为大众艺术的电影，已经远离了大众，至少在票价上已经疏远了大众。

　　“面对目前国内院线高昂的票价，许多百姓望而兴叹。”孙立军认为，国外七八美元一张的票价，到了中国就要几倍甚至十几倍的翻番，本来是一件衬衫却要卖皮衣的价格，谁买得起？国家应该着重发展平民的动画电影，让青少年、也让更多贫困地区的孩子能看到国产动画电影。

　　孙立军个性直率，经常会发表些与众不同的声音，对于动漫产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他经常直言不讳，毫不留情。因此孙立军得罪了不少人，也招致不少网友甚至业内同行的非议。孙立军评价自己这些年是“毁誉参半”，“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没有个人利益，没有私心”。

　　“我是在为国家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没有做到最好我是不会退下来的。”孙立军希望自己能创作更多富有中国气息的动画电影。“中国人讲究见好就收，而我喜欢挑战自己，追求把事情做到最好。”经历了《小兵张嘎》到《兔侠传奇》的摸爬滚打，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困难能让他退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有一天让中国的动画片真正走向世界，让优秀的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记者 梁杰）

　　中国动画电影不需要怜悯，需要的是银幕。

　　我还是那句话：想看好看的动漫吗？那就自己去做吧！

　　如果有政策的扶持，再有我们全国6万动漫人的努力，我有信心，只用3年的时间，我们就能成为动漫强国。

　　我三十几岁对动漫仅仅停留在个人爱好，现在快50岁了，应该对动漫产业有社会责任心，能够让我的学生们不再生产出文化垃圾，不生产“文化结石”，这是一位教师应该做的。

　　网上有人质疑《兔侠传奇》模仿《功夫熊猫》。对于这些说法，我一笑了之。《功夫熊猫》就是一个穿了唐装的美国人，但是我仅仅是一个穿了西装的典型中国人。

　　我小时候学武术，老师说，当你跟对手交手时，一定要盯着他的眼睛。如果你低头了，就是惧怕他。《阿凡达》带来了视听盛宴，但不能因此觉得中国人缺乏想象力。

　　要培养更多愿意为动漫行业献身的、有才华的人。梵高在落魄的时候，也不相信自己可以成为世界级的大师，凭的就是热爱。

　　作为一名导演，他的社会责任就是传承中华文化，培育新的受众，成为未来产业的支持者和支撑者。不能仅仅做“小桥流水”，甚至是自恋的作品，别人有了高速公路，我们必须也要有，而且这条高速公路是中国制造的。

　　作品 

　　《小兵张嘎》：我国第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国产动画影片，2005年制作完成，获中国电影华表奖。未公映。

　　《欢笑满屋》：故事通过一只患有“猫格分裂症”公猫的臆想，将5个离奇搞怪甚至无厘头的小故事串联起来。获第12届华表奖优秀动画电影提名。未公映。

　　《快乐奔跑》：讲述的是发生在蔬菜王国里的一段传奇故事，“运动、健康、营养”是蔬菜王国的最高生活准则，它们每4年举办一届“超级蔬菜杯”大赛，火热程度就如同人类的世界杯。摘得第13届华表奖优秀动画片奖，2009年公映。

　　《兔侠传奇》：形象取材于京津地区的儿童玩偶兔儿爷，讲述的是一个信守承诺的故事。著名编剧邹静之赋予传统的兔儿爷以全新的内涵，使其成为真正的“兔侠”。获第14届华表奖，第28届金鸡奖最佳美术片奖。2011年7月上映。

　　《巴特拉尔传说》：中国首部数字偶动画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大草原上关于游牧民族的故事。2012年8月8日上映。

　　《中国教育报》2012年9月21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