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铭暄坚持认为刑法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罪名不能类推，只能由法律条文明确规定。这一原则，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子，最终被1997年修订的《刑法》所采纳，成为当代中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人物简介：高铭暄，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当代著名刑法学家。1928年5月24日出生于浙江省玉环县鲜迭村。1947年高中毕业，被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同时录取，就读于浙江大学法律系，后辗转至北京大学法律系。两年后，完成大学本科学业。1951年8月，升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师从苏联法学家贝斯特洛娃、达马亨、尼古拉耶夫和柯尔金，毕业后留人大法律系任教。1954年10月，参加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组建的刑法典起草班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第一部刑法典。此后，参与20多个单行刑事法律和刑事司法解释的草创。1982年5月，与马克昌合作主编的全国刑法学第一部统编教材《刑法学》出版，打下了刑法学的基本框架。1983年5月，晋升为教授。次年3月，成为我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生导师。1999年9月，当选为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2005年8月，应聘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截至2012年，有专著6部，主编、参与著述100余部，论文300余篇。

　　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表决通过，结束了新中国没有刑法典的历史。一部法典，为何竟写了38稿，25年？

　　这一部法典的问世，与一位法学大家密切相关，他就是人称刑法学界“北高南马”的高铭暄。

　　2011年6月，武汉入了梅，淅淅沥沥的雨下了整整一个月。

　　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先生，由弟子搀扶着，蹚着没过了脚踝的水。

　　他从北京来，去医院看望另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先生。

　　“他刚刚睡醒，静静地躺在那儿，说话已经不多了，闭着眼，听到有人来，睁开眼。我们对视了半天，他认出来是我，点了点头，示意他知道了。”五天后，病榻上的人驾鹤西去——中国刑法学界极负盛名的两座高峰“北高南马”中的“南马”轰然倒塌，剩下“北高”孤峰独立。

　　“北高”高铭暄和“南马”马克昌合作，编写了全国第一本刑法统编教材《刑法学》，总发行量接近200万册，打下了新中国刑法学的框架，被奉为新中国刑法学开山之作。

　　在北师大丽泽楼一方书房内，高铭暄静静地坐着，陷入沉思。

　　这一年他84岁。

1986年8月，盛年的“北高”（高铭暄）与“南马”（马克昌，左）在松花江畔。

　　“刑法长着一张父亲般的脸，威严而慈祥”

　　1928年，初夏。

　　浙江省玉环县鲜迭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海，高铭暄出生在这里。沙滩金黄，草木葱茏，涛声与渔歌交叠入耳，祖母家良田数十亩，生活富足，在他的记忆里，童年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还记得村口有座杨府侯王庙，逢年过节请戏班子搭台唱大戏。幼小的孩童分不清唱的是昆曲还是越剧，只觉热闹异常。小小的高铭暄挤不到前面去，只得爬到戏台子对面的屋顶上引颈张望。《火烧红莲寺》《白蛇传》《打銮驾》……台上旗幡变幻，“好人”与“坏人”的朦胧认知在他脑海中埋下种子。

　　在当地渔民看来，高家很了不起，出了读书人，任职上海特区地方法院书记官的父亲在大家看来是“做官的”。高铭暄最盼望父亲来信，信封上赫然印着“上海法院”，父亲的一手行草也写得极其漂亮，信的内容多是鼓励他开卷有益、要多读书。

　　1937年冬，上海沦陷。不愿为日本人卖命的父亲弃官回家，9岁的高铭暄与父亲的接触多了起来，“父亲穿着读书人的长衫，坐在堂屋里，颇有些威严，我们自然不敢造次”。

　　“刑法长着一张父亲般的脸，威严而慈祥”，“威严”因之惩治犯罪，“慈祥”为其保障人权，这是日本刑法学家西原春夫对刑法的感悟。“威严”与“慈祥”，也是高铭暄对父亲的印象。

　　小学毕业，高铭暄考上了瓯海中学，离开故乡，赴温州求学。学习之余，他爱看《封神榜》和《七侠五义》，对五鼠闹东京的故事最感兴趣，上海《东方杂志》《小说世界》上刊载的侦探类小说也是极佳读物。此后，父亲辗转至杭州地方法院任推事，一度也在浙江高等法院任审判官，主理刑事案件。高铭暄开始逐渐理解父亲的职业——“为老百姓排解纠纷、打理官司”。

　　1944年春，战火频仍。高铭暄升入温州中学高中部。学校订了《浙瓯日报》《温州日报》贴在橱窗里，他经常在报栏前驻足。看到一些不公正的事件报道时，内心的正义感呼之欲出。受父亲的影响，他觉得“法律”是一个高尚的职业，便在高考时填报了三所高校的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浙江大学法律系。高考结束，三所大学同时录取了他。

　　1947年夏，高铭暄选择了浙江大学法律系，奔杭州的父亲而去。

　　在这里，他碰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人——著名国际法专家李浩培先生。李先生时任浙大法学院院长，是竺可桢校长亲自从武汉大学请来的，之前是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韩德培先生的前任。

　　“他站在讲台上，给我们讲授刑法，思路清晰，案例生动，板书漂亮。也许是从英伦学成归来，他看起来风度翩翩。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刑法学好。”

　　其实身为国际法专家的李浩培先生教授刑法本是出于“无奈”，当时浙江大学法学院没有刑法学方面的老师，只得由院长代课。许多年过去，高铭暄也成为法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后，李浩培在一个场合打趣道：“我一辈子就教了那么一次刑法，就教出了高铭暄。”

　　先生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将他引进刑法学知识的殿堂，在作风与为人方面更是他的引领者。当时，浙江大学法学院一年级上课不在市区，而在郊区华家池，李浩培从来不坐黄包车，坚持步行五六公里去给学生上课，风雨无阻。

　　“他是院长，可是他很简朴。与很多院长不一样，他不醉心于搞行政，只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我们去他的办公室，经常见到他桌子上堆着一摞英文书。”这种风骨，也渗入了高铭暄的骨髓，并延绵一生。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因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浙江大学法学院停办。许多同学在人民干部学校参加了短期培训就参加工作去了。大二的高铭暄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参加工作，还是继续完成学业？不参加工作怕被别人说“落后”，参加工作又觉得学业半途而废、辜负父亲的期望。

　　“那时我才21岁，还太年轻，不想辍学，想继续念书。”

　　李浩培先生惜才，将他介绍给自己在东吴大学的同学、时任北京大学法律系系主任费青，费孝通的哥哥。

　　车轮滚滚，高铭暄的求学梦沿着铁轨一路向北。

　　背井离乡，虽是有些为时局所迫，然而，等待着他的，或许是他在东南一隅从未想过的共和国大舞台。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诞生。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21岁的毛头小伙子高铭暄参加了开国大典。“我当时就站在现在人民大会堂这个地方，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就在一街之隔……”

　　冥冥之中注定有缘，日后，高铭暄将与新中国的刑法制度设计紧紧相连。

    1986年9月，北京紫竹院，王作富（左三）和高铭暄（右三）与他们的学生，从左至右依次为：陈兴良（左一）、赵秉志（左二）、姜伟（右二）、周振想（右一）。

　　1979年7月1日这一天，结束了新中国没有刑法典的历史

　　在北京大学念完法学本科后，高铭暄又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刑法学硕士研究生文凭。毕业后，顺理成章地留在人大教书。

　　刚上讲台，他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觉得自己系统学过法律，教书不成问题。未料知，人生中更大的机会与挑战来临。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五部组织法通过，刑法的制定被提上日程。起草班子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负责组建，与中国人民大学联系后，高铭暄被派到了起草班子工作。这一年，他才26岁。

　　十月，在北京西皇城根人大常委会会议中心四层楼的一间大屋子里，起草工作正式开始，“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刑法呢？刑法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法，要维持国家秩序、要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都需要刑法。”高铭暄心中的刑法，关乎人的基本尊严。

　　起草班子听从法律室主任武新宇的“指挥”，具体负责人是李琪，还有从中南局和东北局调来的同志，一共十多人，按章目和工作内容分了三个组。高铭暄并没有觉察到自己是在为共和国设计制度，没有那样高的自豪和荣誉感，只是踏实地做事，“肯定是听从领导安排，觉得自己就是个‘小萝卜头’”。他每天早上八点到办公室，汇编各类立法资料，包括解放区、中华民国法律和苏联、东欧、法国和德国等国刑法，还包括从我国一万多起刑事案件总结出来的司法经验材料，以方便规定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然后是写条文、开会讨论、征求意见。

　　工作很紧凑，天气好的时候，大家会到楼顶一起打打太极。

　　到1957年6月28日，已经草拟出22稿。这一稿经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审查修改，又经过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审议，并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给全体代表征求意见。会议作出决定：将第22稿进行修改后，作为刑法草案公布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法典眼看就要诞生。

　　然而草案却没有公布试行。

　　高铭暄分析，1958年前后，反右派运动扩大化，“左”倾思想急剧抬头，反映到法律工作方面，“否定法律、轻视法制”的思想严重，认为法律可有可无，法律会束缚手脚，有了政策就可以不要法律。

　　刑法典起草工作停滞下来，一停便是四年多。

　　1962年3月22日，毛泽东就法律工作明确指出：“不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高铭暄看到了刑法典制定重新启动的希望。

　　5月，刑法典草案第22稿开始全面修改，到1963年10月9日，拟出了第33稿。

　　然而不久，“四清”运动开始，接着，是十年“文革”，历经9年风雨才拟定的刑法典草案第33稿又被束之高阁。

　　风雨如晦的年代，法律制定者自身的命运也起伏不定。1969年10月，高铭暄被指派到京郊的一家炼油厂劳动锻炼；一个月后被下放到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我被分到了人民大学运输排，每天的工作是去打石场拉从山上凿下来的石头，把石头从地上搬到车上，码放整齐，再拉到工地。最辛苦的日子，是被分配到南昌运塘泥，从八一湖徒步拉到汽车站，几十里地，一车有好几百斤。前面一个人拉车，后面一个人扶着，每天跑十来趟，都是纯粹的体力劳动。”时年四十一岁的高铭暄，体力还算旺盛，也不觉得有多辛苦，可是令他惶惑的是，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尽头？还能不能回北京？还能不能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去的时候，都让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做好在那里长期安家落户的思想准备，我的夫人是北师大的老师，被分到了山西临汾参加劳动……”

　　在离开北京前，他将1954年至1964年间刑法典草案的第1稿到第33稿和所有意见汇编都装订成册，交给人大法律系保密资料室保存。可惜不久后，这些珍贵的资料被进校的军宣队当做废纸付之一炬。

　　多年后，提起这段往事，高铭暄仍是心痛不已：“全国再也没有那么完整的资料了！如果那些资料保存下来，那我在1981年编写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一书就有几十万字，而不是19万多字了。”

　　上世纪70年代初，北京一些高校师资力量缺乏，高铭暄和90余名原中国人民大学的中青年教师被调回北京，他被分配到北京医学院，先后做了教务干事、宣传干事。

　　逆境中，他心中的立法梦依旧未变，坚信着终有一日光明会到来。

　　“文革”结束，人大复校，高铭暄重返阔别已久的讲台。更让他感到欣喜的是，法制建设问题重新回归历史舞台。

　　“十年动乱，让人备感‘个人的尊严需要受到保护’，刑法一方面可以惩治犯罪，另一方面可以保障公民的权利。当人的基本尊严都不能受到保护时，社会还怎么运转？刑法典的出台迫在眉睫！”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文革”刚开始时，时任人大副校长被红卫兵从北京市委揪回来，在台上被摁着脑袋、弯着腰接受批斗，“真的有斯文扫地的感觉，哪里还有身为一个人的基本尊严？”

　　1978年10月下旬，刑法典起草再次开始，高铭暄仍然是起草班子成员。

　　又是200多个紧张的日日夜夜，1979年5月，刑法典草稿获得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

　　高铭暄不会忘记这一天——1979年7月1日，人民大会堂，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全体与会代表举起手，一致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结束了新中国没有刑法典的历史。坐在大会堂三楼全程列席审议过程，高铭暄忍不住热泪盈眶，他抬头看了看手表，16时5分。

　　一部刑法典，写了38稿，历经25年。

　　“剥夺人生命的罪刑，一定要慎重”

　　高铭暄是戏迷。

　　少年时，父亲得高人指点对戏曲颇有心得，曾指点高铭暄学一些名家唱段，《捉放曹》《四郎探母》等都能上口。“我喜欢唱老生戏，现代戏居多，古典的也唱一点，比如《搜孤救孤》，比如《空城计》，还有《打渔杀家》……”高铭暄最喜欢的唱词，是《洪羊洞》杨六郎那一句“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

　　他的一生，也应了这一句。

　　“第一部刑法典较为粗疏，原则强而不够具体，很多行为无法定罪。最为关键的是，当时为了防止罪名的遗漏，1979年的《刑法》规定了一条‘类推原则’——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这样一来，对公民而言，就相当危险了——很多不是犯罪的行为也被当做犯罪来论处。特别是在特殊时期，例如‘严打’，许多正当的男女关系也被当作‘流氓罪’论处，显然量刑过重。”

　　觉察到这一点，从1982年开始，高铭暄力主开展刑法修改研究工作。

　　与“类推原则”相反，高铭暄坚持认为刑法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罪名不能类推，只能由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在上世纪80年代的讨论中，他与马克昌选取了“罪刑法定”、“罪与刑相适应”、“罪责自负（反株连）”、“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四条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写入了新中国第一本刑法学统编教材《刑法学》。

　　“罪刑法定”原则，通过这部统编教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子，并最终被1997年修订的《刑法》所采纳，成为当代中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除了原则的修改，敏锐注意到改革开放后社会环境急遽发生变化的高铭暄，还不断倡导变更法律条文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

　　“经济界向我们动议要取消‘投机倒把罪’，要符合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基调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为了惩治‘倒爷’们，规定倒卖是犯法的，而市场经济时代，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投机’。于是我们开始研究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由高铭暄担任会长的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多次开会讨论刑法修改问题，为立法机关的决策提供依据。

　　高铭暄还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委托，主持起草了《刑法总则修改稿》。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刑法修正草案通过。高铭暄感到由衷的喜悦，“这一部刑法典由最初的192条增加到了452条，说明我国的法制体系日益完善。”

　　对于现行刑法，他认为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死刑。“死刑作为刑种暂时废除不了，但无论如何，判处死刑的罪名不能增多，只能逐步减少。死刑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之后严格执行。剥夺人生命的罪刑，一定要慎重。”

　　“未来的刑法，在定罪量刑的基础上，应当由‘行为社会危害中心论’转向以行为社会危害性为主、兼顾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要考虑到行为人的一贯社会表现，如果他犯罪的确是出于被逼无奈，那么法律应该考虑轻判。”已过从心之年的大学者，仍在思考中国刑事立法趋于完善的方向。

　　“所谓泰斗，只不过是从事教学工作长一点，比别人做得久一点而已”，虽然弟子们如今都成了人物，高铭暄却依然谦逊。

　　大弟子赵秉志，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晚赵秉志一天答辩的二弟子陈兴良，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得意弟子王秀梅，在国际刑法学研究领域游刃有余。“我现在已经是‘四代长老’了，赵秉志教出来的学生现在也已经是博导。”截至2012年6月，高铭暄带出了51个博士生，在读的还有9名。

　　84岁了，他每天的主要工作仍是指导学生论文和著述。2012年第2期《中国法学》和第3期《法学杂志》都有他和学生合作的论文。八十几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一书已于5月份正式出版。

　　“泰斗”亦有“顽童”的一面。

　　年过八旬的老教授离不了讲台，有时会让弟子给他安排一两堂课，给本科生讲讲，过过上大课的瘾。自恃嗓音洪亮，他常常一讲三个小时也停不下来，有时还不用麦克风。回到家，老伴眯着眼、笑着打趣他：“过完瘾啦？”

　　不是没有做官的机会——“就我自己来说，我只是有股傻劲而已，认准了刑法学，就执著地追求，专业思想自始至终没有动摇，既不想当官，也不想经商，就想做一名合格的教授。”高铭暄在自选集里这么写。

　　在学校的联欢会和迎新会上，高铭暄偶尔会亮几嗓子，在研讨会开完后或者法学家茶座上也唱唱，还几次把歌声献给国际上的刑法学友人。

　　2009年，第十八次国际刑法学大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会后，高铭暄一曲“迎来春色换人间”唱毕，几百人掌声雷动。他隐约觉得回到了故乡和童年，拥挤的戏台下，调皮的孩子爬到戏台对面的屋顶向台上张望。只是这一次，不同的是，他站在台上，是全场的主角。（记者 韩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