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前的金展鹏（左一）和学生（资料照片）

　　“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大师之大，又大在何处？为此，记者两度走进中南大学，走到有“中国霍金”之称的金展鹏身边，细看这位中科院院士、“导师的导师”有何过人之处。

　　远看，他是一位重度残疾、只有脖子能动的老人，生活上的事都要别人帮忙；近看，他是绿树丛中，挥洒自如、被学生包围的大师。这位相图界的大师，似乎不太愿意别人称呼他为“金院士”、“金教授”，而更喜欢别人称他为“金老师”。其在学问和人格上的一丝不苟，让人不由得仰大师之学，更慕大师之德。

　　诚如托尔斯泰所言，凡是伟大的，必然简单。简简单单的金老师，其言其行，却可为浮躁时代的镜鉴，让人感受到难得的沉静之美。

　　暖如春风

　　9月10日，第二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奖”揭晓，金展鹏的故事让无数国人动容。

　　教师节晚会这样介绍他：“一位科学家老师，他的生活只有两种姿态。躺着，他是科学家；坐着，他是老师。他以这两种姿态生活了13年，教出了20多名硕士生和博士生。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人，因为他有出类拔萃的学生，而学生们也为拥有这样一位长者和智者而感到幸运。”

　　9月5日，金老师到京参加了这台晚会的录制，并在第二天出席人民大会堂的座谈会。刚回长沙，中南大学举行了“研究生最喜爱的导师”颁奖晚会，他坐在轮椅上接受了学生颁给他的“特别奖”。

　　一般人经历这样的舟车劳顿尚需休息，更何况是一个高位截瘫的老人。出乎人们意料，金老师竟然第二天就去了办公室。正如以往一样，上午10时到12时，下午4时到6时，必定能在办公室里找到他，风雨无阻。

　　“我是金展鹏。”电话里的声音亮而有力，对于采访，金老师的回答也在意料之中：“不要过来了吧！有关的材料报上、网上都有了嘛。”然而，当记者执意走进办公室，他那一句：“双休日还跑这么远的道，辛苦了。”又说得人心里热乎乎。

　　虽然在电视上见过金老师的模样，但真正见到本人，还是十分心酸。他困坐在轮椅上，只有脖子还算灵活，由于肌肉萎缩，手指都已严重变形。金老师对别人的吃惊，早已习惯，他微微一笑，眨眨眼，表示欢迎。

　　由于有约在先，只占用金老师40分钟，时间快到时，记者看看表，想结束谈话，又不甘心，继续聊下去，又于心不忍。金老师似乎猜出了记者的心思，主动说：“没关系，我还行。”结果，这次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不过，这并非特殊优待，校报编辑王建湘说，哪怕是本科生去采访金老师，他也尽可能有问必答，生怕学生交不了差。

　　第二次采访金老师，是在一个星期后。由于摸清了金老师的上班路线，记者准备“守株待兔”。

　　从红砖蓝瓦的院士楼出来，绕过清可见鱼的观云池，穿过两旁的绿树浓荫，到特冶楼或米塔尔大楼的办公室——这条不变的路线金老师走了十几个春秋，也是学生们心中最美的课堂。在这条路上，谁都可以接过轮椅，和金老师聊上一阵，在中南大学，这是一道不变的风景。

　　一个中南大学的学生在博客中写道：

　　暮春的一个周末，在阳光下，我又见到了轮椅中的金院士。这次是他的两个学生围着他，在讨论论文。其中一个学生像按摩医生一样在为院士按摩脖子，另一个学生则拿着自己的论文，举在院士面前向院士讨教。院士不停地在说着，那种认真的表情，完全忘了自己的残疾。大约半个小时后，第一个学生问完了，马上和做按摩的学生交换，继续着师生的讨论。我在离他们大约五米远的地方望了半个多小时，感受着那两个学生的幸福。国内常有报道现在的导师到自己学生毕业时还叫不出学生的名字，有的甚至没见过面。金院士的学生真幸福。

　　中南大学商学院女生赵朝阳常在附近读书，那时她还不知道金展鹏，只知道有个每天都要被人推着到自己办公楼去的老爷爷。有一天，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走上去对老人说：“我陪您走走，好吗？”老人特高兴，还费力地伸伸脖子。他们边走边聊，在下坡路段，毫无经验的赵朝阳被轮椅拉着狂冲下去，吓得路人大叫，老人却一个劲儿安慰：“没关系，没关系。”此后，只要有时间，晚饭后她总要推着金老师在校园里散步，陪他聊天。“认识金展鹏这两年，是我成长最快的两年。我虽然看不懂他潜心研究的相图和公式，但他却是我人生中的一盏明灯。”天天陪金展鹏，赵朝阳不仅没耽误学习，反而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南开读研。

　　记者也想在初秋暖阳里“偶遇”金老师，但金老师却没有出现。原来，金老师住院了。

　　再见金老师，是在医院的病床上。知道他浑身胀痛，记者也试着像他的学生那样帮他按摩，不想却好心办错事，碰掉了被子里的输液针。金老师明知情况有异，却没有当面点破，只看了看输液瓶，又继续回答记者的问题。护士追究下来，他还面带歉意，摆出一副自己犯错了的表情。

　　金老师的第一大魅力就是温暖，小细节里隐藏着他的大人格，正如他在一次讲座中对学生说的：“要尊重别人的劳动，欣赏别人的优点，理解别人的处境。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无论是做学科带头人，还是其他工作，都要这样。”

　　人生相图

　　离高考还有两天，一个孩子就顶着星星从家出发了。从广西荔浦到设在桂林的考场，足足104公里，金展鹏仅凭双脚，一步一个脚印地如期走进了考场。1955年他考取了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之一）金相热处理专业，在国家奖学金的资助下走进了“相图学”的世界。

　　什么是“相图”？面对一窍不通的记者，金老师突然灵机一动，打了个深入浅出的比喻：“长沙有很多的旅游景点。我们学校边上就是岳麓山，往东还有湘江，湘江一桥下面就是橘子洲，古城墙上有天心阁，贺龙体育场边有白沙井。这些景点都有其特定的经度与纬度，由经度、纬度及景点就构成了地图。而在材料学中，‘金相’就是这些景点，成分与温度就类似纬度与经度，于是就有了材料学中的地图——相图。你看长沙的导游图，连接这些景点不是有路线吗？分析这些路线，你就能找出游览精华景点的最佳组合和途径。在材料学中，就是‘相图’。”说完这些，金老师高兴地把并不灵活的左臂抬了一下，如果能活动，他一定会为自己精妙的比喻以手拍额。

　　通俗而言，“相图”是材料科学工作者设计的索骥图，面对迷宫似的材料世界，相图会告诉你通往目的地有哪几条路，哪条路可能最好。也就是说，相图能从理论上解决如何用最快的速度设计出性能最好的材料。21世纪三大支柱产业是材料、能源和信息，材料排在第一。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这项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听起来很玄的专业？金老师在一次讲座中说：“我们那个时代，很多人为了养家糊口而学一门技艺，但是我却选择了偏理论的专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对此有兴趣，而且考虑到祖国的需要。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总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理想是在生活的磨炼中一步一步去接近的。现在的大学生面临多元选择，不像我们那时候那么单一，因此坚持更重要。可以各方面都试试，多元发展，但要放到服务祖国、服务人民的理想中去。”

　　这些话简单直白，却包含了金老师的人生体验。

　　金老师的大学同学李松瑞老师告诉记者，“文革”爆发后，学校面临合并，人心惶惶，哪有心思看书。正当众人忙着写大字报的时候，金展鹏却一边在相图世界遨游，自编了油印版的《镁合金相图》；一边埋头苦学英语，跑到岳麓山上读《毛泽东选集》英文版。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1979年科学重新得到重视，金展鹏经校长黄培云推荐，被选派到瑞典皇家工学院做访问学者。

　　在瑞典，金展鹏就像一部发条拧得紧紧的机器，不停运转。实验室人多，到周末才会有些空闲，而这个时候就是他发条拧得最紧的时候。一次，由于时间太晚，他被困在电梯里，直到第二天工作人员上班，他才从电梯里出来。每个月学院都会发电影票，但是他从未去过，要知道同事们看电影的时候就是实验室人最少的时候。就这样，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他就像着了魔似地成天测试、分析那些枯燥的数据。

　　为什么要干得这么“疯魔”？原来他憋足了一口气，要让中国在国际相图界争得一席之地。讲到这种责任，金老师说学生们应该多读中华民族史、世界文明史。他说，他相信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因而常思考中国的富强之路该怎么走？这也是从童年经历中引发的追问。

　　金展鹏儿时，一家三口过得其乐融融。然而，6岁那年，随着日本入侵，金家开始过起四处逃亡的生活。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空袭，父母将全部家当装进两个箩筐，饿了，就摘野菜就地生火；困了，就在荒山野岭席地而睡。也就是在这段逃亡的日子里，一个思想扎下了根：祖国不强大就要被欺负。

　　怀着一颗赤子之心，金展鹏在瑞典创出了“以1胜52”的美谈。当时，德国科学家做材料试验，用了52个试样，没有得到一个想要的相图，而金展鹏把传统的材料科学与现代信息科学结合，首创了在一个试样上测量三元相图整个等温截面的方法，巧妙地解决了德国科学家的难题。这就是他的“三元扩散偶电子探针微区成分法”，这个方法就是后来国际相图界公认的“金氏相图测定法”，国际同行因此称他为“中国金”。

　　1981年，已经小有名气的金展鹏，回到祖国。从飞机上下来，他搬下整整8大箱学术资料。为了节省空间，别说是外国的洋货，他连生活用品也没带回来一件。

　　如果说相图是材料工作者的地图，金老师的人生“相图”就是他的价值观、人生观：“人的价值不是比谁官大，谁挣得钱多，而是要做点对人民有用的事，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责任心、有理想、要学习，这就是我的人生坐标。”

　　金老师还把他的一片赤诚，传给了弟子们。

　　郑峰是金展鹏仅带过半年的学生，他把自己与金老师的关系定位为——首先是朋友。他在美国前后10年，每到一地，金老师都设法和他保持联系，不断通过电子邮件交换各自的研究方向与进展。2004年，郑峰终于回国了。他回国那天，金老师特别高兴，躺在床上和他聊了几个小时。郑峰说：“回想起来，在国外那么多年，我和金老师不知道通了多少电话，多少邮件。虽然他从没有对我说：‘郑峰，你赶快回来吧。’但金老师始终就像一根长长的绳子，系着我这个海外的风筝，最后我选择了回国。我知道，这无形的绳子就是金老师的人格魅力，就是他对科学的追求和对祖国的热爱！”

　　现在金展鹏的学生已有多人学成回国，投身到祖国的科研事业中。

　　赶早看春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科研环境并不理想，在国外被同行交口称赞的“中国金”，回国后却遇到了困难。

　　工程院院士黄培云在回忆录中说，金展鹏当时情绪不高，他为了激励金展鹏抓紧时间，特地引用了一首唐诗：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意思是说学科发展也是这样，真正的春天并不是大家都看到的春天，当柳树还是嫩芽的时候，真正勇于探索、有眼光的人会发现春天已经来临了，而等到繁花似锦的时候，到处都是看花人，要赶都赶不上了，对科研而言，就是不能把创新的时机放过去。

　　从此，这首唐代诗人杨巨源的《城东早春》成了金展鹏的座右铭。以诗言志，金展鹏成了一个赶早看春景的人。

　　上世纪80年代初，金展鹏的三人小组开展一个相图研究项目，需要在一个月里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在实验室里守候观察。当时学校实验室条件很差，设备简陋，没有电脑，他们采用车轮战术，轮流在实验室值守，手工控制温度和气压，终于把这个项目完成了。

　　“金老师最关注的事就是学科发展的前沿，并随时将有关信息传递给我们。”91级博士生刘立斌教授提起这样一个细节：“1996年，金老师到德国参加学术会议，了解到不少最新动态。开会期间，他给研究室的全体学生发来了一页传真，上面写满了他的见闻、感受以及对今后工作的展望，甚至包括了要我们学好外语之类的勉励。”刘教授说，会议不超过一个月，这些信息完全可以等回来再告诉大家，而金老师使用了当年最快的通讯手段，可见其搞科研的紧迫感。

　　赵继成如今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终身教授，也是我国“千人计划”引进人才。他说他一生中的三大决定，有两个和金老师有关，一个是选择了金老师作为导师，另一个是他在美国通用电气干了12年、发明了46项专利后，毅然决定像金老师那样当一名大学教师。

　　在国外时，赵继成一了解到国际相学界的新进展，或一冒出新想法，就会拿起电话拨给金老师，有时竟忘了时差，长沙已是午夜。他抱歉地说对不起，金老师则半嗔道，“已经把我吵起来了，就继续讲吧。”

　　现在，虽然只能通过与国内外学者和学生通电话、当面交谈、阅读学术期刊等方式，了解学术前沿发展动态，但金展鹏却被学生们称为“科学潮人”。所谓潮，就是身在斗室，胸怀天下。记者采访时，刚好有人给他寄来会议资料，学生把信件举到金老师病床前，金老师看过后嘱咐学生，“帮我收集一下发言的原文”。他解释说：“这是为了使自己不被飞驰的科学列车抛下。”

　　如今，金展鹏和他指导的学生所发表的论文，被33个国家的130个研究院所的科学家在82种国际刊物上引用；他带领的小组编写的多媒体教材，早已被美国十多个单位采用；他领导的相图计算和材料设计研究所成为国际上该领域的著名研究中心之一。在国际相图会议上，西方代表看到黄皮肤黑头发的同行，会以一种敬佩的口吻问道：您是从“中国金”那里来的吗？就连长沙都跟着“沾光”，成了相图学的“延安”。

　　然而，提及学科发展，73岁高龄的金老师焦虑依旧。“四年前提出的院士建言，看来没有得到国家的重视，还要再提。”躺在病床上，他想的却是即将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想的是相图学的将来。

　　他说，必须学会在实践中判断哪些“制高点”是虚幻的，哪些是正在衰落中的，找出并培育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制高点。

　　他说，我国在相图的理论研究方面处于国际前沿，但应用方面却还很落后。要抓住这几年，在中国建成世界一流的相图与材料研发中心。

　　一谈起这些“行话”，他就兴奋起来，在病床上，语速足足加快了一倍。

　　悲苦前行

　　也许是天妒英才，1998年春节后的一天，金展鹏应邀去做一个学术报告，刚走出家门，便觉步履沉重，突然病倒了。结果，严重的脊髓病导致他全身瘫痪，整个身体只有脖子以上能够动弹。

　　1994级博士生刘华山教授告诉记者，金老师还没生病的时候，别人对他有“拼命三郎”之称。他总是以办公室为家，晚上和周末也到办公室来，和学生们待在一起讨论问题。

　　金老师喜欢游泳，好几个学生都成了金老师游泳的徒弟。他说，做学问跟学游泳一样，刚开始你会感到很难，但是只要抓住要领，认真地学，多练习，就一定能够学会，学会以后，就会体会到其中的兴趣。那时，即使是横渡湘江，对金老师也是小菜一碟。（特约撰稿 陈援 记者 孙文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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