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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国内外各种思想观点异彩纷呈，各类社会思潮激荡交锋。为帮助读者梳理、回顾一年来的思想精华，人民论坛杂志联合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经过广泛调查、多轮挑选，从2011年的各种观点中遴选了10大思潮与100个最具价值的观点。年度重大思潮解读与100个最具价值观点遴选是人民论坛杂志年终重大策划之一。去年初推出的《当今重大思潮》与《100个观点》（2011年1月上下两期）受到读者广泛关注，反响强烈。在吸取去年经验的基础上，今年我们成立了课题组，分领域分学科梳理一年来较有影响的各类思潮与重要观点，同时向300余位各领域专家征求意见，初步筛选出20个思潮与500个观点。进而对20个重大思潮进行多方面问卷调查，根据受关注程度选出10大思潮，并约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分批次邀请数十位专家对初选观点进行多轮筛选，提炼出最具价值的100个观点。整个专题分上、下篇，上篇为当今10大思潮；下篇为最具价值的100个观点。上篇约请专家对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思潮、创新马克思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国家干预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公平正义论十大思潮进行了深刻分析和通俗化解读，希望能有助读者加强对重大理论热点问题及思潮的理解，明辨是非，把握本质。 上 篇 2011重大思潮调查报告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调查说明 调查时间：2011年12月5日—2012年1月5日 调查人数：3252人(其中专家学者310人；网友2942人) 统计分析：按照专家学者、网友各占权重60%、40%加权处理 与2010年相比：普世价值与新自由主义思潮最受关注，社会思潮“晴雨表”作用凸显 关于“您认为2011年最值得关注的思潮有哪些” 调查显示，普世价值论(选择此项的受调查者占比59%)、新自由主义思潮(占比53%)、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占比50%)分别占据前三位；第4至第10位的分别是：道德相对主义(占比48%)；社会民主主义(占比45%)；文化保守主义(占比42%)；新国家干预主义(占比40%)；民族主义(占比39%)；民粹主义(占比38%)；公平正义(占比35%)。 这次的调查排名前十位的思潮与2010年的相比，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受调查者关注的前十位思潮排名稳定中有变化，凸显了思潮变化具有相对稳定性、长期性的特点。其稳定性表现在新自由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两次调查关注度都位列前十；而其变化表现为普世价值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新国家干预主义、民粹主义、公平正义等思潮不仅列入前十，且普世价值论关注度位居第一。这种变化从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社会热点的变迁。2011年中东动荡、卡扎菲下台等事件，部分西方国家是幕后推手，而推广所谓的“普世价值”是其重要借口之一。 其次，学科理论较为成熟的思潮更易于吸引民众的关注并进行深度传播。如2010年上榜的“新左派思潮”及“伪科学”，在今年的调查中并没有排在值得关注的思潮前10位之中。有专家表示，新左派思潮虽然具备一定的思想进步性，但在理论上不太成熟，可能会导致极端观点出现。而一些思想和理论体系相对成熟的思潮，则受到更多关注。比如“新自由主义”关注度去年排第一；今年排在第二位。有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维护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带来全球经济的不公正发展，甚至认为其是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动因之一。也有专家认为，新自由主义在各国包括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比较广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均有体现，值得高度重视。 再次，民众对各种思潮关注点的变化与社会事件的相关性愈加紧密。社会思潮具有反映特定环境内人们的某种利益，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取向的基本属性，被称为社会气候的“晴雨表”，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这一特性愈加凸显。房价调控、税收改革受到全民关注；“小悦悦事件”、“跌倒老人不扶”刺痛着国人的道德神经；郭美美高调炫富、“官员微博门”屡屡引发民众对公平正义的渴求……种种事件背后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引发了思潮的交融交锋，吸引了公众对事件本质的追问。 最后，国际形势的变幻起伏使得国际思潮的互动交流更趋活跃。2011年，利比亚事件、占领华尔街运动、欧债危机对全球格局产生着深远影响。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合作和交融不再仅局限于经济和政治层面上，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一些非主流思想文化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较大冲击。因此，通过深入具体地把握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各种重要思潮，更有助于洞察社会变迁规律及走向。 思潮传播渠道更加多元化，微博传播带来“碎片化”认知 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和情绪在互联网中得以充分释放，而且民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正在急速扩张。您通过何种渠道了解到各类思潮动向？42%的受调查者选择了“互联网”，另外有17%和15%的受调查者分别选择了“报刊杂志的专门介绍”和“国内学者的研究文章”。 在去年的调查中，互联网就已成为热点事件和理论思潮的扩散平台，而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一优势还在不断扩大。2011年的微博迸发力令人瞩目，这一年还被称为“政务微博元年”，这一原本的社交网络平台正在成为新时期的信息资讯中心和社情民意集散地。据某舆情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微博已成为仅次于媒体新闻的第二大舆情源头。此外，随着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化，思想理论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社会思潮的研究已并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与精英阶层的阳春白雪，各类思潮会伴随着微博等互联网新兴样式，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传播给越来越多的人。 由于网络具有草根化、自由化、碎片化等特点，一些具有负面作用的思潮或某些思潮的极端表现形式正在利用互联网这种媒体形式广泛传播。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基于互联网的传播特性，网络的信息传递有时候更趋向于一种浅显的、情绪化的、混乱的表达。这种高速的信息传递方式制约了人们调查事件真相的时间，因此存在一定的不真实性和非专业性。因此，在信息泛滥化的网络中，某些思潮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往往被湮没在信息的海洋中。 矛盾突发期各种思潮“激战”，并反作用于社会矛盾 社会思潮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在不同思潮的相互碰撞中反作用于社会矛盾。各种思潮争鸣、交锋呈现何种状态？31%的受调查者认为“各种思潮相互融合，产生了新矛盾、新问题”，22%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各种思潮相互碰撞，呈现百家争鸣的状态”。 社会思潮是社会文化意识的表现，也是社会的产物，一定的社会思潮，总是在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基础上形成的。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不断凸显。从历史经验看，当社会问题增多、社会不满情绪增长的时候，往往也是思潮涌动激烈的时候。回顾近年来的诸多群体性事件，其本质大多是群众利益诉求没有得到纾解和满足。人民日报在点评广东“乌坎事件转机”时指出，在乌坎事件中，基层政府最初失误正在于，没有正视村民合理的利益诉求，让理性的上访升级为过激的行动。而在直面矛盾后，以“最大决心、最大诚意、最大努力”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坚定承诺，化解了激烈的情绪，为问题的彻底解决，为当地的稳定和谐，创造了基本条件。 当前我国的社会思潮既有进步、积极、向上的，也有消极、保守、落后的，还有腐朽、没落、反动的。不同思潮相互碰撞时，相互吸引、相互影响的趋势也在加剧。思潮吸收对自己有利的观点与意识形态，处于发展与调整期，甚至呈现出相互交融的特点。与此同时，认知结构决定在获取思潮观点的过程中，人们通常只关注某些特定的信息，甚至能改变对事物认知的整体印象。在还原对思潮的认知时，人们会在脑海中进行自我重构与整合，偏离了社会思潮原有的面目，出现了新的矛盾和争议焦点。 如2011年，方正县“开拓团国耻碑”被砸事件和《金陵十三钗》热映后一些名人及网友的过激反应，再次引发关于民族主义思潮的讨论。在全球化背景下，每个国家和民族都高度重视本民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稳定、自主权力和选择等问题，而包含着浓厚爱国主义精神的民族主义在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值得肯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族主义思潮的涌动。 思潮代表着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关注者的平民化趋势显现 与2010年相比，人们接受某一思潮，不再只是停留在思想认同层面，而是更关心思潮所表达的观点是否符合自身的利益诉求。在“关于各种思潮对社会的影响的判断，您最认可哪一种？”的问题中，43%的人选择“各个思潮的代言人分属不同的阶层，反映一定阶层的利益诉求”，29%的人选择“社会气候的‘晴雨表’”，18%的人认为“思潮的传播有利于思想精英阶层向大众拓展”。 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带来了利益和阶层的多样化，特定的思潮总是反映特定社会阶层观念和主张。如一些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主张私有化程度越深越好，而民主社会主义者提出发展混合经济私有制，均是通过不同的社会思潮反映出的利益诉求。 社会思潮的关注者群体在扩大。过去社会思潮的关注者往往局限于高校师生与文化人士等知识分子群体，近年来它的参与者和影响对象逐渐扩散至大众，呈现出多样化、平民化的趋势。为了被更多人倾听、争夺话语权、抢占思想舆论阵地的主导权，一些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积极介入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甚至介入现实，影响社会。 文化分裂导致价值观念的冲突。如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对立、新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与凯恩斯主义的相反立场等等，都会在各方对社会热点事件的争议中反馈和显现出来。在学术思想界，除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主流社会思潮外，其他各种社会思潮也是风起云涌，借助不同的理论范式和学术框架为阐发各自不同的主张和见解开辟道路，多元、多样、多变态势愈益明显。 紧扣民生关注点，需多方正确引导 无论从传播内容、路径还是影响力上看，社会思潮与普通百姓的距离更近了，更加紧扣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民生等问题。各种思潮的涌动可能会对您的生活产生哪些影响？有49%的受调查者选择“与个人的思想密切相关，进而影响行为、影响生活”，29%的受调查者选择“正面思潮会对个人带来积极影响，负面思潮会带来消极影响”。 民生问题不仅是老百姓关注的焦点，也是未来社会的重要价值目标。民众表达自己对民生问题的看法通常以社会舆论和社会思潮的方式体现出来，如金融危机、社会公平正义与新自由主义思潮，道德标准与道德相对主义思潮等等。因此，关注思潮的涌动和变化，有利于国家和政府从一定角度了解民生需求，只有尊重民众的意愿表达，关注其利益诉求，才能及时调整政策的方向，推动社会的不断发展。 普世价值探索需抛弃“话语霸权” 张维为 观点与主张：“普世价值”论从抽象的人性出发，主张民主、自由、平等是对所有人都普遍适用的价值，否认人的现实阶级性、社会性及历史性。理解这一思潮值得警惕的是，少数国家希望垄断话语权，将他们的价值观强行推销为“普世价值”。 新动向新变化：究竟什么是“普世价值”，各方争论不断，观点不一；不能把“普世价值”等同为西方某些国家的价值观，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真正的“普世价值”应包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倡导的积极观念。 关注理由：2011年中东动荡、卡扎菲下台等事件，部分西方国家是幕后推手，而推广所谓的“普世价值”是其重要借口之一。 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更加丰富的价值观来引导和处理，中国应该为丰富普世价值作出自己的贡献。 “普世价值”最早出现在1960年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他认为：“19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的，并且是由知识分子来倡导的；亚洲和非洲的大众意识形态则是地区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是由政治领导创造出来的。”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在1989年的第16期刊登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认为存在“世界普遍史”的可能。他借用黑格尔的历史概念，把历史理解为普遍与连续的，而终结于自由民主社会的普遍建立。 普世价值是什么 普世价值是什么？以我之见，它是普天下人民都可以接受的价值观念。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程序，一个是内容。首先，普世价值产生的过程应该是有程序的，比如召开国际会议，大家共同商讨，最后达成一个协议，确定到底何为普世价值。可事实上，国际上却从未召开过这样的会议，如果一切都由美国来定，世界秩序定会混乱。其次，涉及到普世价值的内容。美国在占领伊拉克长达9年后终于从伊撤军，此场战争已造成十多万伊拉克平民丧生，但美国给出的“这是为了实现自由和人权的普世价值”的解释实在荒谬，这是美国对人权的严重亵渎和侵犯，应该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美国人说美式民主是普世价值，但美国为何几十年如一日的支持埃及独裁的穆巴拉克？为何过去一直支持独裁的萨达姆？美国为何不去沙特阿拉伯推行美式民主？时至今日，我们一定要看清美国推动所谓“普世价值”背后的战略考量。从中国的角度看，和平应该是普世价值，但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接受这一点，这公平吗？世界人口中有一半人还生存在贫困中，为何消除贫困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探索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世界各国人民都可以参与并发表看法。只要我们摆脱西方的僵化话语和利益考量，我们就可以为丰富普世价值作出许多贡献。 促进普世价值的过程本应是一个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取长补短的互动过程，但是西方主要国家总想垄断这些价值的解释权，搞“话语霸权主义”，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如今，西方谋求话语霸权面临着三个困境：一是国际政治中的困境，中国、俄罗斯等有影响力的国家都坚决拒绝西方的话语霸权，并积极发展自己的话语权。二是实际操作中的困境，美国入侵伊拉克，结果陷入泥沼。西方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推动的“颜色革命”也陷入困境，使这些国家更加动荡不安。三是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束手无策，面对棘手的全球性挑战，如贫困、战争、恐怖主义、文明冲突等问题，西方价值观拿不出有效的对策。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及“民主输出”模式使不少发展中国家继续贫困、世界更加动荡不安。 中国能为普世价值形成做什么 西方文明有其长处，值得我们学习，但也有其短处。西方文明过多的自我中心，过多的对抗哲学，过多的好为人师，缺乏中国文化中的“整体观”、“辩证观”和“天下观”，怎能指望这种狭隘的政治话语来解决当今复杂的世界性难题呢？倒是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为解决世界性的问题带来了一些希望。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消除贫困的经验广受好评；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奉行的“平等互利”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中国“和谐包容”、“和而不同”的思想为解决世界“文明冲突”的难题提供了宝贵思路。 在这些问题上，不是中国接受西方话语的问题，而是西方如何克服自己话语僵化的问题，是西方最终可能要接近、甚至接受我们话语的问题。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更加丰富的价值观来引导和处理，中国应该为丰富普世价值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显然已不足以应付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和平”、“良政”、“和谐”、“消除贫困”等难道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总之，普世价值的探索和发展未有穷期，中国不仅不排斥普世价值，而且是形成普世价值的最主要贡献者之一。 倡导普世价值会降低中国的话语权吗 回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西方主流话语强势出击，全面否定“东亚模式”，进而也否定“中国模式”。它们当时替亚洲国家开了两个“药方”：一是推动全面市场化，反对政府干预拯救经济(与美国现在自己的做法截然相反)；二是推动全面民主化，以解决“权贵资本主义”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甚至说：“这场危机是对不实行民主国家的一系列惩罚”。 不过令西方尴尬的是：今天这场比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无数倍的金融海啸竟起源于美国这么一个“市场与民主的典范国家”，而美国如此“优越”的民主制度竟然对危机的爆发毫无察觉，对危机的处理严重乏力。我们套用阿玛蒂亚•森的句式来解释这场危机的起源：它是对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者的一系列惩罚。 我们珍视与西方的关系，也愿意学习其长处，但我们拒绝傲慢与偏见。我们对西方话语的态度既不将其看得一无是处，也不把它奉为金科玉律，而是用中国“实事求是”的核心价值观逐一加以审视，一部分要学习、一部分要借鉴、一部分要反诘、一部分要扬弃。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维系了数千年而没有中断伟大文明且拥有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其真正崛起必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也应该更多地使用中国话语来评判西方的一切，逐步推动中国话语在世界上的崛起。中国话语不会在普世价值中湮没：“失语”的不会是中国，而应该是“话语霸权主义”。 普世价值来袭，中国需平衡哪些心态 对于当前社会上显现出的一些社会矛盾，不少人归咎于中国当前的社会不公，甚至对制造矛盾者不予谴责反抱同情。激化社会矛盾、无益于问题解决和国家进步的，恰恰不是普世价值，而是狭隘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一种极端平民化的“大众式狂欢”，它不在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只在意情绪的宣泄；它不在乎理性的思考，只在意众人一时的喝彩；它不在乎一个民族长期和整体的利益，只在意个人欲望的即时满足。任何一个社会都有源于种种原因而产生的失意者、失败者，其中有很多人值得我们同情和帮助，但这些人中总有极少数可能转变成极端分子。无论社会是否给他关怀，他总是仇视这个社会，甚至不惜以极端形式来报复社会。对于这种人的所作所为，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应该给予同声谴责，因为他们的行为超出了人类文明的底线。遗憾的是，我们不少人受民粹主义左右，不但不谴责这种行为，而且以此来夸大和渲染社会对立甚至对抗。特别是网络媒体，充斥着民粹主义情绪。其实，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中，极端的情况是少数，绝大部分都是中间状态。好坏掺杂、喜中有忧，忧中有喜，进步伴随着问题，而中国社会的总体进步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正处在迅速崛起的时期，中国社会也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之中。各种利益调整自然带来了道德失范、心理失衡等种种问题，我们应该以客观、公正、冷静的态度来看待和分析这些事件，走良性调节的道路，而不应该诉诸于非理性的民粹主义。 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平和向善的社会，中国有再多的问题，中国还是处在自己发展的最好时期，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中国人平和向善的文化基础上，秉持理性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社会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重蹈民粹政治的覆辙，不要走西方一些势力所主张的社会对抗的道路，我们不能把一个凝聚力极强的中国社会再一次变成一个充满阶级斗争的社会，这只会使中国人百年的富强梦功亏一篑。只要秉持理性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顺利渡过较为艰难的社会转型期，迎来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新自由主义摆脱不了的弊病 刘熙瑞 观点与主张：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倡导市场自由的竞争和个人主义、主张经济、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与私有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新动向新变化：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有民众打出“代表99%”的旗帜要和“1%”讨公道，充分说明了自由的少数性，冲击着自由主义原有的理论体系。而当前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使新自由主义思想在2011年再受重创，国家干预经济变得更加普遍。 关注理由：新自由主义思潮是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流行最广的社会思潮之一。弄清新自由主义的新动态、新变化及其本质，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 当前世界诸多热点事件背后，只要深入分析，总能在各种最大动静里找到自由主义运行的脉络，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新的自由主义思潮又逐渐抬头，重新强调“经济自由以及随之而来的报酬的不平等才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自由主义是西方最近四个世纪以来非常显赫的思想流派，甚至在200多年来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逐渐发展，随着资本统治地位的确立而逐步完善。当然，在人类历史上，自由主义思想产生较早，古希腊时代就有了端倪。当时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一些人，不同意苏格拉底等学者的观点，认为人类的政治生活不是一种“自然的”和“有价值的”活动，因而是不可取的。他们的逻辑是：纯“自然”的生活最合理，而自由是纯自然的，政治却不是。这实际上已为现代自由主义开了先河，因为他们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把私人生活凌驾于社会或国家之上，并反对国家权利。 受到资本拥戴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思潮真正成了气候，是在作为主要生产元素的资本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之后。一般说，它与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的实现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随着革命成果的巩固而发展完善。它因为始终赞赏地“把商业活动看作一个能使公民才力得到更好发挥的领域”、极力宣传“经济自由”制度而成为资本的主要武器。当然，从当时社会进步和反封建的角度说，我们应该基本肯定自由主义，因为它使人类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无疑具有进步的、革命的意义。但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有其弊病，因为它有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对政治的怀疑以及完全从个人角度强调权利。自由主义的这个“灵魂”，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人们的争议。不过，对其本质上是资本利益的表现，因而是“理论化了的资本”，这一点却很少有人怀疑。 自由主义自产生就受到资本的拥戴不是偶然的。它可使资本不受限制地去任何地方占领地盘；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任何领域拓展业务；可以召集任何要素到自己麾下，在实现要素组合的同时为我所用。但是，也正是它从属资本的这种性质，使其带有了天然弊端：一是，它从个人主义出发的立场，肯定地排斥了其他人利益，因而不可能与一切人共享。试想，一个人无限聚敛财富的自由，怎么能和其他一切人聚敛财富的自由相容呢？有了资本雇佣和不雇佣劳动的自由，劳动就只有被雇佣的自由，而没有不被雇佣的自由——因为“肚子”要求你必须被雇佣。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永远垂青掌握资本的人。二是，自由本身肯定不是绝对的，一旦强调得过了头，就失去其正确性。而拥有自由者肯定又会无限扩大自己的自由，这样，他必会在错误的路上往前走，形成对别人的侵暴。一个原子在一定空间里“自由”，会到处乱撞，其它原子就别想躲开它，于是，侵暴成为定则。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永远是以一部分人的被侵暴为前提。 从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种种变化 西方思想家正是看到自由主义的这些弊端，才研究了规避的措施，并提出：自由是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只有“不侵人之自由，才是自由”。马克思主义更是提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样的命题，并设想未来的最美好社会应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但现实中掌握了权利、一直鼓吹自由的人却不这样想。这就决定了自由实行中的“半截子现象”，不可彻底，最后总变成对别人自由的剥夺。 自由主义在其发展中，也有不同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随着环境的改变、国家与社会的变迁、对立思潮的演变而展开。一般说，18和19世纪，它主要强调立宪主义、宗教信仰自由、个人权利、资本活力、国家的自由放任政策，因而总体上是反国家主义的。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于对绝对自由弊端的防范，人们逐渐开始了对自由主义的矫正，尽管有人批评这种矫正有些过头。具体证明就是英国格林和霍布豪斯等人的新社会自由主义理论出现，以及凯恩斯的新政治经济学兴起。而在美国则是克罗利和杜威等对19世纪自由主义者极端个人主义的批评，以及欧洲大陆上对国家权力的适度肯定。这些思想的直接和间接后果，就包括了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以及后来福利国家的种种举措。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新的自由主义思潮又逐渐抬头，重新强调“经济自由以及随之而来的报酬的不平等才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而社会或国家拥有太多、个人一无所有正是个人缺乏责任感和积极性的深层次根源。这时的美国更产生了“自由意志论”思潮，成了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的改革，就是具体体现。其内容是主张最大限度地缩小政府权力，而把一切事情最大限度地交给社会，由企业、市场、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以自由的方式自己处理。该思想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倡导市场自由的竞争和个人主义、主张经济、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与私有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的典型表现形式是“华盛顿共识”。1989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在美国财政部的支持下，通过联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旨在解决拉美国家经济衰退的国际研讨会。会后，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将会议取得的收获称为“华盛顿共识”。其中的四项开放原则和三项“去政府”干预要求，集中反映了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狭义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和思潮。 自由主义的虚伪性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看得更清楚 总之，不管自由主义怎么演变，其基本要义却始终保持。这就是：绝对的私有财产权不能动摇；市场竞争中成功的人必须得到足够报酬，而不计它是否拉大分配的差距；每个人得到的只是“自由的权利”，而这种自由所依赖的“物质资源”却被忽视。最后的结果自然是：自由成了富人的特权，而穷人成了自由的牺牲品。这一点，我们最近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看得更清楚。他们打出“代表99%”的旗帜，要和“1%”讨公道，就说明了自由的少数性。据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原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研究，号称最自由、最民主的美国，最上层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若以财富而不是收入看，则他们控制了40%的财富。而在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则分别是12%和33%。无怪乎他感叹：“我们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是一个典型的、世界一流水平的美国成就。” 在国际上，这种自由就更显出了虚伪性。如果说，自由在开始时只是资本针对国内劳动的掠夺手段，那么，在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时代，它则被用来掠夺世界范围的更广大人民，并以赤裸裸的暴力为最后手段。不过，在后殖民地时代以及当前全球化时代，资本又把自由主义推到了前台，使之成为不公平交换的更有效手段。有多少财富就是这样被拿走的。而你一旦持有异议，可能还有兵戎相见等待。比如，我们看到，某些认为自己处于世界中心的大国，总认为自己垄断了一切真理、一切正确的价值观，而把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强加给别的国家，而不管这些国家是出于封建的遗存而不自由，还是出于更多考虑了社会利益而适当约束了个别人的自由。对这两种国家(地区)，对不起，就没你的自由了。在这里，自由又明显成了“半拉子工程”，“戛然而止”。人类历来希望的没有居高临下，没有欺凌侵暴，互相尊重，平等对话的世界，到哪里去了呢？自由又在哪里呢？可见，资本自由总是以“雄霸天下”为归宿的。 观点延伸 新自由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新自由主义是相对于自由主义而言的，是对自由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主张照搬西方的经济模式，强调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反对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主张实行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和所谓的直接选举制度；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新自由主义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经济政治模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西化”、“分化”的重要工具。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也开始活跃起来。一些人大力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其实质就是想改变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把我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必须对新自由主义保持高度警惕，不能任其泛滥，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提出的各种挑战作出积极回应。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 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在美国当选总统，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首相，这两个标志性事件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成为主导，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先河。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开始放松管制，让市场更多发挥作用。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鼓吹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技术交流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全面推行私有化。这些措施后来被总结为“华盛顿共识”。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及目前在美欧国家上演的危机已经证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无法解决失业和经济周期问题；市场机制的“唯已性”、“利已性”不能解决经济的外部性问题；市场机制会导致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合理。 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终结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一直被认为是成功的。但所谓的成功应该是带引号的，美国的贫富差距在拉大，贫困人群在日益增多。不能使大多数国民生活得到改善的增长，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增长。少数政治精英鼓吹的成功只是泡沫吹出的海市蜃楼。泡沫破灭后，海市蜃楼即刻覆灭。 (日本《世界》月刊2011年10月号文章) 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比较 程恩富 观点与主张：创新马克思主义提倡实质性地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在“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这三大知识体系的基础上，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进行“综合创新”。比如，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世界眼光，坚持“马学”这个根本，在当代国外经济学继续分化和局部综合的基础上，去实现全面系统的科学大综合。 关注理由：中国的崛起需要理论支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需要自主创新的志气，应当结合实践，实现理论创新从简单引进和模仿到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 我们要真正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必须要在对各种思潮的比较中间，鉴别出真伪。 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改革的负面影响 新自由主义思潮，也称新保守主义思潮。它属于反映私有跨国公司利益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思潮，核心思想可简要概括为非调控化、私有化、自由化和福利个人化。新自由主义在各国包括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比较广泛，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要长流水、不断线，抵御其对改革的负面影响，以免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受其影响。 新自由主义维护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从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特征来看，经济全球化是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关系在全球的扩张。这个扩张化的趋势，会带来经济全球化不公正。 主张福利个人化，反对建立福利国家。改革不能降低群众福利水平，有一项统计资料证明，最近二三十年，劳动生产力大幅提高，科技革命创造大量财富，可是大部分被以CEO为主的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获得，劳动人民、公众的财富和收入增长很少。各国贫富两极分化在不断拉大，其主要原因就是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我们看来，产权是不是首要因素，还要与别的因素进行比较之后才能确定。 此外，我们要警惕在民营化的口号下实施私有化。以日韩为例，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是其过去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或首要原因，后来，日韩经济出现问题，特别是日本经济问题还比较严重，那不是政府或国家科学主导和调控的结果，而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结果。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从美国等国学成回到日本以后，就宣传新自由主义，把日本经济搞得一蹶不振，拉美也是如此。日本新自由主义代表性的人物中谷岩，在他的著作《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中宣布放弃新自由主义信仰。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指导思想和价值体系多元化，崇尚个人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首先在指导思想上，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大革命时期、凯恩斯主义时期等思想的大杂烩。其次在政治层面上，主张资产阶级多党制。再次在经济制度上，主张私有制占主体。 民主社会主义，其指导思想和价值体系是多元化的，是混乱的，总体上也属于资产阶级价值体系，崇尚个人主义。 当前，受民主社会主义影响最深的国家就是瑞典。瑞典社民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经历了理论和政策发展三部曲，第一阶段叫福利社会主义，实行高福利。第二阶段叫职能社会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发挥其基本职能，比如强调计划，抑制市场的不良影响、负面效应等等。第三阶段叫基金社会主义。当你要动资本家所有制这个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多收一点税的时候，阶级矛盾就会激化，便难以实现。 民主社会主义者提出发展混合经济私有制。混合经济是有不同主体的，它是两个混合，第一个是私有制和公有制的混合，第二是计划和市场的混合。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是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所以叫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我国也是混合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所以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者不一样。 新左派思潮理论上不成熟，容易走极端 新左派或者叫新左翼思潮，学术界经常有文章讨论新左派与自由派之间的区别。新左派理论上不成熟，容易走极端。相比之下，自由派是非常老道的。如果外行去看的话，很多人会赞成自由派的观点，不会赞成新左派的观点。 新左派总的来说，是新马派的学术同盟军，具有一定的思想进步性和不成熟性。代表人物之一是清华大学的崔之元教授，著有《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的未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宣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宣言，又名自由社会主义宣言。当然，现在他的观点有重要变化，也赞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复古主义思潮主张用儒释道等传统思想治国 复古主义就是主张用儒释道等传统思想治国。其代表人物提出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整个西学都不能作为中国的总体思想，中国的指导思想应该从国学里面产生，从以儒学为代表的思想中产生。随着国学热，主张用儒、释、道来替代马克思主义、替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潮开始有所增长。 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潮与折中马克思主义思潮 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潮，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坚决批判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这一思潮总体不赞成适当吸收西方学术的某些合理成分，对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持反对意见。 折中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西方经济学，没有看出西方经济学的问题所在，但其往往以创新马克思主义面目出现，所以带有一定迷惑性。 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折中主义思潮这两种思潮，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他们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算折中马克思主义。 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提倡实质性地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队伍里面，实际上有三种思潮，其中之一是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创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倡实质性地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创新马克思主义要在“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这三大知识体系的基础上，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进行“综合创新”。 以经济学为例。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综合创新”，为的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需要确立自主创新的志气。应当结合实践，从简单引进和模仿外国经济学的自在方式，实现向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这意味着，要实现两个超越：既在具体化的意义上超越马列经典经济学，又在科学范式的意义上超越当代西方经济学；要体现两种实践：既体现东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又体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显现两种创新：既要有经济学的某些常规发展，又要有其范式的革命。它将是一种科学反映经济现代性的“后现代经济学”，同时也将是一种“后马克思经济学新综合”，也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世界眼光，坚持“马学”这个根本，在当代国外经济学继续分化和局部综合的基础上，去实现全面系统的科学大综合。其中包括分析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西方激进经济理论、凯恩斯左翼经济理论、克鲁格曼国际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以及“中心—外围”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理论；积极汲取当代哲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系统学、场态学、生物学、数学等多学科的可用方法。 在这个综合创新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应当同各国学界和政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建立密切的良性互动关系。同时，要遵循学术发展规律，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的“双百方针”，并且允许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内部发展不同学派，在活跃的学术争鸣中深化理论研究，探索并构建政界马克思主义与学界马克思主义的良性互动机制。这必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改革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份制、公平与效率、知识产权和文化经济发展的许多理论和政策，都是现在仍然坚定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率先倡导的。 当前我国这七大社会思潮互相激荡、互相批评。我们要真正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必须要在对各种思潮的比较中间，鉴别出真伪。 延伸阅读 如何看待创新马克思主义 思想体系是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缺少的东西，是任何学科建设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哲学也不例外。在人类科学史上，一门新科学的诞生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明确的对象、真实的内容和合理的思想体系。这三个条件是互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使空想社会主义成为科学，也结束了哲学的前科学历史，使哲学成为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创新要与时代及其精神的变化发展相一致。如果说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就绝不仅是对一些哲学范畴的取舍和范畴顺序的安排。新颖的科学内容要到各方面去探寻：从对时代的研究中、从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外国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去探寻。世界上不存在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绝对完美的封闭的哲学体系，我们只能不断地探索更加真实、更加完整、更加严密的科学的哲学体系。 ——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 黄枬森 综合创新文化观可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来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派对待古今中外文明成果的基本态度，既不走“全盘西化”和“回归传统”两条极端路线，也不取“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折中态度，而是从中国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国情出发，从中国必须适应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大势出发，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有选择地批判继承和吸收，在综合古今中外文化之长的基础上创造中国的新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 方克立 新左派：关注“弱势群体” “新左派”承袭世界主流思潮的考问现代性的批判性话语风格，将反思传统社会主义与批评资本主义、西化潮流熔于一炉。一登场便是以两种面目出现的，一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二是矛盾直指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形成的亲资本主义的西化语态，反思、批判所谓“现代化”、“现代性”问题。 关注“弱势群体”是“新左派”给中国社会留下的最突出的印象。“新左派”为中国“弱势群体”的代言，主要集中于对市场化进程中的产权改革私有化倾向的批评，认为改革、改制中国有、集体资产流失是造成中国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公的主要原因。 从总体上看，“新左派”思潮具有鲜明现实批判性。批判市场化、批判现代性和批判经济决定论，诉诸民主、诉诸群众，主张社会均衡发展等，体现了“新左派”的基本思想倾向和理论主张。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房宁 耸人听闻的“道德崩溃论” 孙春晨 观点与主张：道德相对主义认为，所有的道德都是相对的，价值是主观的，每个人的价值观都同样正当。因此，人们可以各自信奉和主张不同的道德价值，遵循不同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标准，没有客观的、普遍的、统一的价值准则。将道德看作是“私事”，组织和个人无权干涉个人的价值选择。 新动向新变化：2011年频发的道德问题使部分人得出了“道德滑坡”甚至是“道德崩溃”的论断，在标准和参照系不同的情况下，这一结论未免有些危言耸听，这些现象的背后，与道德相对主义思潮流行密切相关。 关注理由：“小悦悦”事件使得社会道德问题成为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热点，怎样引导公民提升道德品性、塑造良好社会道德风尚成为2011年关注的焦点。 “道德崩溃论”，不过是危言耸听罢了。对于有着悠久的道德文化基因的中华民族而言，道德的发展或许会遇到曲折，但不可能崩溃。 道德相对主义是20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普遍流行的文化思潮。道德相对主义主张所有的道德都是相对的、价值是主观化和个体化的、道德是个人的私事、每个人自主的价值选择都具有正当性等。在道德相对主义看来，人们可以各自信奉不同的道德理想、选择不同的道德价值、遵循不同的道德规范，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只具有主观性和相对性，不存在客观的、普遍的和统一的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在道德价值的不同层次之间，没有高低、优劣或好坏之分；当人们面对道德选择时，究竟遵循何种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往往取决于人们对所处境遇的直观判断，个人特殊的、主观的喜好甚至个人的情感起着重要的作用。 道德相对主义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理论缺陷，就是在坚持道德的相对性和多样性的同时，否定了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如果完全依照道德相对主义的观点，人们的道德生活将失去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标准与道德评价尺度，道德势必成为由个人的意愿和偏爱而随意取舍的“私事”，人们在进行道德讨论时，参与各方亦会因固执自己的道德主张而无法沟通和协商，从而导致社会道德走向无序状态。 道德相对主义极端化会走向道德虚无主义 美国著名伦理学家麦金太尔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处于“道德相对主义的时代”，道德相对主义使得德性伦理解体、道德权威失却，而社会生活则陷入道德混乱之中。道德相对主义思潮在中国被一些人所接受和追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使得利益关系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在价值观上也趋向多元化，而道德相对主义的观点迎合了他们获得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因此，不同的人依据自己对于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的理解，似乎无论怎么做，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都是个人的选择权利。道德相对主义思潮与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价值观在理论本质上是一致的，这就为某些人打着维护行为自由的旗号，以非道德的手段获得个人利益提供了自我辩解的理由。 道德相对主义走向极端，其后果必然是道德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根本否定道德对于社会秩序和个体生活的价值，否认事物有对错、善恶之分，认为有没有道德无所谓，即使有人讲道德也不过是追求自我利益的一种借口。道德虚无主义主张，个人应不受任何道德规则的约束，只有消解社会规范，个人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一个与道德无关的世界中。道德虚无主义思潮对社会道德生活的影响，不仅是拒斥社会系统中的一切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而且将其理论观念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从而达到在社会生活中“去道德化”的目的。 道德相对主义思潮对当今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影响巨大 我国社会中出现的严重的道德乱象，与道德相对主义思潮的流行有着密切的关联。当一些政府部门无视客观的道德规则而任意制定相关政策、实施违背老百姓道德权利的行政行为时，当政府官员不遵守职业道德、做出损害老百姓正当利益的行为时，当一个人放弃道德追求、以反道德为荣时，都可以拿道德相对主义来为自身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和“有效的”开脱。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折射了一些人在面临道德选择时的相对主义态度，在利他价值与自保价值二者中，那“18位路人”选择了自认为合理的自保价值，放弃了在他人危难之际实施救助的道德义务。一旦道德相对主义价值观被更多的社会成员所信奉，那么，充满温馨的道德就会被弃之一旁，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将会处处感到道德的冷漠，而在一个充斥着道德冷漠的社会里，和谐互助的人际关系就不可能形成。 与普通人的道德相对主义行为相比，政府官员的价值观倒错对社会道德风尚的影响更为深重。政府官员做公众的道德表率，不只是个人修炼道德品性的需要，还是政府官员能否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道德试金石。政府官员不同于普通的百姓，他们的手中握有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如果他们的道德品性低下，做有悖于公共利益的腐败之事，其权力行为所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将严重地损害政府的道德形象，导致老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荣辱观念的缺乏或混乱、是非和善恶观念颠倒等道德问题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部分政府官员公权私用、丧失道德底线的行为给老百姓带来的反面示范，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因素。一些政府官员讲起道德来头头是道，但言行不一，他们讲道德只是为了装点脸面，骨子里并不相信道德的价值，也不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规范自身的行为。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不讲廉耻、不要节操。这些政府官员，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做戏的虚无党”。 “道德崩溃论”只是危言耸听 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对道德问题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息过。早在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给我国社会的道德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当时就引发了关于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滑坡”还是“爬坡”的论争。在2011年的道德大讨论中，“道德滑坡论”和“道德崩溃论”成为人们关注和热议的焦点。“道德滑坡论”者认为，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着道德失范现象。在经济生活领域，企业经营者不讲信用、唯利是图，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在政治生活领域，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缺乏诚信、官德败坏；在个人生活领域，人们不愿意帮助他人，损人利己甚或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时有发生。更有甚者，有人认为，“道德滑坡论”尚不足以描述当下中国道德的败坏现状，中国道德大厦的倾倒已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而改革开放的30年就是中国道德崩溃的30年，于是，提出“道德崩溃论”。事实果真如此吗？ 不可否认，当今的中国社会的确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失范问题。但是，简单地用“道德滑坡论”或“道德崩溃论”来评价中国目前的道德状况既不科学也不客观。“道德滑坡论”的判断以什么为参照系？是从哪个“坡”滑下的？比较的标准又是什么？如果以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道德状况为参照和比较的标准，那么，面对21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道德层面上是否还具有可比性？从现实情况看，中国社会的道德发展也不是线性的全面下滑。由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变革使得人们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和行为自由，个人权利获得了更多的保障，自立自主、公平竞争等现代道德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人们遵守公共秩序的意识、追求公平正义的意识等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客观地看待这些道德上的进步，就可以得出“道德滑坡论”起码是一个不严谨的、不准确的论调。至于“道德崩溃论”，不过是危言耸听罢了。对于有着悠久的道德文化基因的中华民族而言，道德的发展或许会遇到曲折，但不可能崩溃。当然，“道德滑坡论”或“道德崩溃论”能给世人以警醒，在充分认识我国社会道德面临的严峻形势的基础上，每个人都应从身边的点滴道德小事做起，为改善社会的道德风貌作出贡献。 欧债危机：社会民主主义新尴尬 林德山 观点与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也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坚持自由、平等、团结、互助的基本价值观念，更为强调社会的公平；主张国家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必要干预；主张基于普遍权利的社会福利制度；强调社会团结和合作等。 新动向新变化：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有意识地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并试图通过一些公共政策抑制民众基本福利的下滑趋势。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出现和蔓延，使得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因此陷入一种尴尬的困境。 关注理由：欧债危机诱发的罢工潮促使人们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某些主张进行反思。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社会民主主义正面对着一系列的现实难题，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系列问题上更突出显示其尴尬立场。 历史上，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的政治变革及相应时代思潮的变迁。上个世纪，凯恩斯主义经济管理方式以及新自由主义方式分别在两次世界范围的经济大萧条后出现。因此，当新自由主义方式因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而受到普遍怀疑和指责时，许多人希望社会民主主义能够有新的表现，一些国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也尝试了一些政策改变。但迄今为止，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表现令人失望。从2008年9月到2011年11月西班牙的大选，在欧盟成员国总共进行的24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在19次选举中失利。 这一现实是转型中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在理论观念与实际政策方面存在矛盾的结果。对经济的更大控制本应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特色。但这一政治特点已变模糊。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民主党曾经在一系列政策中更多地运用了市场机制，同时在社会福利的改革中强化了工作机制和削减福利的政策。它们也因此被一些更为传统的力量指责为对新自由主义的妥协。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一改革方向受到人们的怀疑。社会民主主义力量也在重新反思自己的政治目标和政策。不过，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社会民主主义正面对着一系列的现实难题。2011年，欧洲社会民主党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盟政治合作以及一系列的社会抗议活动问题上的尴尬立场，突出显示了这一点。 欧债危机：削减公共开支进退两难 在应对危机，尤其是主权债务危机的问题上，社会民主党既没有显示自己领导克服危机的能力，也没有建设性的政策贡献，反而因为主权债务危机而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为回应人们要求加强对市场的规制，一些社会民主党政府提出要用新凯恩斯主义的积极政策回应危机，包括加强社会福利的安全网络。为此，一些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有意识地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并试图通过一些公共政策抑制民众基本福利的下滑趋势。此类政策一度使一些执政的社会民主党赢得了社会广泛的支持。可这一政策方向因为主权债务危机而改变。随着主权债务危机的出现和蔓延，对于这些国家政府来说，现实的选择似乎都只有削减公共开支和增加收入(税收)，尤其是当这些国家寻求欧盟以及其他国际机构援救时，这些政策往往成为后者的必要条件。但这样一种政策使得一些执政的社会民主党陷入进退两难之境。总之，危机以来欧洲社会民主党在大多数选举政治中的失败表明，社会民主党在处理危机问题上既没有显示自己领导克服危机的能力，也未能在政策上有建设性的贡献。 债务救助：政策选择难以代表大众 在目前欧洲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即对主权债务国家的救助问题上，社会民主党既没有掌握话语权，也未必真正能够代表大众。 目前，解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前景更取决于欧盟乃至国际社会对援救的态度和政策选择。由此可以说，政策的主动权掌握在一些欧洲大国手中。这些国家目前都是由保守右翼政党执政。但对于各国的主流政党来说，无论是执政的右翼政党还是非执政的各国社会民主党，政策的选择主要是基于各国在欧盟中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说基于国家利益而非党派倾向。如德国和法国作为欧盟的发动机在寻求进一步加强欧盟的政治合作，而英国则进一步拉开了与欧盟传统保持的距离。也就是说，在援救主权债务危机国家并避免欧元崩溃和欧盟解体的大方向上，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与执政的保守右翼政府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区别，两者间的分歧主要体现在政策的选择和程度上，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批评各自政府拒绝欧洲债券的立场，而英国工党则指责保守党政府在欧洲援救问题上袖手旁观。总的来说，在该问题上，各国社会民主党表现得更为激进，更为强调欧盟更高层次的合作与控制。 在欧洲援救问题上，由于在大方向上的一致，保守右翼政党由于其执政地位而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其相对审慎的态度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另一方面，目前围绕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解决方式以及欧盟未来的方向，主流政党与大众之间的认识分歧在加大。主流政党试图通过进一步加强欧洲的控制体系来挽救欧元以及欧盟体系，可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深陷危机的国家及其他一些“同病相怜”小国的民众却对欧盟既有的控制体系越来越不满。各国国内左右翼的民粹主义倾向都有加强的趋势。在此背景下，社会民主党相对更为激进的立场很难从民众那里获得政治回报。 社会运动：工人与中间阶层难平衡 面对危机过程中大众的不满以及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作为传统的社会中下层代表的社会民主党处境尴尬。 随着危机的蔓延和加深，社会大众对既有政策的不满情绪也在发展。人们指责现有政策只是在挽救金融家，却让民众作出更大的牺牲。一系列的社会抗议活动以及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往往意味着社会民主党需在两种支持结构的偏向之间作出选择。在过去几十年，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明显表示了社会民主党在支持结构上的一种转变：从传统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结构向一种多元结构的转变。其中，新的中间阶级的地位日益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第三条道路”所表示的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实际上是以迎合这一新中间阶级为主要特征的。但这种趋向导致了传统产业工人的分离倾向。 金融危机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调整意在稳定过去一个时期正在收缩的社会下层队伍，尤其是产业工人。但这样一种政策潜在的风险是有可能导致一部分中间阶层的流出，社会民主党需要在政策上做到一种平衡。可紧缩政策已逐渐成为主流政党应对危机的一种“共识”，该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削减各种社会福利，其直接的结果是社会中下层的利益受损，也引起了一系列工会抗议活动。这些罢工令工党尴尬，因为它一方面不得不从道义上对其表示支持，并表示紧缩不能片面地以要求工人承担所有责任的方式进行；另一方面，工党又担心明确支持这类抗议活动会吓跑一部分中间阶级，因为后者担心工党会退回到传统的道路上。因此，工党常常以一种暧昧的态度对待这类活动，而这又引起党内一部分人的不满。 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在未来政治中的空间取决于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在这两种支持结构之间形成一种稳定的联盟。而欧洲社会民主党接连在一系列选举中的失利表明，目前它们并没有很好地平衡这种关系。 时代需要怎样的“文化保守主义”情怀 邹广文 观点与主张：文化保守主义主张在重建儒家价值系统的基础上吸纳、融合和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思想文化和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维护和弘扬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 新动向新变化：文化保守主义在急剧转型的中国兴起，有利于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平衡因市场化和以自我为中心价值观所带来负面效应，正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 关注理由：2011年，“虎妈、狼爸”、百万中华小孝子工程……引起了社会及媒体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关注和热议。 中国人一直纠结于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二元关系之中无法抽身。在当代中国生活语境中，“保守”常常是迂腐、无知、愚昧、拒绝新事物的同义词。尤其是在社会变革、转型与开放的大背景下，文化保守主义遭受种种误解也就在所难免了。 什么是文化保守主义 然而从文化哲学视角看，文化保守主义是一个“关系性”概念，它所指涉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两种以上文化形态之间在相互作用与交流中，其中的某种文化形态所流露出的对自身文化防卫的观念或意识。一般说来，不同文化形态间的这种交流往往不是平等的，强势文化会对弱势文化形成某种同化或兼并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弱势文化会本能地捍卫自身文化，由此产生的文化防卫观念或意识就是文化保守主义。 很显然，文化保守主义心态一般产生在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民族或国家中。考察历史我们看到，中国人一直纠结于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二元关系之中无法抽身——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不啻是前一核心问题的变奏形式。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就是要守护在全球文化交往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文化。 从文化哲学视角看，文化有民族性与时代性两个基本特征，二者分别从空间与时间维度表征着文化。在时间维度上，文化常常表现为时代性的变迁；但在空间维度上，文化却又表现出民族性的差异。从时代性角度来看，不同文化所达到的不同历史进程折射了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由此显示出文化的时代性并使其合法化；但是从民族性角度来看，文化价值是多元的，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历史存在的合理性，都为世界文化贡献着其他文化形态所无法替代的独特文化价值。笔者以为，文化保守主义之所以值得重视，就因为这种保守主义精神不忘记民族发展的精神根基，不忘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意义，它是一种主张在历史绵延的连续性的基础之上、带着温情与敬意的眼光审视自己民族的历史与传统的文化态度。 文化保守主义的两种价值诉求 文化保守主义情结也许会一直伴随着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历史实践的全过程，这一点我们从中国的近代历史演进已经得到印证。人的文化实践具有二重性，文化传统在保护人的同时也可能构成对人的束缚。对于文化保守主义而言同样如此——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 我们如果把文化保守主义放在中国30多年来社会生活变化的总体环境背景中加以定位，则会看到文化保守主义在现实实践展开中，呈现出了两种不尽相同的价值诉求。 一种是向前看的价值诉求。强调文化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是维系人与人之间价值认同的纽带，是类的标识。因此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看到了文化的丧失会使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向心力凝聚力丧失。所以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传统)为出发点，重视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重塑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破解中国文化发展问题。他们力求对原有传统文化的精髓加以保留，努力展示其优越之处，并希望进一步获得他者文化的认同。 另一种是向后看的价值诉求。这是一种面对全球化浪潮所表现出的偏执反应——站在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立场，力图尽可能地维护中华文化传统的纯洁性，加强其在急剧变革着的现实生活中的核心影响力，甚至以一种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去面对他者文化，复古、守旧、僵化，拒绝融入全球化浪潮，拒绝现代文明。 现实中的文化保守主义 展望未来的社会发展，由于中国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的价值重心向经济倾斜，物欲的扩张造成了文化价值的混乱、错位和心态的失衡，这使得文化保守主义在现实文化操作层面出现了诸多价值迷失乃至失范现象。 文化保守主义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影响人们的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盘点2011年文化领域所发生的热点事件，“虎妈”、“狼爸”、中华小孝子工程、本土电影的保护措施出台……上述看似不同的文化事件，都引起了社会及媒体的关注和热议，否定的声音超过了肯定的声音，也折射了我们的文化实践与初衷的背离。应该说几乎没有人置疑倡导者的初衷，但是人们关注更多的是这种“文化守护”的客观社会效果如何？ 拿“孝子工程”来说，试想一下在一种愈演愈烈缺乏关爱的应试教育环境下，在一种强调等级的思维定势下，家庭被父母代表了，话语权被专家代表了，这就直接无视了孩子的意愿，就像某些官员直接无视人民的权利一样。哪里还能听到孩子的意见和心声？在一个讲效率的时代，树人不需要百年，而只需五年了。这凸显了我们育人理念的浮躁与急功近利！耐人寻味的是在孝子工程即将启动之时，在深圳出现了公务员打骂父母反面典型。须知教育的根本在于人性与人格的养成，尊重生命、尊重自己、尊重别人，应该多一些行胜于言的道德激励。我们如果从根本上把孩子引向人类应该有的本性上去，也就自然而然有了孝心。 “狼爸”也好，“虎妈”也好，他们对中国传统管教方式的理解都是片面的，“棍棒式教育”不等同于传统教育。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强调因材施教、循循善诱。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和投入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折射出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我们应该遵循教育规律、探索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方式。 珍视传统，同步建构时代精神 文化保守主义的当代实践要立足时代精神，切实做到返本开新、持经达变。传统不是某种现成在手的东西，不是我们可以简单地“继承”或“保守”的对象，而是我们对当下生活本身的深切感悟和体验。改革开放的30年已经充分证明，只有物质的进步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时代精神的同步建构，否则社会的进步就无法持续。我们要从历史的连续性与文明发展的方向性的意义上体念与珍视中国传统文化，不但要继承、坚守，更要发展、创造。勇于进行思想的创新，才可能培育出深刻的文化精神与真正意义的人类文明——这也许是我们时代所应倡导的文化保守主义情怀。 思潮辨析 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这一概念，在欧美很早就已流行。有别于“新自由主义”或“新右派”，新保守主义更偏向于作为一个政治领域的概念，其特征尤其集中地表现于国际政治领域，而不只是局限于国内的政治立场或经济政策。基本上可以认为，新保守主义是始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对当时欧美激进左派的“大拒绝”和“革命”主张的反动过程中破茧而出。 提到保守主义，人们会立刻联想起守成守旧、安于现状等特点，而新保守主义则大异其趣，它不反对堕胎，也不主张学校里做弥撒，尤其是一点也不想维护现存秩序，而公开主张打破它。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旗帜周刊》社长比尔•克里斯托说，所谓新保守主义，就是“一种特别的鹰派”，主张“把(美国的)力量与其文明使命联系起来”。 (本刊综合《联合早报》等媒体报道) 2011：变革中的新国家干预主义 彭刚 苗永旺 观点与主张：“新国家干预主义”干预更为彻底，彻底地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纯粹的自由市场主义诀别，反对自由放任，主张扩大政府机能，限制私人经济，由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并直接从事大量经济活动的那样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 新动向新变化：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1年底发表演讲，严厉抨击共和党的自由市场理念，重提老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强调国家干预的重要性。 关注理由：美国金融危机以及正在持续发酵的欧债危机使西方经济思潮开始出现新变化、新趋势。新国家干预主义正式回到世界经济思想的前台，值得我们研究。 与凯恩斯主义相比，这次国家干预更为彻底，彻底的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纯粹的自由市场主义诀别。 新国家干预主义将再度成为主流 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必然引致新的经济思潮的出现或已有的经济思潮的轮替。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将古典主义经济思潮取而代之；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涨使凯恩斯主义饱受诟病，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开始成为主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进入了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周期，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学者开始为这段时间内的“歌舞升平”高唱赞歌，认为西方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指导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并称之为“大缓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暴风雨来的前夜。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相关经济学者，都开始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的种种经济调控模式过度放任，为此次金融经济危机埋下了过多的隐患。痛定思痛，新国家干预主义被迅速搬上舞台，承担起拯救西方国家经济的使命。我们之所以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的国家干预主义称为“新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是区别于凯恩斯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相比，这次国家干预更为彻底，彻底地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纯粹的自由市场主义诀别。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后，采取国家干预主义，大规模的对银行进行救助，但终究放任了10797家银行的破产和淘汰。而2008年则截然不同，国家干预的宽度和深度都是在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除雷曼兄弟破产外，美国政府对金融业进行了全面救助，没有再让任何一家金融机构步雷曼的后尘。 从总体数量上看，在危机高峰期，美国政府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对全美88%的银行进行了注资，注入资金达到2450亿美元。更为体现美国政府干预意图的是对最先爆发危机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公司接手，收归国有。实际上，即使对本轮金融危机中仅有的一家倒闭机构雷曼而言，美国政府的初衷也并非放任不管，从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对金融危机的回忆录《峭壁边缘》一书和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美国国会听证会的陈述中可知，当时美国政府并不是想放弃雷曼，一是当时没有找到救助雷曼的合适交易对手，二是如果政府直接购买雷曼的话，经过推算，将来经济好转后变卖雷曼资产时，不足以收回成本，最后只能不得已而为之。 可以预测，新国家干预主义将成为西方经济思潮的主流，从此次危机救助向国家经济调控的其他方面渗透。 贸易保护主义再度兴起 金融危机向来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温床，以危机为借口，实施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是西方国家惯用的手段，本次金融危机自然也不例外。 首先是西方国家以全球经济失衡为借口压迫贸易顺差国的汇率升值。西方国家不从自身寻找原因，而将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归咎于全球经济失衡，归咎于中国等亚洲国家和石油产出国的贸易顺差行为。为此，以调整全球经济失衡为借口，压迫贸易顺差国的汇率大幅度升值，减少贸易顺差行为。以人民币汇率为例，从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以来，已经累计升值了20%以上，但美国仍认为人民币升值幅度还没有达到其所认为的合理区间，持续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殊不知，在其国内经济的根本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靠压迫其他国家汇率升值的方式永远无法解决问题，只会招致更多国家的反感。 其次，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另一表现形式是反倾销行为的日益加大。西方国家以金融危机为借口，加大对本国的贸易保护行为, 对新兴市场经济体频频挥舞反倾销的大棒，致使世界贸易争端不断增多，贸易规则不断破坏，正常的贸易渠道正受到日益严重的阻碍。 经济全球化受到抑制 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必然使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受到抑制。一是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越快，危机的传递速度越快，传染范围越广，传播渠道越多，本次危机是西方国家发起并传染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下次很可能是次序相反。为此，对危机的防范意识会大为增强，经济全球化会因此受到影响。 二是欧债危机使西方国家意识到经济全球化的过快发展会埋下多重隐患。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高端表现形式，欧元的诞生令西方国家一度作为典范向世界宣传，然而，在相关协调机制落后的情况下，欧元区的危机终未幸免，西方国家甚至全球都会因此对快速发展的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行重新审视。 三是危机后，欧美国家的经济结构将进行调整，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已对其本国的经济带来掣肘，奥巴马总统已经提出美国重振制造业的计划，欧洲为消除欧债危机的后遗症也必然更加重视制造业，增加纳税源，提升本国竞争力。欧美重振实体产业有可能引发其分布在全球各国的企业回迁，这会间接影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本次危机也使马克思主义得到重新认识。西方经济学对金融危机的束手无策，使西方社会开始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探寻本次金融危机的原因，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对其能进行更好的诠释。 观点延伸 自由主义是危机之源 美国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危机和本世纪初出现的房地产泡沫，本应被看作是更大危机的可怕前兆，但当时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小布什政府反对监管的政策，都认为市场总是正确的，监管则是坏事，因此，政府不但没有扩大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网，反而为“金融创新”和“自由市场奇迹”大唱赞歌。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保罗•罗宾•克鲁格曼 当前的客观经济现实已经对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争进行了检验并作出了裁决。在危机爆发前，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不同程度地预言或预感到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即经济危机。危机爆发的现实证明了这些预言或预感具有一定的正确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否认危机可能性的断言，已经永远成为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笑柄。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吴易风 过度干预是危机之源 凯恩斯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总体上把2008年、2009年的冲击往后延了很多，但实际上现在，尤其是今天回过头看，那些强心针只是把问题推延了，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实际上从更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这些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效果，不仅仅是把这些问题延迟了，实际上把这些问题放大了很多。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 陈志武 凯恩斯认为企业和个人具有“动物精神”，他们的乐观和悲观情绪交替轮换，造成经济从景气到萧条的循环。政府可以并且应该审时度势，带有前瞻性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向操作，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就是“相机抉择”。弗里德曼针锋相对，他强调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和政策操作的困难，并引用数据指出，实践中的货币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经济的波动，虽没有明确地将“动物精神”作为政府的属性，但对政府的“完美理性”显然充满了怀疑。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许小年 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 秦 宣 观点与主张：民族主义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对本民族的热爱和对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追求与理想。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抵制崇洋媚外心理；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国家统一；实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设和谐世界。 新动向新变化：民族主义的定义一直无定论，当前中国有学者高度肯定民族主义，认为中华民族要复兴，就必须倡导民族主义；有的学者却把民族主义称之为“逆流”，主张加以防范；还有的学者承认适度的民族主义，但强调“中国须防民族主义失控”。如何认识该思潮，需要我们深思。 关注理由：方正县“开拓团国耻碑”被砸等事件显示了民族主义思潮在民间的强大力量。 我们绝不能把民族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而应提倡理性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文化现象之一。伴随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在形形色色理论与思潮中，民族主义以其内在的强大力量，逐步成为多数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根据，成为目前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前沿。西方有的学者把中国的爱国主义、中国倡导的民族复兴，甚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作是民族主义。在国内，民族主义的影响日益显现，不同人站的立场不同，对此褒贬不一。 其实，在当前讨论中国的民族主义十分困难，主要原因有：一是“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充满诸多不确定性，不同学者对此解读不一，认知差异颇大；二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始于近代， 100多年来不同时期所起作用不同；三是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本身就十分复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教育、意识形态等领域均有不同的表现；四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远未成型，更未成为主流，其自身也表现出许多不确定性。 何谓“民族主义” 这是至今并无定论的一个概念。据国外学者初步统计，当今世界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至少有200种以上，而且历史上民族主义的表现也颇为复杂。我们比较认同如下观点，即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上的思想观念，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对本民族的热爱和对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追求与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主义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力量，它能够激发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能够号召、动员、凝聚本民族的力量向着伟大的理想迈进。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民族”是指具有国家背景的政治民族(相当于国家)，而非以种族、语言、宗教信仰等为背景的文化民族(如汉族、满族)。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指为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谋利益，希望自己的国家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一种情感、一种价值观，以及由这种情感和价值观推演下来的一套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发展思想。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何以引人关注 中国的民族主义发轫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历史进程中，是应对外敌入侵的一种反应。19世纪中期以来，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就一直是民族主义追求的理想。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曾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旗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民族主义一直体现在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奋斗进程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兴盛，具体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在全国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产生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二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弘扬，不断增强了全民族的民族认同；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使中国人自信心、自尊心不断增强；四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诸多非议以及少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挑衅，给中华民族以强烈的刺激；五是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忧患意识、自强意识和赶超意识，因而也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六是互联网络的快速发展，放大了某些极端民族主义言行，进而扩大了民族主义的影响。可以说，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人们对此关注度的提升，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有何表现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具体有如下几种存在形式： 其一，理性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与社会主义相统一。它主张对内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国家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设和谐世界。这种民族主义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 其二，具有片面倾向的民族主义思潮，主要表现为民族保守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前者的本质在于民族自大，沉醉于中华民族昔日的辉煌，夸大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完全排斥和拒绝外来文化。后者主张淡化本民族特性，完全抹杀中华民族的优点，企图全盘西化。 其三，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对内主张解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创建新的民族国家，其本质是分裂国家主权，破坏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对外主张军事扩张，其本质是大国沙文主义。应该承认，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主流及其导向是健康的，作用是积极的。但是，我们也要正视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呈现出的各种非理性倾向，尤其不应忽视极端民族主义及其危害。 如何认识中国的民族主义 我们觉得，对于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是不能对民族主义持否定的态度。民族主义是一种世界思潮，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短期内也不会消亡。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凝聚各民族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理性的民族主义。因此，我们绝不能把民族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而应提倡理性的民族主义。 二是不能把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我们特别不能认同西方某些学者把中国的民族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替代品，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中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激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指明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而且，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总体上是一致的。 三是要扼制具有片面倾向的民族主义思潮，既不能盲目自大而孤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不能妄自菲薄而自绝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是要防止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如果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进一步泛滥，那只能破坏政治秩序，冲击社会稳定，败坏国家形象，危害国家前途和命运。 五是不能把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反对国外敌对势力的极端情绪等同起来。中国主张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但中国也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当国外敌对势力威胁到中国国家主权和中华民族利益时，中国势必进行反击。在这种反击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极端言行，但不能将少数人的极端言行也归结于民族主义，更不能像某些西方学者将这种极端行为归结为“义和团的再现”。 民粹主义激荡西方社会之根源 楚树龙 观点与主张：民粹主义认为平民被社会中的精英所压制，而国家需要离开精英的控制而使用在全民的福祉和进步的目的上。其具有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关注理由：持续的经济困难，导致西方国家社会的普遍不满和动荡，也导致政治纷争加剧，民粹主义兴起。 现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政治严重受制于选举，受制于短期民意和舆论，只能站在民众的后面跟随民众，不能走在人民面前领导民众，难以发挥领导国家和社会的应有作用。 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已连续五年陷入低迷；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已达四年之久。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60多年来经济不景气持续最长的时期。持续的经济困难，导致西方国家社会的普遍不满和动荡，也导致政治纷争加剧，甚至一定程度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内部并没有明确的观点说明问题的真正所在和根源，当然也就对应对和解决困难和问题缺乏明确的主张和一致的共识。因此，整个世界仍需对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做深入探讨。 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催生社会矛盾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三十年中，美国经济的显著变化是服务行业的比重越来越大，实体经济逐步萎缩，以金融业为主的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部分和经济发展的动力。 美国是个典型的“后工业”经济和社会。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以上，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比重最高的，而金融业又占了服务业的40%。过去百年来人们经常说的美国经济“三大支柱”产业中，钢铁、汽车早已远离其行列，唯有建筑业还能在多数年景保持“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其他两个——金融和健康保障行业也都不是实体经济产业。 美国经济这一结构性变化根本改变了美国经济的面貌，使美国经济越来越建立在虚拟的基础之上。这也是80年代末《日本可以说不》就提出的“美国人忘记了物质生产”的问题。不错，现代化的经济在比重上不以工农业实体经济为主，但同时，人类历史上和当今世界也没有任何一个强大经济体没有实体经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作为经济的基础。就像高楼大厦可以上百层，但地基必须牢固和坚实。 金融的主导地位有时可以造成表面的繁荣，但从根本上并不带来国民财富的直接增加，因为金融只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中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同时，尽管资本市场有时获利很快，利润很高，但风险也很高，时常给金融和整个经济带来风险，甚至危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如此，而且冷战结束后20年来世界两次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都是金融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 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带来的另一根本问题和危害是社会分配越来越不均，从而使整个社会消费不足，经济增长缺乏长期性动力。社会财富过度向金融资本和上市公司集中，使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难以增加，使多数民众的消费能力难以增长，造成消费决定生产、决定经济增长时代的经济缺少根本的增长动力。美国官方的统计数字和社会各界的共识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30年内，占美国人口60%多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没有增长。经济发展成果和财富向少数富人倾斜的后果是投资、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投资和投机不断增长，而经济发展真正需要的消费却难以为继。但经济的长期发展显然不能靠少数人，必须靠绝大多数人的消费拉动。 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程度不同的金融资本主义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及后果，列宁在近百年前就指出过。今天，美国等西方其他国家把反对、抗议的矛头指向华尔街等金融机构对经济的统治地位及所造成的问题，也说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虚拟经济过大、资本投机这一问题的根源，政府、国会、社会各界也想改变这一经济结构问题，但没有多大进展。 欧洲社会福利资本主义使人们变懒 高福利已在欧洲人中根深蒂固，难以改变，不许减少。欧洲人这么多年提出和确立了一个普遍接受的观念：“福利是权利。”这是西方人民主、权利理论和观念的最新发展和进展。这一理论和观念的内容是：人们现在得到教育、医疗、失业、退休养老等福利是作为一个公民应得且必须得到的权利，得到是应该的。这种理论和观念违背了人类几千年、几万年的基本观念，即人得到别人的帮助，无论是来自家人、朋友，还是国家社会，都应充满感激之情，并应尽可能做些事情来回报。现在福利成为权利，则意味着得到福利不必感激谁，也不必做什么去回报。这样，很多人等着权利，享受权利，甚至不做事、不工作也会得到，也应得到。 “福利权利”思想和观念导致西方发达国家不少人工作精神、工作意识的严重下滑、甚至丧失。实际上，长期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先进，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们的工作精神。任何人、任何社会，成功的原因很多，但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努力、辛勤。 现在，不仅欧洲，北美、日本、甚至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一代，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一种人们变懒的现象，这在高福利社会尤其严重，是欧洲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人们要求的越来越多，但同时不想做什么，只是等着别人和国家给予。很多西方国家的人们认为，欧美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包括议会造成的。但实际上，更深刻、主要的原因是多数人的观念、行为、态度出现了较大的问题。 民粹主义的政治僵局亟待打破 西方发达国家的困难和问题确实有政治和政府方面的原因。即在国家、社会面临严重的困难和问题时，作为带领国家和社会的政府、包括议会，束手无策，拿不出办法，起不到领导的作用，丧失了带领国家和社会的功能。在面对危机时，世界缺乏思想和理论突破，也缺乏像里根、撒切尔那样强有力的领导人。 造成政治、政府(议会)功能下降(除花钱能力外)的真正原因还是来自社会，来自民众，即西方的民主在20世纪和21世纪演变成民粹主义。 民主主义是多数统治、保护少数，民粹主义是一切听民众的，顺着多数民意走，不管对错，甚至不能判断对错，不能挑战民意。然而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完美的，包括“人民”。当年美国联邦党人实行议会两院制、总统间接选举，就是看到民众的弱点，即容易情绪化，通常从直接、短期的角度和利益看问题，缺乏总体和长期眼光，容易被煽动和利用等。 随着普选制度的普及和选举的频繁化，现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政治严重受制于选举，受制于短期民意和舆论，只能站在民众的后面跟随民众，不能走在人民面前领导民众，难以发挥领导国家和社会的应有作用。因为一旦失去选民，失去选举，就失去一切。这就造成在严重的困难和问题面前，政府、议会、政治家、领导人难以有大的作为，提不出重要的思想和政策主张，不能、不敢采取重大必要的政策行动去解决国家和社会面临的根本和长期问题。连轻微减少财政赤字、减少福利、延长退休一两年的政策都不够坚定明确，很多情况下不敢坚持和执行，甚至要由公民投票来决定，更何况采取经济、政治、社会方面重大举措了。日本这方面的情况更为严重。任何国家和社会，不论多么发达先进，如不能适时做必要的调整变革，也总有一天会落后落伍，因为不进则退。 公平正义渐成为国际社会新思潮 阎学通 观点与主张：当今国际社会思潮开始转变，由追求自由平等转向追求公平正义。当正义和发展之间有矛盾时，人们开始选择正义！甚至宁愿以发展为代价，也要实现正义。反全球化运动或许是追求公平正义的极端表现，其核心观点是反对移民、跨国公司、外国投资和自由贸易。 关注理由：财富的两极分化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财富向富人集中如同气体向水面上升一样。依据这个规律，自由平等竞争必然是富人财富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于穷人。于是，公平正义愈发为人们所追求。2011年“阿拉伯之春”等诸多事件使得追求公平正义思潮全面爆发。 当今世界思潮的一个新的趋势是开始强调公平正义，开始以公平正义来挑战自由平等，因为自由平等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带来的就是不公平、不正义。 当今国际社会开始追求公平正义 人民论坛：当今国际社会诸多热点事件纷繁复杂，如利比亚事件、占领华尔街运动、欧债危机等，您认为事件背后有哪些主导思潮值得我们关注？ 阎学通：我认为当今世界思潮的一个新的趋势是开始强调公平正义，这和以前很不同。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思想成为世界上的主导思想。其核心价值理念第一是民主与自由，从经济角度来说是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第二是平等，平等是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大家平等竞争，不管谁强谁弱，不考虑特殊性。但不平等是人类社会的本质，真正的平等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只在法律意义上才存在平等。 不过，当今国际社会思潮开始转变，由追求自由平等转向追求公平正义。公平和平等不是一个概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公平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不平等。比如乘坐公交车，老幼妇孺优先有座，青壮年即使先上车也要让座给他们。此时青壮年和老幼妇孺之间就不平等，这叫差别待遇。但只有这种权力差别的方式才能保证公平。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之后，西方不再强调自由贸易，而是提出公平贸易原则。在减排问题上，发展中国家提出要“公平减排”，就是各国承担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同样是减排，经济实力强的国家、先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要多减，经济实力弱的国家可以少减。 此外，国际社会对正义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财富收入的两极分化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财富向富人集中如同气体向水面上升一样。依据这个规律，自由平等竞争必然是富人财富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于穷人，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于是在现实中，这种不正义的发展方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反对。尽管人们都知道削减福利、增加再投资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欧洲许多人认为以银行业发端的金融危机不应该让老百姓来承担后果，所以他们宁可经济增长慢，也不允许缩减福利。 这样一来，正义与发展之间就出现了矛盾，集中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有增长，无就业”是奥巴马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这样的贫富两极分化是以正义为代价换取发展的结果，而且多数人没有得到好处，财富更加聚集到少数人手中。2011年美国华尔街老板的分红比2010年增加了26%。人们开始反思，经济增长的意义是什么？ 我以为2011年国际思潮比较突出的一个想法是：当正义和发展之间有矛盾时，人们开始选择正义！甚至宁愿以发展为代价，也要实现正义。我国也存在人均GDP 不断增长与人们心理满足感下降的落差，主要原因是人们认为正义缺乏。这个现象在中国古代被归纳为“不患寡而患不均”，意思是指在无生命安全威胁和维持生存的温饱条件具备时，社会内部主要矛盾是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而不是生产落后。社会分配均等是做不到的，不可能每人的财富都一样，但是，社会分配相对公平是做得到的。 衣食无忧后更加追求公平正义 人民论坛：追求公平正义这一思潮是从什么时候兴起的？ 阎学通：一开始只有少数人有这想法。冷战后20年以来，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造成重大影响。“阿拉伯之春”等诸多因素使得今年成为追求公平正义思潮的爆发年。 人们为什么这么激烈地追求公平和正义？因为目前的分配制度缺乏公平考虑，体现的自由平等思想。从全球范围来讲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全球的生产能力已远远大于全球人口的消费能力，2008年的危机不是生产不足而是生产过剩，但人民的物质需求仍然得不到满足——这一现象迫使人们开始思考，开始转变，开始以公平正义来挑战自由平等。因为自由平等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带来的就是不公平和不正义。 人民论坛：这一思潮主要代表哪些阶层的利益诉求？ 阎学通：这一思潮所代表的群体很广泛。不只是底层人群，许多中产阶级也对社会不公平现象不满。像阿拉伯之春，参加的人群中，有很多人家庭条件很不错。占领华尔街运动得到号称99%美国人民的普遍支持，其中就有很多中产阶级。我国当前对贫富差距大表达意见最突出的群体也并不是最穷困的人，而是收入条件尚可，有时间在网上聊天和评论时事的人。 为什么这些衣食无忧的人也会认为社会不公正？我不认为他们有超过常人的高标准道德。有观点认为，我们社会的道德标准在不断下降，过去被认为不道德的事，现在被大家接受，成为人们已经司空见惯的行为。道德若没有底线非常可怕！也有人认为，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道德文化建设跟不上高速行驶的经济列车。我以为道德标准下降与经济发展速度没有关系。现在大家是反对以公平正义为代价来实现经济发展。客观上，以不道德的方法挣钱速度快于讲道德的方法，于是有人就甘愿付出道德成本来获得经济增长。这就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使生活水平提高的人也看不下去了。 注重软实力建设就是追求公平正义的体现 人民论坛：我国已经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软实力的提升，注重道德文化建设。 阎学通：国家开始注重软实力建设，这是一大进步。经济领域的成功只能让国家变得富有，不足以让国家强大。一个国家和民族追求的最高目标不是财富，而是国家尊严。但是我认为目前软实力建设的方向尚有待调整，软实力建设的重点应该是兼顾政治实力与文化实力，因为政治实力比文化实力更具有决定性作用。政治实力是操作性实力，而文化实力是资源性实力。政治实力包括国家发展方向、政治原则、领导人意志、社会制度、国家战略、决策程序等多方面，政治实力是运用经济、文化和军事实力的操作性实力。没有了政治实力，任何资源性的实力都不能发挥作用。 我们最终想达到的愿景是：不仅民富国强，而且被别的国家尊重。这就需要我们用实际行动在国际社会上树立形象，而不是仅仅靠我们自说自话。 人民论坛：中国注重软实力建设在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和作用。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年，我们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有一些声音反对全球化，对此您怎么看？ 阎学通：反全球化运动或许是追求公平正义的极端表现，其核心观点是反对移民、跨国公司、外国投资和自由贸易。全球化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是资源有效配置，让能在全球进行投资和贸易的企业生产成本下降、利润增长。跨国公司在这其中有巨大的优势，而中小企业则处于劣势。跨国公司多的国家，在全球化中占有优势。在一个国家内部，本国居民与跨国公司人员收入差距急剧拉大也是问题。仅仅跨国公司这个领域，就可能造成一些国家间和一国内部的两极分化加剧。 反全球化的核心是反对加剧人类社会国际和国内的两极分化。一些国家的政府也在采取措施反对全球化，通过区域化等措施缩小全球化给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反全球化运动是阻止不了全球化大趋势的，但它提醒人们全球化是加剧两极分化的动因。不采取抑制两极分化的政策，这个世界和各国都会变得更加不公平和不正义。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我们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迎接挑战。 下 篇 2011思想理论观点浩如烟海，如何选出有价值和有代表性的观点？我们遵循如下标准：一是学界和舆论界关于2011年以来的一系列热点大事件的代表性观点；二是反映典型社会现象背后规律性特点的观点；三是反映重大改革创新实践的理论概括和思想认知精粹的观点；四是能启迪人们更好理解当前社会复杂现象，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观点。这100个观点大致沿用去年的分类方法，包括：十大政治类观点、十大经济类观点、十大社会类观点、十大文化类观点、十大争议观点、十大微博观点、十大前瞻观点、十大领导干部观念以及海外看中国十大观点。 2011年政治类十大观点 1.不能迷信改革 苏联的改革最主要的是它的浪漫主义，它在不清楚原有体制是如何造成了令人不满意的状况下，就想去改革这种状况，那是不可能的。改革必须有深刻的理性，改革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改革也要循序渐进，要让改革所带来的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逐渐去消除问题，而不是通过改革直接消除问题。我们不能迷信改革，不能迷信制度的变革就能解决一切，不在于制度要不要变革，不在于改革要不要改，而在于怎么改。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谈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据凤凰网，2011年12月28日 关注理由：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也同样影响了2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思想变迁。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2.政治天平向精英政治方向太过倾斜 任何制度安排都有其相对优势与劣势，就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来看，他们由于民主充裕而陷入困境，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克服“民主的经济矛盾”和“民主的公地悲剧”。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政治天平向精英政治方向太过倾斜，政府太过强势，以至于平民团队由于难以把自己的“话题”转变成政治决策的“议题”而变得火气十足。因此，如何克服全能主义困境和公权主导下的“私田”悲剧，那可能是中国的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燕继荣，“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发言，2011年10月9日 关注理由：民主是一个内生的过程，其路径不是单一的、更不是固定的，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在内的任何一种探索都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都可能通过解决这些问题，对推动世界政治民主的发展作出贡献。 3.政治体制之“体”不能变也变不了 当我们从“体”与“用”的角度分析政治体制诸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政治体制改革中什么可以改也必须改、什么不能改也改不了，其实是很明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中国政治体制“体”的层面的要求；人民民主，同样是中国政治体制“体”的层面的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当然也是中国政治体制“体”的层面的要求。这些要求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属性，不能变也变不了。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人民论坛》，2011年2月下 关注理由：在谈论政治体制改革之时，不少人对政治体制的理解却各不相同乃至很不相同，评价中国政治体制成功与否的标准是什么，亟待达成共识。 4.法治要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吴邦国委员长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讲话，一方面宣告用法治来巩固革命的成果，从而“夯实了立国兴邦、长治久安的法制根基，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确保国家一切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另一方面宣告用法治来遏制革命的冲动，从而宣布从清末法制改革以来以革命为导向的法律移植运动趋于终结，法律真正在本土社会关系中扎根，法治要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法学家强世功，《文化纵横》，2011年6月刊 关注理由：中国特色法律主义体系的形成，为法治中国的宏伟大厦奠基，更是培育法治精神的崭新起点。“当全社会都把法治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法治中国就会形成。” 5.权力转移“隐性世袭”误国误民 “因人设岗”“定制招聘”这种“隐性世袭”与大学扩招和学历贬值等同时出现，让群众看到的是赤裸裸的权力转移。从最近的“定制招聘”事件来看，获得照顾的官员子女的教育背景恐怕都“不足与外人道”也，不然也不至于劳烦父辈们煞费苦心地设计“非请莫入”的幽暗竞技场，搞得一旦曝光就惨不忍睹。这种损害政府正当性和公共治理合法性的“隐性世袭”，误国又误民，当休矣。 ——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郑戈，《新世纪周刊》，2011年第2期 关注理由：2011年，福建屏南、江苏句容、浙江上虞、安徽黄山和湖南怀化等地先后出现为领导干部子女“因人设岗”“定制招聘”的事件，引起媒体关注和网络热议。 6.尽快弥补民权政治之课 不管你是否重视，是否感恩，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消费者和受益者。正是因为辛亥革命，中国人的脑袋和双腿不再为磕头而准备着，而是可以为思考和走路而准备着。通过纪念辛亥先烈的亡灵，缅怀他们为国为民的情操，追思他们浴血奋战的业绩，学习他们不畏内外强权的进取精神与牺牲精神。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广大读者与公民，都不要白费辛亥先驱的心血，尽快弥补民权政治之课，明确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向法治目标迈进。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光明日报》，2011年11月7日 关注理由：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各界掀起了纪念热潮，但是到底纪念什么，学习什么呢？或许我们是应该先好好研究一下辛亥历史。 7.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归根到底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实现和保障人民的普遍幸福。人的全部追求最终都是对于幸福的追求，人的最高利益实际就是人的幸福利益。因此，在基本价值观方面继续解放思想，最根本的就是要确立幸福至上、特别是普遍幸福至上的新观念。追求普遍幸福是最实在的，也是最大的实事求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人类天赋的终极价值目标永远是幸福，所谓“好日子”实际就是幸福生活。金钱、权力、名望等等只是获得幸福的有限手段。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王占阳，《求是》2011年7月1日 关注理由：在当前中国，“幸福”比“GDP增长”更凸显了以人为本的内涵。 8.对官僚主义决不能掉以轻心 当代中国，官僚主义仍是党和国家机关中的痼疾。官僚主义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类是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工作方式，诸如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消极怠惰、热衷开会、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等现象；另一类是不正当地谋求权力，并利用官位谋求特权利益的官僚主义，即出现官僚特权者，诸如跑官要官、行贿受贿、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对于官僚主义，决不能掉以轻心，置之不理。有必要抓紧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其列为当前一项重要的任务，持续进行下去。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许耀桐，《同舟共进》2011年第5期 关注理由：建党90周年之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兴亡历史周期律”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反对官僚主义、消除滋生官僚阶层的温床，是中国共产党永葆本色的极其重要的方面。 9.我们没有足够重视属于自己的那张选票 如今我们经常看到网民抱怨政府这个不是、那个不是，但只是抱怨或批评显然是没有用的，怨天尤人的心态也不可取。其实宪法还是把权利给了我们，是我们自己没有足够重视属于自己的那张选票；对于今天这种状态，我们不能全怪别人，还应该问问自己对改变现状究竟做过什么。可别再说“我一介小民能做什么”，至少你可以在这次选举中认真对待那张选票。别指望选举那天搭别人的便车，自己躲在家里；你的一张票确实不能改变现实，但是如果所有人都那样想、什么都不做，就永远不可能改变现实。 ——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张千帆，南方网，2011年5月14日 关注理由：“珍惜民主权利，投好庄严一票”的标语，2011年显得格外醒目。 10.党内批评的习惯性壁垒太多了 一些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对党内批评的认识陷入了误区。他们错误地认为，党内批评多了，不利于党的稳定和团结、不利于党的形象和大局、不利于党内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甚至会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攻击党的口实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他们就有意无意地限制、控制党内批评。这些批评的禁区，虽然绝大多数都没有具体的党内文件规定，但在现实的党内生活中却早已形成一种习惯性的壁垒。若谁要去触碰这种壁垒，那么一定是“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禁区如此之多，党员开展党内批评的空间自然就很狭窄了，党员开展党内批评的权利难以得到真实有效的保障，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学习时报》，2011年8月8日 关注理由：当前，在正式的党的组织生活中(包括党的各种会议、党的组织活动、党报党刊、党的网络、党内学习培训、党内通信、党员向党组织及党的领导人汇报及反映等党内生活形态)，党内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 2011年经济类十大观点 1.不改革国有经济无法实现共同富裕 对国有经济进行彻底改革的必要性主要缘于以下两方面：第一，不改革国有经济，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难以得到提升。第二，双重体制并存造成了很大的寻租空间，使腐败蔓延的趋势难以扼制。 国有企业的逆势扩张和地位加强，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究竟是祸还是福，并不能由它们获得的短期盈利多少来评判，而要从它对于市场制度完善和经济长远发展的影响来判断。国有企业的效率是否高于民营企业，已经有中外研究机构所作的实证分析，对它作出了有翔实数据支持的否定性结论。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 经济参考报 》，2011年9月26日 关注理由：不完成推进国有经济改革这一任务，就无法在中国建立起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场经济制度和实现中国的持续稳定发展。 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 不能以GDP等同于经济建设进而否定后者的中心地位。高度重视质量、安全，防范事故，决不应因噎废食，忽视发展这个硬道理。可持续的民生改善需要可持续的经济建设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经济增效、社会发展、转变方式、改善民生，都需要并呼唤着改革，而改革最终还是为了促发展、惠民生。党中央在大政方针层面，业已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指导之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升华版”。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9月27日 关注理由：2011年，围绕是否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讨论热烈，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不动摇，有利于消除分歧，凝聚共识，加快科学发展。 3.征地制度改革将成中国下个增长极 城市化是中国未来无可置疑的增长潜力所在，但是真要把潜力挖出来，我们的体制、政策、观念、操作都要发生很大的改革。因为已有的现成的土地征地为中心的制度，如果不改革，城市化潜力是不能顺顺当当释放出来。十三届三十全会大体划了改革的路数出来，将来土地分两块，商业运用是一块制度，那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而且是要让国有土地进市场，集体土地也可以进市场，至于工业用途、国防的用途、救灾的用途，涉及到全国人民利益的用途，还要保留征地制度，但是那个征地要给予合理的补偿。 以确权为基础的征地制度改革，将带动资产的流动、集聚、资本升值，让城乡人民分享，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下一波强有力的增长。我们把这个定义为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极。 ——经济学家周其仁，长沙“晨报会讲堂”演讲，2011年12月29日 关注理由：农民进城可能永远不回农村了，那他原来拥有的土地和房屋权利就得有一套相应的权利体系来保证它的流转。 4.真正的消费不是刺激出来的 我们用扩大内需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开放国内市场，因为扩大内需，经常会倒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为用刺激性的手段就可以把中国经济发展起来，而中国经济真正发展需要开放市场，开放市场靠企业家精神，这个企业家精神是政府给不了的，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给不了的。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张维迎在夏季达沃斯年会论坛上的发言，2011年9月15日 关注理由：扩大内需是当前的重点课题之一，如何解决，需要深入研究。 5.道德力量的作用是法律替代不了的 道德力量调节是市场调节、政府调节以外的第三种调节。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起作用的场合，在法律产生并被执行的场合，道德力量调节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的作用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也是法律所替代不了的。 ——经济学家厉以宁，《北京日报》，2011年7月4日 关注理由：道德滑坡成为2011年热议的焦点。人类的社会交往离不开道德，市场经济同样如此，借用温家宝总理的话，不仅房地产商要流着道德的血液，市场经济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6.自由市场模式面临结构性危机 不管这个模式当初设计的时候是有什么好的想法，没有一种模式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没有一种模式能够永远有效。任何一种模式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原来的好处就会越来越少，坏处越来越多。而在进入困局的时候，如果这个社会的政治、法律结构，使发展模式能很快得到调整，那么问题解决得就快，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和法律结构即使把脑袋撞破以后也不让你改，事情就麻烦了。假若金融危机还要持续下去，那么这种激进的劳工运动就会越来越多。假若西方主要经济体在未来的两年内，复苏得比较快，这些运动就会失去动力。不过，必须注意的是，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有相当大的弹性，这些抗议声势巨大，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在看这些乱象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政府会积极保护这些示威者，促进示威游行健康地发展。 ——学者丁学良，《时代周报》，2011年11月18日 关注理由：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及“占领华尔街运动”蔓延使新自由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7.劳动力优势不可继续维持 据估算，中国制造业工人一小时的薪酬，大约相当于美国同行业工人一小时薪酬的3%；跟中国最接近的是菲律宾，其制造业工人报酬差不多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6%；墨西哥约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12%。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的竞争优势，劳动力成本很低，而且劳动力数量大。但是到今天，这个优势是不是还有必要再维持下去？如果再维持下去，这个优势势必变成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长久劣势，因为劳动力成本长久低廉的结果会抑制许多其他良性发展，包括格杀技术创新的动力。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据《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一书 关注理由：如何让千千万万的勤劳的中国人走向共同富裕，是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难题。 8.高利贷堰塞湖堵不如疏 中国的高利贷是影响金融稳定的可怕“堰塞湖”。堵不如疏。中国的民间金融从来没有因为围追堵截而消失，相反，却能在野蛮生长中无序壮大。善用民间金融，首先要把民间金融纳入监管体系，而后允许民间金融机构发展，放开利率上下限区间，使小型金融机构获得合理的利润。民间金融兴，则中小企业兴；民间金融衰，则中小企业衰。一旦民间金融崩溃，中小企业将遭遇一场浩劫。 ——财经评论人叶檀，《北京晨报》，2011年9月19日 关注理由：温州老板“跑路潮”事件让民间高利贷问题暴露出来，引发社会关注。正视民间高利贷问题，规范民间投资渠道，是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9.中国机会之窗很快就会闭合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当中取得的进步是东亚增长模式一次成功的变异。该模式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遗留的条件下发端，如今已经耗尽其潜力。因此，中国的发展也到了关键的时刻：如果中国不能及时解决其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的增长将不可持续。任何结构性的调整都会伴有阵痛。但是，拖得愈久，痛的愈深。中国今天的经济地位为自己提供了机会之窗。但是窗户很快会闭合，因为特定的改革政策获益者正在发展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可不愿意丧失已经获得的益处。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中国日报》，12月23日 关注理由：加快改革，实现发展方式转型，仍是2011年中国公众的最大期待之一。 10.发展中国家即将迎来工业化黄金时代 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说过：“目前金融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如果这是事实，那接下来最有可能是工业化的新黄金时代。发展中国家即将到来的工业化黄金时代，将有助于发达国家创造就业岗位并促进经济复苏。这一新时代有两方面好处：一方面，它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到2015年，将世界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的计划；另一方面，还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对于所有人而言的黄金时代。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林毅夫，《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12月30日 关注理由：发展中国家能否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引领世界经济走出金融和债务危机，是2011年的热议话题之一。 2011年社会类十大观点 1.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我认为，中国也需要一场社会变革，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是什么？三句话：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这是中国现在要解决的很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建立一个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最主要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南方日报》，2011年4月18日 关注理由：权力的蛮横霸道、腐败成为潜规则被社会默认，强势利益集团为掠夺利益肆无忌惮，这些社会乱象相互关联，互为推动。如果要进行社会变革，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溃败是应该三管齐下。 2.防止制度障碍型的边缘化 在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中，出现了一部分人被“边缘化”的现象。边缘化往往以骤变的形式发生，造成了一些人的生活困难，财富分配的巨大反差也导致很多人产生被边缘化的感觉。和谐的社会必须有良好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对弱势者、对下降流动者提供社会保护，要防止再度边缘化的发生，更要防止制度障碍型的边缘化。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关注理由：“边缘化”近来已经成为学界和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观察发现，很多公共事件负面效应的放大正是因为它成为了弱势的、被边缘化的群体释放集体性怨恨心理的出口。 3.社会没有“共识”很可怕 从长远来说，中国发展需要做什么，没有共识；从短期来讲，经济政策要做什么，没有共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主流社会意识，没有共识。我们就处于现在这样一种可怕的状态。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19日 关注理由：多元的思想，让共识难以达成，增添了分歧；多变的观念，使方位难以辨析，滋长了迷茫。在日益活跃纷繁的思想领域，如何寻找并确认13亿人同舟共济、携手前行的共识，尤为迫切。 4.社会现代化大致会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民生事业、社会事业的现代化建设阶段。主要体现在先解决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住房难等问题。第二个阶段就是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体制现代化的阶段。现行的社会体制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要推进社会现代化建设就一定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现在看来不搞社会体制改革，社会建设的动力就会不足。第三个阶段就是基本实现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阶段。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研究员陆学艺，《半月谈》，2011年5月 关注理由：国家现代化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不仅要实现经济现代化，还必须实现社会现代化。目前，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更显紧迫 5.中产阶层负面情绪具有强大的传染性 中国的中产阶层并不强大，他们还没有形成庞大而稳定的阶层，只是表现出了少年时期的中产价值观。这个阶层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要推动中国逐渐进步，同时保持理性，使它缓慢但有效地转型，改变一个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但当他们发现自己命运危如累卵，这个阶层表现出了沮丧、无助、愤懑和缺少安全感。由于表达能力突出，善于使用传播工具，这种情绪具有强大的传染性和破坏力。 ——媒体评论人潘采夫，凤凰网，2011年7月29日 背景：2011年7月23日，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造成近40人死亡，约200人受伤。事故本身和政府处理事故出现的应对不当，引发社会对铁路建设大跃进和危机处理漠视生命的广泛声讨。 6.司法要在辨别民意的同时凝聚民意 法律必须建立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道德共识的基础上。道德共识在哪里呢？就隐藏在民意中间。因此，法学家和司法应当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和舆论中看到真实的民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中国已经发生变化，传统的民意和今天的民意已经有所变化，而且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所以法学家和司法要在辨别民意的同时去凝聚民意、塑造民意。 ——北京大学教授朱苏力，《上海国资》，2011年第7期 关注理由：从药家鑫案、李昌奎案、李庄案等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中，我们看到了司法与民意的互动，有人说民意影响司法独立，毋宁说民意是司法产生的土壤。 7.社会冲突需要制度化治理 人们的挫折仅仅是群体性冲突事件生成的最基础原因，挫折能否转化为人们的集体行动，取决于人们对挫折如何归因、如何解释、如何赋予社会制度以不公正的意义、如何建立群体身份认同、如何建立组织、如何动员资源、如何捕捉和创造政治机会、如何实现认知解放，以及如何运用社会控制力量。理性认识冲突的社会功能，将客观存在的社会冲突纳入常态化的视角进行制度化治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博士胡联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探索》，2011年第4期 关注理由：挫折重组理论从认知角度分析群体性冲突的发生逻辑，为化解冲突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角度。 8.对“新意见阶层”形成“统一战线” 现在网上已经出现所谓“新意见阶层”，他们有能量凝聚共识、发酵情感、诱发行动，影响社会。他们不是同志，不是部下，但也不是敌对力量。他们是公民记者、意见领袖。对待他们，不宜动用公安和安全部门，而要放下身段，与之平等对话，以理服人，诚实引导，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不宜像要求党内人员那样总是要求保持一致，可以在一定限度内意见多样化，我们要做的是，理顺关系，拉过来做朋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力丹，《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5期 关注理由：我党有丰富的统一战线的经验，对待“新意见阶层”，就要求同存异，这样才能增进共识、凝聚力量。 9.以户籍制度控制人口是不现实的 与其将社会资源用于控制人口，并且造成社会分割和相应的矛盾，再来花资源缓解社会矛盾，还不如从源头上来促进有无户籍的人群在就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各方面的均等化。中国要控制的是那种没有人口和就业增长的城市土地面积的扩张，减少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这种问题主要发生在中、西部。而在发达的东部，城市将继续扩张。以为通过强化户籍制度就能控制大城市的人口总量，就能限制城市面积扩张，都是不现实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新民周刊》2011年第25期 背景：2011年两会，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积极稳妥地实行户籍制度改革。中小城市户籍改革推进相对容易，而大城市户籍改革却以城市承载力有限为由裹足不前。 10.陌生人社会不是陌路人社会 “小悦悦惨案”，既让人感叹道德底线的脆弱，同情心的淡化，更促人思考我们时代的病症。难道一个因人口流动加快而陌生人增多的社会，就是一个陌路人的社会，甚至是相互欺诈、人人自危的社会？按道理说，陌生人之间，更需要相互关爱，尤其是精神层面的需要。但是这种关爱必须在交往、互动过程中才能形成。从孤独的陌生人，走向认同的陌生人，是我们必须迈过的一道精神门槛。跨越这道精神门槛，不仅需要个体的自觉和实践，也需要改造我们的社会系统，建设能够培养信任、扩展信任的制度。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杨雪冬，中国网，2011年12月14日 背景：小悦悦被车碾压受伤，18个路人经过未予施救，事件曝光后引发全民反思。 2011年文化类十大观点 1.中国需要思想市场 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能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在“《财经》年会2012：预测与战略”上的视频发言 关注理由：经济的发展不能与思想的发展相脱节。早几年就有西方人撰文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令人瞠目，但缺乏独创发展思想。此话有些傲慢，但值得反思。 2.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令人担忧 从内部来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无能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从外部来看，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没有知识体系就会丧失话语权，没有原创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郑永年，2011年9月20日，联合早报网 关注理由：知识体系说是一种“自我认知”，“自我认知”对内可以增进共识，对外则是一种“软实力”。对于中国而言，从“知识体系”角度审视中国的文化发展和改革，颇有启示意义。 3.伟大的文明不应失去自我否定的勇气 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不停地变革，不停地自省，不停地自我否定，不停地筛选自己的文化积淀。一个文明无论历史多么悠久，曾经的成就多么辉煌，一旦失去自我否定的勇气，不能及时更新自己的内涵，就有被淹没的可能性。这是历史的一个铁律。“内敛有余，开放不足”，这是所有古老文明的共同特点。若真爱这个文化，就应该促使这个文化正常地更新。 ——军旅作家王树增，《经济观察报》，2011年5月31日访谈 关注理由：中华文明向内的凝聚力和向外的号召力的建立，需要执政者不停打开思路、不停否定自己、不停反省自己，以谋求民族的光辉未来。 4.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 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知识分子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 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导资中筠，据《士人风骨》一书 5.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用意气之争代替真理追求、以权力意志压制不同声音。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人民日报》2011年4月28日评论 关注理由：个人而言对待“异质思维”要有包容心。作为一个国家，则要从制度上维护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这是一种胸怀、一种自信，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6.“市场迷信”可能导致文化沙漠 要注意防止文化发展中的两种“迷信”：一是“市场迷信”，二是“话语权迷信”。 所谓“市场迷信”，即单纯迷信市场，容易导致文化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和形式主义，会使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想变得浮躁和浅薄，使“忽悠”成为时尚，造成整个社会文化发展低俗化、消费化、短期化、快餐化，压抑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进而形成文化沙漠。 所谓“话语权迷信”，即以为占领了话语的时间和空间，就是占据了人们的思想和头脑，就是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阵地，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迷信观念。这种对话语权的迷信容易导致文化圈子化、精神割据、文化宗派主义、圈地运动和主流文化的边缘化。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德顺，《人民论坛》，2011年10月下 7.官方文化不等于主流文化 官方文化不等于主流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想要成为真正“引领社会思潮”的“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基本道德规范”，就必须从官方文化转化为主流文化或在全社会真正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官方文化要转化为主流文化，最关键的一点是必须获得文化领导权，也就是说，它必须是通过非暴力手段达成的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和思想、文化、舆论领域的引领力量，必须得到大众“自愿”、“积极”的赞同，而非消极无奈的服从。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看，一个执政党的文化，即所谓“官方文化”，是否具有领导权，其标志决不是它背后是否有枪杆子支持，可以强迫人民不说话，而是人民是否自觉自发地赞同它的那套价值理念和施政方针。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新华社，2011年9月 关注理由：大众文化是落实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最重要的管道，不能落实在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之中的价值观必定不可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不可能深入人心，不可能成为主流文化。 8.风头最劲的常常是思想泡沫 一个世俗社会的来临，总是伴随着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个人如何获得生命的意义、重建人文关怀以及坚守理想主义的立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切的中心问题。人文精神、理想主义、精神家园一直是争论的关键词。作为高擎理想主义的坚定旗手，张承志和张炜因为其激烈的反抗世俗立场几乎吸引了公众的所有视线，而那些更具思想价值和建设意义的人物却落入了被忽略的寂寞命运。而历史的经验经常提醒我们，在一场万众瞩目的文化思潮中，浮在表面的、风头最劲的，有可能是昙花一现的思想泡沫，而在波涛下面的沉静之处，倒常常可以发掘到跨越时代的精神金矿。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文学界》，2011年第4期 9.大学不能缺了“学术之魂” 大学的各项事务必须以学术作为灵魂。我们应该有一个宏大的、在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化的发展战略，这不是一般的文化产业和战略，大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化是我们民族的魂，大学也是，是中国魂，是一个国家的脊梁骨，大学应该是一个国家神圣的殿堂。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与世界对话的时代已经到来，大学是主角，责无旁贷。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南风窗》，2011年第6期 关注理由：大学不能没有大学精神，大学不能缺了“学术之魂”，大学改革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与世界对话时代”的一个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 10.中国重回世界轴心要靠“百家争鸣” 虽然百家争鸣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仍、兵荒马乱的时代，但是这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最为开放和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时代。中华文明的思想源头远非儒家一家，而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也就是因为这种博大和包容才使得中华文化以其独特的风范屹立于世界东方，成为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之一极。中国现在要想重新回到世界轴心，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打破禁忌，重新回到真正的“百家争鸣”的时代。 ——教育专家信力建，《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11月28日 2011年十大争议观点 争鸣一：要不要建公民社会 正方：党政官员应鼓励支持公民社会发展 这次“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正式提出要“加强社会组织建设”。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转变。伴随着这一重大转向，对公民社会的资源供给明显得到改善，政府资助、服务转包和社会资助开始增加，不过从总体上说资源供给还相当不足。全社会要进一步正确认识公民社会，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应当对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的战略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从而采取积极鼓励和支持合作的态度。党和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法规，依法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要加快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更多地给予培育和扶持。各级政府应当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别是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它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北京日报》，2011年6月13日 反方：社会治理谨防落入西方陷阱 从西方国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来看，普遍的误解是认为西方存在一个完全超脱于国家之外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完全自治而不受政府的管制。这种将公民社会自治当成解决社会管理难题“万灵药”的做法，实际上来自于美国自由主义传统对“多元主义”社会的迷信和崇拜。许多发展中国家按照美国模式进行社会管理改革，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那种国家失败、社会失序的“弱国家、弱社会”的局面，应该给我们以深刻的警示。因此，从中国自身的国情出发，以国家的统合与协调的方式，不断地构筑良性的国家社会互动格局，形成一种国家与社会互强的局面，才是我国社会管理模式的有效选择。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韩冬雪，《人民论坛》杂志，2011年7月(下) 争鸣二：市场经济要不要儒家思想 正方：儒家思想应淡出公域 以儒家作为社会的指导，就一定是以德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而以德治国，德一定是圣人体现出来的，既然是圣人体现出来的，又由于圣人的人数非常少，所以它的政治体制一定是个人专制，而不是法治。而以德治国这个“德”又全在你的心里，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在理解不一样的情况下，社会的规则和秩序就没有办法去清晰地定义和描述，法律体系就建立不起来。法律建立不起来，市场经济没法有效运转，更多的问题就出来了，没有法律体系，社会公正就没有办法保证，所以凡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它就无法建立起法律体系，当然我这不是完全否定儒家，我是想强调儒学的思想主要在私域中，不是在公域中。 ——经济学家许小年，《东方早报》，2011年11月18日 反方：请经济学家放弃对儒家的偏见 中国其实有两个传统：周统，秦统。一个是封建的、礼治的传统，另一个是专制的、刑治的传统。礼治接近于法治，所以，假如我们主张法治，那就该深入理解礼治传统。继承了周制传统之儒家，其实深得法治之精髓。让我举个最简明的例子：《周易》有“讼”卦，其《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王弼注首先引用孔子之语：“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确实希望无讼。那么，如何做到“无讼”？王弼给出解释：“无讼在于谋始，谋始在于作制。契之不明，讼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职不相滥，争何由兴？讼之所以起，契之过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责于人。”翻译成经济学语言是：制定正义的法律框架，明晰产权，强化契约。由此即可减少争执、纠纷，自然可以减少诉讼。 ——政治学者秋风，《中国经营报》，2011年12月2日 争鸣三：乡绅思维是否利于乡村秩序重建 正方：新农村建设或可借鉴“乡绅思维” 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一个乡绅在全是同姓聚居的乡村里，必须担任起乡村治理的职责，才能在其中生存下去。虽然，我们听说旧时代很是黑暗，不过实际上那时候的乡绅并没有那么坏，更多的时候他们出钱出力，维持着乡村的基本稳定。现在，在不少情况下，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往往是利用这种具有现代意义的乡绅制度来实现的。这几年所考察的新农村建设卓有成效的地方，都离不开这种成功的企业或者企业家，等于是在这些人出现的基础上建设了很多新农村的样板。这就说明原本的社会自治模式在现代农村社会当中依然是适用的，只要遵守各种法律与制度，扶植这种企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相应的农村变化。 ——媒体评论人五岳散人，《新闻晨报》，2011年4月27日 反方：乡绅思维在当下中国是不可能之事 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政权向乡村的不断深入和科举制度的废除，农村精英大规模向城市流动，造成乡村士绅质量的蜕化，豪强、恶霸、痞子一类人物开始占据底层权力中心。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更是切断了乡绅最后的一点资产“血脉”，最终导致其彻底消亡和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崩毁。没有了乡绅的中国乡村，行政权力扶植的村官又因其行为和道德得不到村民的认可和尊重，还会产生一个后果，即“梁山好汉”式的思维和人物会慢慢出现。重塑村民与村官的信任，最好的办法还是在乡村实行真正的村民自治，通过自治和民主来重建乡村社会的秩序和权威，舍此没有其他路可走。 ——《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华商报》，2011年7月25日 争鸣四：是否需要对暴戾之气保持克制 正方：对非理性保持最大克制 当法制化表达渠道、博弈机制被阻隔时，公民极有可能采取极端化、暴力化的非理性手段来赢得关注或宣泄不公平感。甚至，这种泄愤行为还赢得社会层面不可思议的喝彩。在社会力萌芽的早期阶段，往往伴随着暴力的增长，只有当社会力的能量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格局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时候，良性的社会力会遏制恶质的社会力增长，暴戾社会的生存空间就会被公民力量自动洗牌挤压掉。一个成熟的政府，在面对社会力兴起早期阶段的非理性时，保持最大的克制，同时尽快正视社会力崛起和民意所向，如是才可能实现社会力的转化，从暴戾走向理性和制度化，最终驯服暴力，同时充分吸纳社会力来共同承担社会风险，从而实现公共政治生活的协力治理。 ——龙应台基金会驻台学人彭晓云，《环球时报》，2011年7月27日 反方：不应给暴力合理化任何借口 中国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一个高风险社会，一个社会价值多元、社会分化加剧的时代。我们一方面要把建设法制社会和公平公正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去追求，另一方面又要面对中国成为高风险社会、暴力事件不断出现的严峻现实。任何给予暴力和暴行以合理化借口的说辞，无论多么冠冕堂皇，都会有意无意助长暴力非理性的暗流。无论是民族民粹主义的极端诉求，还是堂而皇之的民主自由主义理由，都不得不在中国与全球化的纠结氛围中经过考验。我们必须警惕中国版的塔利班或草根民粹主义，同时也不可对民主自由主义的高调盲目跟随。滥用公权力的暴行必须遏止，以反政府为名的暴力也绝不能获得豁免。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刘康，《环球时报》，2011年7月27日 争鸣五：沉没的声音是否要打捞 正方：执政者应多倾听“沉没的声音” 一方面，有些声音被淹没在强大的声场之中，难以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也有些声音只是“说也白说”，意愿虽表达，问题未解决。这些，都可谓无效表达，有人称之为“沉没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上的弱势群体，也是现实中的弱势群体。在社会层面，他们既缺乏影响公共舆论的资源，又鲜有参与政府决策的渠道，甚至无法得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信息，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同样薄弱。因此，尽管可能人数不少，他们的声音却很难在社会中听到。听见与被人听见，本是“社会人”的基本诉求；说话与听人说话，更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共识。当表达权已成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重视这些声音，是协调利益关系、理顺社会心态的起点。 ——《人民日报》评论，2011年5月26日 反方：有些“沉没的声音”无须打捞 并不是所有“沉没的声音”都需要“打捞”，有很多“无效的表达”一直就浮在水面上。比如要求公开官员财产的呼声，再比如要求公开“三公”经费的呼声……这些声音不仅分贝很高，而且时常出现在各大媒体上，甚至连年成为全国两会上的热门话题，但这些声音犹如石“沉”大海。每一个声音都应该得到回应，每一个诉求都必须受到尊重。因此，我们的社会管理者确实应该“尽可能”地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但相比之下，回应舆论的热点要比打捞“沉没的声音”更紧迫、更重要。 ——《珠江晚报》评论，2011年5月27日 争鸣六：文化建设该由政府主导吗 正方：文化建设必须政府主导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未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整体部署，并把建设文化强国作为我国的重大战略。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中，我们必须动员各方面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社会的、市场的作用，加快中国文化的崛起。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像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中指出的，“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必须坚持政府主导”。这种主导体现在，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提供文化普遍服务方面，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方面等。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爱思想网，2011年11月10日 反方：政府更应考虑的是“放”什么 中国民间早就拥有让文化软实力走出去的潜质，问题不在于拥不拥有，而在于如何使得民间人士在无制度、心理、政治障碍的前提下发挥自身的文化自觉与创新。我坚信，只有政府与民间之间的权力或权利关系形成平等或达到均衡时，中国的文化自觉才能踏上起点，否则一切都谈不上，崛起的道路只好陷入半途而废。中共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着力解决的不是“抓”什么，而是“放”什么，以便促使民间人士集中面对“能做什么”，而非“不能做什么”。 ——时事评论人加藤嘉一，FT中文网，2011年10月23日 争鸣七：房价降了，履约还是“维权” 正方：以对冲机制应对“退房维权” 把因房价下降引发的所有退房“维权”事件都归为有悖合同契约有失偏颇，而且无益于问题解决。现有的期房合同大都有6-12个月不等的交付等待期，在市场价格波动频繁下，过长的新房交付等待期和缺乏有效的价格对冲工具，无疑会加剧合同双方的矛盾和摩擦，如部分前期业主完全可以以房屋质量问题、竣工面积误差和格式合同下的霸王条款等形式同开发商博弈。鉴于此，我们在呼吁各方遵循买卖自负的契约精神的同时，应正视不完备期房合同本身所带来的矛盾和风险，在期房合同中引入促使购买者有效对冲市场价格波动的机制，有助于纾缓合同双方的矛盾和摩擦，降低房市交易成本。 ——财经评论员刘晓忠，《新京报》，2011年11月15日 反方：现代契约精神要求不因市场不完善而废约 倘若人人都可以因为市场不完善而废约，不仅现代契约精神无从谈起，市场规则也永远无法建立。诸如退房潮这类事件的屡屡上演，关键恰恰不在于我国社会契约精神的稀少，而是传统契约精神的泛滥。我们缺乏以遵循规则为基本价值的现代契约精神。当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国实践30年之后，我们遇到了越来越多看似背离契约精神的案例，例如达能—娃哈哈事件、马云的支付宝事件，以及现在的“房闹”事件。这些冲突反映出我们传统的契约精神已经越来越难以兼容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只有这样才能唤起我们对于现代契约精神的诉求。 ——《瞭望东方周刊》社论，2011年第45期 争鸣八：微博是不是好的说理形式 正方：微博不是好的说理形式 微博是一种字数非常有限的传媒方式，不足以负载说理需要的充分信息。人们可以用微博发表结论性的断言、口号、警句和其他“罐头思维”式的言论，但无法用它来进行好的说理。罐头思维表现为“被一群人采用的一句话”和各种“听见别人说就跟着说的字眼”，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仔细思考，而终于完全丧失了仔细思考的能力。说理是成熟的论证，说理需要理性、逻辑、认真地对待论证的每一个环节，这是为了能够说服与自己看法和主张不同的他人。说微博不适用于说理不是贬低微博，微博只是许多媒介中的一种，不能因为它与别的媒介可以结合使用，它就变成了一种无所不能、什么都是的媒介。 ——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南方周末》2011年12月1日 反方：微博正是好的说理形式 贡献出结论，不代表推演缺位；语言简明是思维清晰的表现，不一定是便宜佞巧。所以，在不在理，应该看有没有理，而不是呈现形式。其实微博也可以远远不限于140个字，因为它有转发和评论。转发和评论的内容与140字才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话语，里头有解读、争议和扩展，这个“再创作”的补充空间是充分的。何况，微博可以加图片、视频、长微博，实在不行还能用文章链接嘛。人们玩微博许久了，应该有眼力把微博看作大媒体，而非小东西。富有感染力也不等于不讲理。这是两个考量，不能互推。的确有些人在微博上会尤其亢奋，骂个排比句什么的，但这更多是关乎人的双重性格和宣传策略，而非微博这一形式。 ——媒体评论员曾宪皓，《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2日 争鸣九：富人移民国外，对中国是好还是不好 正方：富人移民海外对中国是大好事 富人移民海外，实际上不带走一张人民币，也不带走一块砖头，只不过是把他手中的人民币或部分资产换成外汇，或仅仅是住在国外或在国外预备一个住所，把中国国籍换成国外的国籍。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并没有直接的财富损失。相反，这是有利于多数民众的。只有企业家人才流失和国内实业资本投资的减少或增速放缓，这才是富人移民海外的真正损失，其他都是虚的。 ——媒体评论员刘忠良，《21世纪财经》，2011年11月16日 反方：“移民潮”带来的不仅是人财皆失 一面是积极的吸引海外投资，一面是“蠢蠢欲动”的投资移民，中美两国的资本流向格局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如何吸引财富并把财富真正“留住”，一场博弈也许才刚刚开始。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海外移民潮”背后，到底折射中国经济发展中哪些深层次的矛盾？毋庸置疑，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和最具活力的“增长极”，然而在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中国也正在付出巨大的增长代价：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以及较高的税收负担和较低的福利水平等等，这一切开始动摇了人们幸福的基础。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发表博文称，2011年11月8日 争鸣十：道德底线滑坡谁之过 正方：人们追求利益导致道德敬畏的缺乏 人们对于道德还真正缺乏敬畏，同时也是心有阴影，不敢挺身而出。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法对道德的伤害性更大。市场经济激活了人们对于利益的追求，把握得不好的话，对利益的追求就会过了道德的底线。西方市场经济实行之初，也是充满着不道德现象。我们的市场经济处于起步阶段，法律、道德都还不是很成熟。在这个阶段，不道德现象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一种现象，随着社会成熟起来，不道德现象会慢慢减少，这是一个过程。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浦兴祖，《现代快报》，2011年12月29日 反方：精英层应担负最大的道德责任 担负最大道德责任的是掌握社会中最优资源、影响中国发展变革进程的精英层，一个社会的精英层主要包括三类人群：政府人(官员)、企业人和知识人。而影响和拖累中国的国际形象的，首当其冲的是官员，其次是日益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商人。在当下中国，由于公权力高度集中，官员的道德水准、行为举止无疑居于对社会的示范和指标作用之首。毋庸讳言，为数不少的官员不但因权倾一时而颐指气使，而且贪腐劣迹斑斑，败坏社会风气，民众的道德滑坡与他们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中国网络电视台，2011年11月17日 2011年十大前瞻观点 1.公平与可持续是未来十年的“中国追求” 未来10年中国继续获得成功，需要防范“成长陷阱”，推进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二次转型与改革：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使多数人能够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使市场保持充分的活力和效率；使资源环境可持续；使政府能够以公共服务为中心。 ——中国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2011年10月29日研讨会上的发言 2.10年后房价只会掉不会涨 再过10年，中国人口开始下降，10年后房价不会涨起来了，只会掉不会涨。任何一个人口开始下降的国家房价只会掉，当时日本每年房价下调7%。人口老化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以后对中国影响非常大，人口老龄化后一个社会负担越来越重，人口老龄化以后不要谈楼市会不会涨，是不会涨的。 ——经济学家谢国忠，《新快报》，2011年11月 3.中国未来几年将进入6%-7%的中速增长期 今后几年，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经济增长速度将由10%左右回落到6%-7%。但必须防止地方政府接受不了这种变化，还千方百计试图恢复到过去的高增长水平，这样容易产生资产泡沫的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2011年12月13日，《21世纪经济报道》 4.“微政治时代”来临 今天的政治已经与曾经很长时间主导人们政治生活的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的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丽萍，《学习时报》，2011年9月26日 5.中国农村进入风险社会 在我国农村社会面临巨大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持续影响，传统农村社会正在不断地丧失主体性和预见性，从而导致各种风险因素的增加，农村基层的风险社会正在迅速形成。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林辉煌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22日 6.互联网变革带来“天空法则” 一个新的互联网时代即将到来。这将是一个鼓励分享、平台崛起的时代，如何铸造一个供更多合作伙伴共同创造、供用户自由选择的平台，才是互联网新时代从业者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个新时代，不再信奉传统的弱肉强食般的“丛林法则”，它更从崇尚的是“天空法则”。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凤凰网，2011年12月14日 7.人口结构变化将长期影响中国经济 不同于韩国和日本在跨过刘易斯拐点三十年之后才遭遇人口红利拐点，中国的两大拐点几乎同时到来，因此劳动力供给的形势更为严峻；中国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即迈入老龄化，因此经济增长承受的压力将更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7月20日 8.适度“去行政化”是扶贫体制改革长远方向 我国扶贫投资效率低的深层原因是过分依赖政府体制和系统来传递和管理扶贫资源。从长远来看，中国扶贫的理想模式是政府提供扶贫资金，而资金的传递和管理应该主要由农民自己的组织和专业性的民间机构来负责。 ——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人民论坛》杂志，2011年12月(下) 9.中间阶层决定社会主义未来胜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应开创一条不断壮大中间阶层以达到全民共同富裕的新路，形成陀螺型的社会结构，那才是劳动创新、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幸福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完满体现，那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境、胜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同舟共进》2011年第3期 10.未来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 未来20年，中国地位的加强将最大程度地影响到全球权力均衡。中国在GDP规模上至少会接近美国的水平，但GDP中的创新成分及其他质量型的成分方面仍将落后于美国。中国将转变为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并将成为维系全球内需的主要因素。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A•A•邓金著《2030年全球战略报告》，《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4期摘发 2011领导干部十个新观念 1.群众满意是第一标准 关注理由：俗话说“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2011年，创先争优活动以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为主题，在全国各部门各单位深入开展。创先争优需坚持以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的观念，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2.维权就是维稳 关注理由：“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2011年，社会群体性事件呈现出多发、易发等特征，个别地方政府维稳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常效果不佳。维稳只有建立在对民众的基本权利得到确认与保护基础上，才可能是稳固而长久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3.接通地气，才有底气 关注理由：2011年，江西、山西、贵州、江苏、重庆等地都开展了干部下基层活动，与群众交朋友、拜人民为师成为政坛新气象之一。而新闻战线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与此相呼应，使“接地气”的各种举措广受关注。 4.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 关注理由：围绕先分好蛋糕还是先做大蛋糕，2011年个别地方领导人的蛋糕论引发了舆论广泛关注。“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就要在发展的过程中，统筹兼顾，处理好发展与分配的关系，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将蛋糕做大的同时要兼顾社会公平，分配好蛋糕。 5.“绿色”GDP，低碳发展 关注理由：中国正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作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决策。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新能源、绿色低碳发展都是国家重点鼓励的方向。发展低碳经济、推广绿色GDP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但是有的地方、有的部门并不买账，仍然念念不忘传统GDP发展观。 6.善待“微博”，用好“微博” 关注理由：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微博、博客等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日益成为舆论传播和热点聚集的重要源头，舆论热点的多发、突发、频发也已成为常态。如何应对“微博”带来的新挑战，用好“微博”，成为新的重大课题。 7.把“官运”交给群众 关注理由： 2011年，不少地方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相继换届，许多德才兼备、群众公认的干部通过公开选拔、公平竞争获得提拔重用，选人用人更加公开、公平、公正。杜绝“长官意志”和“暗箱操作”，真正把“官运”交给群众，成为此轮换届选举中的一大亮点。 8.信息公开是一种义务 关注理由：在2011年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温州“7•23”动车事故等一系列热点事件中，社会公众对信息公开的质疑和批评不绝于耳。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热点问题时，政府尤须第一时间予以公开回应，这不仅是服务，更是义务。 9.文化也是一种生产力 关注理由：十七届六中全会聚焦文化改革发展，首次提出了文化强国战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就要进一步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树立文化建设也是一种生产力的观念，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10.当官不能太“低调” 关注理由：目前官场存在一种“低调”之风，突出表现是很多干部信奉中庸之道“和稀泥”，不左不右随大流，攻坚克难往后拖，棘手问题不敢碰。这种“低调”现象在换届期间表现更重，成了一种风气、一种现象。在此氛围中，很多敢于担当、勇于负责、不甘平庸、想有所作为的干部，尤其是不愿世俗油滑的年轻干部备感压抑和排斥。 (注：《人民论坛》“领导干部新观念”年度调查是观察干部思想动态的一个重要窗口，至今已连续进行了三届，是党政干部更新思维、开阔思路的重要参考，详细解读请参看《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2012年1月上) 2011年十大微博观点 1.微博“打拐”：有目标才有制度突破 @于建嵘：先禁乞儿还是先建福利保障制度。这是个伪问题。禁止是目标，具体路径当然要以福利保障制度为前提。有目标，政府和社会才能有所作为，才有制度突破，有何不可？ ——学者于建嵘回应“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争论，2011年2月16日 2．“五道杠”少先队长：捧杀也是杀 @王旭明：五道杠“天才少年”谁之过？当然是包括学校、老师和家长在内的成年人们，也包括将孩子当成大新闻式操作的成人们，甚至连姓名、学校和所在地都不隐去。骂杀是杀，捧杀也是杀。对孩子的身心将造成多么大摧残啊！ ——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2011年5月4日 3．免费午餐：用爱和善良温润自己 @邓飞：我们尝试用爱和善良温润自己，利用微博新工具点滴重建改变。是的，我们能。 ——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回顾“免费午餐”公益获得各界支持时感怀，2011年12月31日 4.动车事故：更该免职的是官腔 @易中天：王勇平被免职了。这是铁道部的事，咱不管。但我以为，更该免职的是官腔。国难当头，天怒人怨，民众最需要看到的，是政府的真诚和实干，而不是打哈哈。对自己的国民，是不能使用外交辞令的。故官腔必须免职，而且要一免到底，不能异地就职。 ——易中天评铁道部王勇平“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2011年8月17日 5.郭美美事件：丑闻是丑闻制造者的通行证 @白岩松：丑闻是丑闻制造者的通行证。想在微博上持续大热的条件：1、有推手、无禁令；2、有绯闻、无证据；3、有情节、无结局；4、可偷窥、可想象。一条审丑利益链由此形成。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评“郭美美事件”，2011年9月14日 6.政务微博：应当鼓励 @蔡奇：如何看待领导干部开微博？尽管这方面多有期待，但开出的还是凤毛麟角。主要在于：一是对微博不熟悉，二是上面不明朗，三则有风险。其实，领导干部开微博，旨在做群众工作，应当鼓励。 ——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2011年12月21日 7.药家鑫案：任何杀人都不值得庆贺 @徐昕：药家鑫终审被判死刑，围观群众法院外放鞭炮庆祝。尽管正义得以伸张而值得欣慰，死者亡灵得以告慰，但任何杀人包括法律的杀人，都不值得庆贺。当药被判死刑那一刻，他作为一个即将消失的生命，亦应得到世人的怜悯。愿其灵魂得到上帝的宽恕。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2011年5月23日 8.柴油荒：“被时代”下的一个必然产物 @郎咸平：我们这个时代叫“被时代”，那我们这个“柴油荒”，也是“被时代”下的一个必然产物，我们说这个供应是人为的“被不足”的，需求是人为的“被旺盛”的，于是“柴油荒”就在咱们这个调侃之中，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 ——经济学家郎咸平谈“油荒”，2011年8月29日 9.校车事故：信息公开只要诚实一条就够了 @潘石屹：有一位同学说：“出了任何事政府要及时、准确、全面的公布信息。”现场一片叫好声。我说：“我不同意这位同学的观点。只要有诚实一条就够了。刚出事故，政府不可能有准确、全面的信息，知道多少就公布多少。有些信息甚至是错误的，公布后知道错了就及时修改。没有万能的、完美的人和机构。” ——房地产商潘石屹谈甘肃庆阳幼儿园“校车事故”，2011年12月1日， 10.微博实名制：不一定会减损言论自由 @熊培云：中国人没有安全感，若非必要很少有人愿意公布自己的名字。而在国外许多人的住宅及信箱都留有名字；陌生人见面多不避讳谈论自己，握手时首先说的往往不是你好，而是自己的名字。我虽不赞成强推实名制，但也并不认为实名制一定会减损言论自由。我主要关注的是操纵或者管控舆论的人能否做到实名制。 ——媒体时评人熊培云评微博实名制，2011年12月16日 2011年海外看中国十大观点 肖楠 1.渲染人口红利消失背离中国现实 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无视，对“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渲染，背离了中国现实。老龄化影响中国远弱于西方，庞大人口规模对发展的制约作用还将长期延续。近年的民工荒不是什么“刘易斯拐点”，恰反映了劳动力大量剩余。世界上没有一个老龄化国家只用年轻劳力。40、50岁上岗是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最起码的条件。与西方老龄化特点不同，在中国国情下，老龄化与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并存，必将是较长期最基本特点。真正值得关注的中国相关问题，不是什么劳动力短缺，恰是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下到来的经济转型期，必将使近30年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时代面临转折。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2011年6月17日 2.中国拐点有风险但非致命危机 国际间关心大陆经济问题的人士，提出了大陆经济转型能否平顺过渡软着陆的隐忧，进而称房地产泡沫、通胀等因素为转型过程里的“中国拐点”。房地产泡沫有其结构性因素。但较诸2010年似乎已稍有冷却的情况。至于通膨问题，多少与金融海啸后，政府提升国内需求的政策有关。在中国经济列车快速飞奔向前的过程中，有风险、有拐点，然而由于政府对资源掌控程度仍高，“中国拐点”的风险固然都存在，需审慎面对，但非致命危机。 ——美国《世界日报》社论，2011年8月31日 3.“有计划的创造性”成就中国奇迹 中国今天在经济方面效法的不是克里姆林宫，而是西方的企业集团。董事会是政府，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如强大的监事会般行使职权。决策由上层作出。但同经济界一样，董事会必须非常重视全体员工和股东的意见。当企业集团的下属部门业绩优良时，董事会不会对这些部门指手画脚，除非它们太过放肆。中国也以这种模式对待地方省份和重点工业部门。在这种比较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有限责任公司”并非由中央“遥控”，而是为无数独立且有创造性的头脑所左右。 ——德国媒体驻华记者弗兰克•泽林，德国《商报》2011年2月2日文章 4.中国必须阐述对世界的看法 日中关系面临的三大难关原本是“台湾问题”、“领土相关问题”和“历史问题”，最近又新增“中国进入海洋和增强海军力量问题”。这些问题成为“难关”的原因是，所有问题都牵涉到日中双方的国内问题。因此，日中关系反复上演“打地鼠”游戏。但是，不论个别问题多么事关重大，也不意味着就能以此“绑架”整个日中关系。那么，到底如何攻克这些难关？日本应该从更长远的角度，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审视日中关系，思考到底什么才是利益。其中至关重要的是：第一，将“开放性的国家利益”作为基本；第二，将日中关系当作大国关系处理，将其放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大框架中。这是“战略互惠关系”的主旨所在。中国必须阐述对世界的看法。中国到底想要一个怎样的世界？到底希望世界朝何种方向发展？又想在世界上起到何种作用？中国现在应该开始回答这些问题了。 ——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日本《每日新闻》，2011年2月13日报道 5.中国最终超越美国对我们也许是件好事 美国时代将终结，但这也许是件好事。一，我们需要一种弱者心态，来产生一种共同的使命感，给美国一个团结在一起的目标。二，快速下滑也许强于缓慢衰落。假如美国不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就是美国确实在衰落的一个不可否认的信号。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很可能会自欺欺人地认为，既然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么它就一定是个足够健康的经济体。三，失去第一的位置可能会迫使我们根据经济重点采取行动。对于确保国家经济的世界头号地位，美国政府没有丝毫紧迫感。也许美国经济排名的下滑会成为引起政客注意所必需的那种无法忽视的挫折。四、小和繁荣是可以共存的。我们错误地认为，只有大经济体才可能成为成功的经济体。这是谬论。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刊文《为中国赶超美国欢呼的四个理由》，2011年4月28日 6.西方学者的中国研究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受大陆性历史的限制，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它初出茅庐的舰队无法与统治海洋近70年的美国海军匹敌。任何所谓中国威胁都出于美国人的臆造，或者无非为其昂贵的新式武器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而已。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则是中国海军的崛起势不可挡。中国问题学者中的这种两极分化现象，将为美国的亚洲战略戴上一副有色眼镜，使美国领导人无法正确对待中国。在围绕中国海洋实力的大争议中，有关北京意在打造“珍珠链”或印度洋海军基地网的说法，是其中一部分。我们最诚恳的建议是保持头脑清醒，对北京是否觊觎珍珠链的问题，摒弃固执的、非黑即白的答案。中国将自己拿主意，并按照他们的理解维护本国利益。 ——詹姆斯•霍尔姆斯，日本《外交学者》2011年2月21日文章 7.日本对待中日关系要勇于认错 关于日中之间的历史，勇于承认“错就是错”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有人认为那是“自虐行为”和“错误认识”，但我不这样想。在承认错误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对方(中国)的信赖，然后才能没有心理障碍地进行交谈。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如果对历史视而不见将无法继续下去。 ——日本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日本《钻石》周刊，2011年2月25日 8.中国村民选举不能光靠运作良好的村民选举 中国农村的选举程序在过去20年已经有了显著的改进，此间举行了大量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但“权力行使”的变化没有跟上“权力获取”的变化。在许多地方，乡镇政府、党支部和社会力量(譬如宗族、宗教、黑恶势力等)妨碍了民主规则的进一步实施。这意味着关于民主的单纯程序性的定义是有问题的，而“高质量的民主”更多一开的远不止运作良好的村民选择。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教授欧博文，《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7期 9.中国不必因小悦悦而过度道德焦虑 小悦悦事件引发了对中国人道德意识浅薄的大讨论。大部分人都把矛头指向了政府，也有一部分人把矛头指向了金钱至上、社会腐败和信仰迷失等。但是我认为这些指责有些错位，过去几十年，美国也发生过多起让人心酸的社会冷漠事件。中国政府应该当心不要对“小悦悦”事件反应过度。中国人并非不道德，他们的不作为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这种行为方式社会心理学家在世界其他地方也见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微博等新信息渠道或许将有助于改变这些冷漠行为，因为人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或不作为有可能会被记录下来并需要负责任。 ——埃里克•杰克森，《华尔街日报》，2011年11月3日 10.中国的软实力来自于它的绝对规模 所有人都知道，新兴国家拥有硬实力——一国用来获得它在全球想要的东西的军力与经济实力。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核武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但是新兴国家也在发展它们的软实力——这个措词是用来形容一国利用说服力和吸引力而不是通过胁迫来影响他人的能力。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的软实力完全来自于它的绝对规模上。中国在新兴世界软实力排名的提升主要得力于其跨国公司的发展与受瞩目度、得到发展的旅游业以及其大学的迅速扩张与排名的提升。中国在全世界建立了数千家文化中心，以传播中文。但中国的软实力仍存在严重局限。除了巨大的经济实力外，中国似乎没有什么可拿出手的。中国一心一意地强调经济增长(硬实力)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日趋明显。 ——安永新兴市场研究所教授彼得•约翰松•朴胜虎威廉•威尔逊，2011年12月19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