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香港的陈冯富珍2006年11月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林毅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朱民2011年7月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近期世界银行行长职位的角逐中，发展中国家首次向行长宝座发起冲击，也曾出现过中国推出自己候选人的呼吁和建议。

　　应该看到，虽然在全球性国际组织重要岗位上任职的中国人的身影越来越多，但仍属凤毛麟角，国际组织中的中国人数量不仅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甚至比不上印度、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中国国际软实力。其中，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正在实现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的转变，开始进入对世界事务“创造性介入”的时代。日益发展起来的中国需要不断增强国家软实力，以传播和交流为主要手段，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理想、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大批高端国际化人才提供智力支撑，是中国承担大国使命、展现大国气魄的必然体现和战略需求。

　　从教育发展本身的逻辑而言，培养高端国际化人才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提出的新课题。大众化不等于人才培养目标的降低，相反对精英人才的要求标准更高了。那些师资条件好、学生入学时外语水平高的院校责无旁贷，要迎难而上，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提升之路，在大众化阶段培养更多的高端国际化人才。这既是该类院校发挥自身优势的重要领域，也是高等教育分工体系中与其他类型院校相区别的基本点。

　　外语教育领域担负着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主要任务。外语教育资深专家戴炜栋、胡文仲等曾指出，我国虽然是一个外语大国，但还不是外语强国，外语人才数量虽然增加了，但高层次、高素质精英人才或特色人才相对较少。目前，亟需加快培养下列高端国际化人才：精通多种外语、专业知识优良、胜任国际组织工作的高端复合型人才；适应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全球眼光、推动建立世界经济和金融新秩序的高端管理人才；开展公共外交、提高国家软实力、增强中国文化影响力所需的高端文化人才；树立中国良好国际形象、打造和平发展环境所需的高端国际传播人才；高层次文学翻译、同声传译、双语翻译等高端翻译人才；从事语言文学、文化和对象国研究，能够自由往返于中外两个乃至多个文化平台的高端学术人才，等等。另外，还需要培养和储备一批能够随时应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发展变化的战略后备人才。

　　应该看到，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培养对象外语水平起点的不断提升，培养高端国际化人才已经具备充足条件。在一些院校，学生入学时的外语水平已相当于过去二年级学生的水平。目前国内有约1000所外国语学校和外语特色中学，为高校提供大批外语拔尖的优秀生源，个别外国语学校开始培养“掌握第一外语、第二外语基本过关、初晓第三外语的多语种预备人才”。这为培养精通两门以上外语的多语种人才和外语加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提供了更大空间。

　　高端国际化人才培养，要按照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要求，科学确定培养目标，即“语言能力精通、中外文化精深、专业知识精良”，在文化人格上兼具中国立场和世界眼光，在知识层面上具有高超的多语言能力和坚实的专业基础，在综合素质方面具有宽阔国际视野和深厚文化底蕴，在思维特质上具备创新思维、批判能力，在实际能力上具有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重任。

　　培养高端国际化人才，必须建立优中选优的特别选拔机制和高端培养机制。如对研究生实行中外“双导师制”，建立“跨学科联合导师组”制度，由专业导师、语言文化导师和实践导师针对学生特点进行专业化、个性化培养。1979年在北外成立的联合国译员训练部，前后共培养同声传译和笔译人才12批217人。实践证明，高起点的特别选拔和小规模的特殊培养模式，使得这批人才的成就并不限于高级翻译领域，从他们中涌现出许多杰出外交人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名家。

　　在培养过程中，不能以忽视和削弱母语为代价来换取外语能力的提高。近代的黄遵宪、当代的李肇星，都享有“诗人外交家”的美誉，非常值得当今的国际化后备人才学习。

　　在现代历史上，中国不乏顾维钧、倪征燠等国际领域的卓越人才，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培养了大批优秀国际化人才。在以发展和复兴为时代特征的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理当志存高远，培养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赵宗锋）

　　《中国教育报》2012年4月23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