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生平

　　蔡元培（1868-1940年）近代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字鹤卿，又字孑民。浙江绍兴人。蔡元培1902年参与创立中国教育会，1917年1月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礼教，使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1928年8月，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致力于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著作编为《蔡元培全集》。

　　语录

　　殊不知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或曰，非困苦其身体，则精神不能自由。然所谓困苦者，乃锻炼之谓，非使之柔弱以自苦也。

　　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

　　对于学生的希望：一、自己尊重自己。二、化孤独为共同。三、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四、有计划的运动。

　　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学校教育注重学生健全的人格，故处处要使学生自动。

　　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本报记者 张树伟

　　国内蔡元培故居有三处，一是现在的绍兴市区萧山街笔飞弄13号，二是上海华山路303弄16号，三是北京东城区东堂子胡同75号。前者是蔡氏老宅，蔡元培出生于此，并在此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后两处是蔡元培租住过的地方。

　　这个不起眼的事实隐藏着另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

　　在混乱的民国时代，争名逐利、爱财弄权是时代的底色。蔡元培是开国功臣，是教育总长，是北大校长，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足可谓位高权重，但大先生蔡元培竟没有自己的房子。

　　在他波澜壮阔的人生中，他选择了什么？

辗转寻求 救治中国的秘方

　　“行在山阴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蔡元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这美好的风景中度过的。

　　虽少年失怙，但家有慈母。母亲仁慈而恳切，激励着蔡元培在旧教育中求学取仕，走着一般士子通常的道路。

　　直到1894年，甲午惊雷，让他感受到民族之痛。依他对家国的赤诚，他让自己成为一个救天下人之病、救国家之病的勇士。

　　虽然救治的方法他也不清楚，就如同割肉救人那样盲目，但他没有后退，他边走边思考：中国的黎明在哪里？

　　戊戌变法中六君子被杀，康、梁远走海外，蔡元培甚为愤懑，离开翰林院，回到故乡绍兴，任绍兴中心学堂总理，即现在所谓的校长。后来成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就是当时学堂的小学生。在这里，蔡元培开始了教育生涯中第一次教育改革，但不久就离开了，随后的几年里，蔡元培仍在教育界，但这时他的目的意在为中国寻找出路，成为一名革命者。其间，他兴办爱国学社、爱国女学，担任中国教育会会长。中国教育会是当时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从事政治活动。在当时的蔡元培看来，破坏旧的社会，暴力革命与暗杀乃是重要途径。蔡元培是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革命手段的光复会的第一任会长，后加入同盟会，在东京习制炸药。有文章记录说，那个时期的蔡元培，大口喝酒，酒酣把碗扔到窗外，去制造炸药。这时候的蔡元培有着“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侠客式的报国情怀。

　　此后，光复会的重要成员徐锡麟、秋瑾都走上了以身许国的道路。但蔡元培更多时候是一名书生，他的救国理念和徐锡麟、秋瑾还是不同，他觉出这种革命的无效，蔡元培后来回忆说：“孑民在上海所图不成，意颇倦。”他更希望通过改造旧的教育塑造新的国民。

　　1907年，年届不惑的蔡元培远渡德国，开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转折，这一转折事关风雨飘摇的中国的走向。

　　很多年后，蔡元培向他的学生说出了自己的发现，这是救治中国的“秘方”。1919年，他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说：“我们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
  

近代教育基石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组阁，邀请留学回国的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最初教育部只有3个人，没有办公场所，蔡元培向出任南京市长的马相伯借了3间空房。

　　1月25日，《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颁布，内容包括小学废止读经、初等小学可男女同校、废止旧时奖励出身等。2月，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提出了实施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大教育方针。

　　当时，临时政府各个部都在安排革命元老，教育次长景大昭是个“不羁的文学家”，不问部事。蔡元培担任迎袁专使到了北京，景大昭突然安排了十几个文学界的人到教育部任职，闹得其他人辞职，蔡元培遂将委任状送还总统府。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对蔡元培不肯提拔党内老同志很不满。但胡汉民也无奈，有人请他介绍进入教育部时，他说：“别部则可，教育部不能。”

　　很快，教育部吸引了当时的英才：范源濂、夏曾佑、蒋维乔、许寿裳、王云五、黄炎培……

　　1912年9月、10月，教育部先后颁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师范教育令》，1913年8月颁布《实业学校令》，对各级各类学校的目的任务、课程设置、学校设备、入学条件、教职员任用等都做了具体规定。

　　子曰诗云的旧教育被推下时代飞驰的“列车”，中国近代教育开始高起点起步。

　　蔡元培认为：“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他倡导教育求远效，要有独立性和超越性，教育要指导社会而非随波逐流。

　　在抱残守缺的年代，蔡元培以超前的眼光为中国教育安放下包含现代教育思想精髓的基石。

　　不久，袁世凯专政，群魔乱舞，一切又慢慢回到从前。

　　蔡元培又辞职，远走法国。

北大重生 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1916年是个不平静的年份。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黎元洪当上大总统，被袁世凯差点浇灭的共和之火又有了希望。

　　冬天，时有大风雪。上海《中华新报》刊发北京专电：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一日抵达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蔡元培是应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回国的。这位他当年的旧部言辞恳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但北大还是老样子，是个“臭虫窝”、“大染缸”。当时有一种说法，说风月场所八大胡同的主要“顾客”是“两院一堂”的“人杰”。“两院”指的是临时政府的上议院、下议院，而“堂”指的是京师大学堂。这就是当时政界和文化界精英的基本状态。

　　对于北大这种状态，几任校长都无能为力。或许是“国事渐平，教育宜急”打动了蔡元培，这与他这么多年来教育救国的奋斗历程不谋而合。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踏入北大，学校校役列队迎接。蔡元培脱帽向校役鞠躬致意。

　　从此，北大这一潭死水掀起大波澜。蔡元培开始了他一生最为辉煌和伟大的教育改革。先生在此，北大重生。蔡元培告诫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以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在学术为天责的前提下，他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随后，陈独秀来了，胡适来了，梁漱溟来了……一时间，北京大学集合了当时最优秀的学术头脑。

　　一个民族的文化、科学等诸领域的精英都会集北大，这所维新变法遗存下来的旧书院摇身一变，成为当时中国现代大学的楷模，成为新思潮旋风的中心。蔡元培会聚无数英才，共同撕破了旧习俗，鼓动着青年们为中国寻找新的方向。

　　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1918年，毛泽东从长沙师范来到北大，成为旁听生。

　　罗家伦说，从文学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这一个大波澜虽然是种种时代的动量促成的，但是当时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是一切动力的发动机……”

　　蔡元培的影响远远不只在教育界，他是引领时代风气的“大先生”。

教授治校 北大自立的法宝

　　蔡元培留学德国，发现德国的大学管理十分民主，“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它的大学是极端平民主义的。”而且，他发现学校不会因为校长的去留而出现教学秩序、教学质量大的波动，因为学校是由教授来管理的，校长和各学科长由教授会公选出来。

　　沈尹默在文章中提到他和蔡元培先生的一次长谈。他说：“蔡先生，这次北洋政府借您的招牌来办北大。到了有一天，您的主张和政府有所不同，他马上会赶您走。”沈尹默建议蔡元培改革要稳，他提议北大成立评议会。“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

　　早在1912年，蔡元培起草颁布的《大学令》中就提出教授治校的相关内容，如第十六条提出：“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

　　但蔡元培来到北大当校长时，北大仍没有评议会，因为当时的教育部始终不允许成立。这次蔡元培据理力争，得到当局的同意。在北大的第一年，蔡元培就制定了《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组建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以让更多的教授议决立法方面的事。同时，北京大学还设立了行政会议，作为全校最高的行政机构。随后，北大评议会决定在在北大各学科（系）设立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工作。

　　从此，旧北大官僚衙门般的管理体制被教授治校的体制所取代。经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的洗礼，北京大学脱胎换骨。

春风化雨 伟大的人格垂范

　　直至今日，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往事仍被反复提起，后人渴望予以复制甚至超越，但人们往往失望地发现，有很多无法复制的东西。比如先生的领袖风范，先生的人格魅力，先生的学问等等，这一切都是北大在那个时代得以辉煌并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的重要因素。

　　可以回顾几个细节：1919年7月27日，蔡元培在日记里记下蒋梦麟在北大演讲时对自己精神的概括，其中说他“温良恭俭让”，可见对蒋梦麟的概括，他是认可甚至有些自得的。他是一位谦谦君子，但仍时有金刚怒目的一面。1922年10月，北大发生了“讲义风潮”，蔡元培的校长室外聚拢了几百名学生，起哄呐喊，要求废除收取讲义费的决定。蔡元培对学生破坏纪律十分生气，他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直到逼得学生慢慢散去。

　　这是他的底线，他理想中的大学唯研究学问为要，既不是从政经商，又不是试验革命的地方。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是以学术为前提。

　　更多时候，先生是个“老好人”，冯友兰、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蔡元培给他们如沐春风般的教诲。大家都知道蔡元培经常写介绍信，哪怕只有一面之缘，只要有一技之长无不相助，其提携后辈之心让人为之动容。

　　从绍兴山阴县笔飞弄走出来，求学、入仕、从教、革命、游学，到回到教育，蔡元培怀着救治病中之家国的热切，努力培养大写的人，为时代营造风气。

　　北大因他而重生，中国因他而改变。

　　美国著名学者杜威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对话】

我们怎样才能更靠近蔡元培

　　■本报记者 张树伟

　　在当下，怎样才能更靠近蔡元培先生？先生的思想、修为、境界能否为我们找到走出困境的方向？记者采访了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张晓唯，他长期从事中国大学史的研究和教学。著有《蔡元培传》、《旧时的大学与学人》等著作。

　　记者：您认为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改革成功的核心经验是什么？

　　张晓唯：历任校长都推动了北大的发展，而蔡先生的贡献是决定性的，他借用德国柏林大学的学校建制、办学理念，强调学术至上。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就是建立在学术至上理念之上的，聘任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专家学者，一切以学术的充分发展为目标，以此成就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根本。在当时的北大，不管教师的社会倾向是激进还是保守，只要确有高深学术造诣，就可以传授其擅长的专业课程。保皇派辜鸿铭讲授英国文学、中学毕业的梁漱溟讲授印度哲学……由此可见蔡先生心胸开阔，学术兴趣广泛，在各学科都能发现顶尖或具潜质的专家学者，而这些均体现出兼容并包是以学术至上为前提的。崇尚学术至上，才有教授治校，才成就了北大的辉煌。

　　记者：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对当时的知识界和社会有哪些影响，为何说他是开时代风气？

　　张晓唯：在五四运动前后5年时间里，蔡元培成功地革新了北大，他的办学理念也深得高等教育界，乃至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效仿。其实，他所创造的“北大神话”的影响力绝不仅限于一时一地。

　　蔡元培之后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在任期间始终奉行蔡先生的办学理念和主张。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抗战后期筹划复校时重温蔡元培的经验，刻意模仿。竺可桢主持的浙江大学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誉为“东方剑桥”，竺可桢在日记中申明，自己办学乃遵循蔡先生当年的办学路径。可见，尽管蔡元培主持北大只有短短5年，他却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也影响到后来中国各类高等学府的发展取向。

　　据梁漱溟忆述，五四运动前后，热衷政治的梁启超受到蔡元培革新北大风气的影响，转而讲学议政，以至回归学术生涯。孙中山先生也从北大改革中受到巨大启发，认识到思想学术带动社会政治变革的内在关联，他后来大力改组国民党，采取切实举措，为国民党注入新的活力。可见，北大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影响到中国社会层面的变化。

　　记者：蔡元培还是一位大学问家，现在有些人强调校长的职业化，您觉得校长的学术能力和学校管理有何联系？

　　张晓唯：尽管外界对蔡先生的学术成就见仁见智，但他一生追求学问，钻研哲学，提倡美育，探究《红楼梦》，热爱自然科学，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独到的眼光，而这正是一位校长办好一所大学的首要前提条件，至于行政管理能力似尚在其次。现今的一些校长强调职业化，追求纯粹的行政管理，本身并不具备高深学术素养，满足于以官员身份管理大学，他们对大学的管理越来越偏向行政本位。我们知道，西方的大学校长经由教授会推选，大多为某一学术领域的翘楚，因而能够在科学研究、人才引进、课程设置等方面采取尊重学术发展的举措，立足学术本位。民国时期的著名大学至今仍受追捧，应与当年的办学者力求“仿世界各大学之通例”有很大关系。

　　记者：您对践行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有什么好的建议？

　　张晓唯：人们赞扬蔡先生在北大的办学实践，往往比较偏重于总结办学的具体做法，而容易忽略蔡先生本人的人格魅力、学术追求，即北大改革所特有的蔡元培个性色彩。蔡先生的学术追求值得现今大学校长学习。1921年，蔡先生刚从欧洲考察归来就给北大学生开课，讲授美学和美育，彰显他的学术追求以及作为大学教师一分子的本分。人们比喻评说，他是教师群中的“一只羊而非牧羊人”。

　　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我们应该优先选择学者来担任大学的领导职务。大学毕竟不同于行政单位，身为大学校长，应该有大学者的追求和气度，如果完全脱离教学科研，不接地气，就无法做好一校之长。

　　记者：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期间，当权者多次更换，他也曾多次辞职，如何看待蔡先生和当时教育主管部门的关系？

　　张晓唯：就蔡元培先生一生而言，可谓亦学亦政。客观地讲，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能够卓有成效地推行下去，与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态度也不无关系。教育部肯放权给蔡先生，不干涉学校内部事务，这是蔡先生能够放手推行自己的办学理念、使北大引领一时风气的先决条件。当时的教育部长如傅增湘等总体上支持和维护蔡元培校长，只是希望他能做些微调，顾及一下反对者的声音而已，并不强力干预。过去我们片面认为当时教育主管部门站在蔡元培先生的对立面，是阻碍北大改革的势力，这恐怕需要重新认知。蔡先生曾说过：合则留，不合则求去。他的留任与辞职，实际上是有合与否这个条件的。对此，后人却忽略了。

　【印象】

我是祖父的追随者

　　■口述 蔡磊砢 采访整理 张树伟

　　北大是我们每个学子心中向往的地方，对我而言，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里是我祖父生活过、当过校长的地方，我在这里感受到他留下来的特别的气息。

　　祖父对子女的要求是“要立志，做大事”、“学有专长，造福社会”。父辈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均有所成就。大伯伯是畜牧兽医专家，二伯伯是法国国家级物理学博士，曾获得法国国家科学院颁发的奖章，大姑姑擅长油画，是中国美院教授，三伯伯是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小姑姑在中科院工作，父亲是航空航天领域的高级工程师。父辈们对工作秉持着高度敬业的精神，在生活中又表现出高尚的道德品质，这与家庭环境的熏陶是分不开的，这可以说是先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祖父对子女所学专业的选择没有严格的要求，父亲对我也同样没有要求。最初，我因为兴趣选择了外语专业，毕业在高校工作后，继而萌生了研究高等教育的想法，于是我便考进北大教育学院继续学习。其实现在想起来，这种感召或许来自小时候的经历。我虽然从没见过祖父，但家里有关祖父教育思想的书籍伴随我长大。或许正是年幼时有意无意的阅读，最终引导我从事了教育方面的研究。

　　我现在主要从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研究，尤其关注祖父在北大的改革以及北大的发展历史。就这样，我成了祖父的追随者。当然，研究自己的先辈总会怀有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心态，其中有自豪，有景仰。当然，我希望自己成为客观的研究者。

　　祖父就任北大校长之时，北大官僚习气浓厚，教员多为资深官僚，学生们受旧思想的束缚，将大学视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因此，在就职演说中，祖父对北大学生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抱定宗旨。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希望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二、砥砺德行。希望学生以身作则，力矫颓俗。三、敬爱师友。学生对待教职员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同学之间，应互相亲爱。

　　在北大改革中，祖父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他主张，“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任他们自由发展”。为了扭转北大的学术风气，祖父凭借其渊博的学识，融合中西文化的眼界，以兼容并包的用人方针，使北大聚拢了一批学有专长的教授。学生摆脱了旧思想的束缚，研究学问的兴趣得以激发，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开始形成，成为吸引一代又一代北大学子的独特传统。

　　对于祖父人格的伟大力量，冯友兰曾说：“蔡先生的教育有两大端，一个是春风化雨，一个是兼容并包。依我的经验，兼容并包并不算难，春风化雨可真是太难了。春风化雨是从教育者本人的精神境界发出来的作用。”

　　祖父通过一些小事告诉学生如何成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这种细微的东西对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傅斯年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祖父到北大的第一年，同学们在墙壁上贴匿名“讨伐”的告示，讽刺某位有点小官僚的同学。过了几天，祖父在大会演说中指出这种做法欠妥当：“大家对某君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匿名揭帖是不合做人道理的，受之者不易悔改，而施之者为丧失品性的开端。”匿名帖子随之慢慢绝迹。

　　祖父在北大的改革提醒我们，大学在每个时代都有自己要承担的关乎时代的东西，但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大学的根本宗旨，即坚持学术至上的原则。他给那个时代的人们以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打破了传统的种种权威，引导了新的风潮，也给时代的转折带来新的可能。

　　（蔡磊砢系蔡元培孙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师）

　　《中国教育报》2013年3月30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