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型伟：在教育世界里活了两辈子

吕型伟85岁时家中留影。崔益军 摄 

　　■本报记者 沈祖芸　 

　　7月17日，上海华东医院。著名教育家，原上海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吕型伟完成了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所有使命，安静地离开了，享年95岁。　 

　　获悉吕型伟过世的消息，上海市教委巡视员尹后庆十分悲痛，当年吕老提携后生的情形又一幕幕地出现在眼前。他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一段缅怀吕老的文字：“他是一位把人格魅力、生命感悟和精神追求完臻地糅合成教育睿智的世纪老人。从独自撑起一所乡村学校到运筹跨越世纪的教育变革，他始终在宽广的现实背景和历史跨度中，用思想引领实践，用行动把握未来。”　 

　　吕老是一位豁达宽广的人。在他的晚年生活中，每每精神矍铄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并思路敏捷地引领着教育前行方向的时候，大家都会感慨：一位耄耋老人的思想为何如此前沿？而吕老也总是风趣地回答大家：“我是拥有两次生命的人，70多岁时突发脑溢血后，医生从我的脑袋里‘放了血’，被‘洗了脑’之后的我出现了一连串的‘新现象’，黑头发长出来了，老花眼不见了，吃得下、睡得着，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话音刚落，全场掌声，大家在感佩中寄托着无限祝福：“愿您在教育的世界里，精彩活上两辈子”。　 

　　传奇的教育人生　 

　　吕型伟常语出惊人，他常说：“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否则怎么出思想、出人才？”　 

　　1918年，吕型伟出生于浙江省新昌县大明市镇藕岸村，父亲早早去世，靠母亲一人维持生计。但这位乡下母亲却非常有眼光、有见识，她咬紧牙关也要供孩子读书。　 

　　8岁，吕型伟入小学；13岁，考取了浙江省新昌中学。他从小就喜欢阅读，读中学时，校长见他喜欢读书，干脆就把学校图书馆交其管理。于是，他几乎是在图书馆里度过了自己的中学生涯。　 

　　“那时，我们不想考高中，我们想到苏联去，1935年看到邹韬奋写的《萍踪寄语》，我一看，世界上还有那么一个好地方，三个人说好了，找个工作筹点钱，从新昌步行到苏联去。于是我去办了一个小学，那时我17岁。”　 

　　17岁的吕型伟才初中毕业，就只身一人来到白岩村的山沟里，经过挨家挨户地上门宣传，居然招到了81个学生，借了一座破庙作校舍，办起了白岩小学。学生最小6岁，最大的18岁，比吕型伟这个当老师的还大。吕型伟说：“是我办的，我就当上了校长，但是这个校长是没人可以领导的，就是我一个人，校长我当，教师也是我当，烧饭也自己烧，打铃也自己打，就是这样一个大校长。”　 

　　一年以后，吕型伟终于明白走路去苏联的想法是幼稚的，而且感觉自己这个娃娃校长当得也不太像样，于是有了进一步求学的念头，但教育救国的思想却深深地扎下了根。　 

　　“我的经历中唯一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先当校长，后当教师。”1946年吕型伟大学毕业，来到了上海，他在地下党开办的省吾中学教书，并加入了共产党。　 

　　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吕型伟奉命与教育家段立佩一起去接管国民党势力很强的市东中学。当时，全市有26所公立学校，其中市东中学的政治情况最复杂。校长姜梦麟是国民党上海市三青团的头面人物，每天坐着黑色汽车威风凛凛地出入学校，保镖带着手枪跟在后面。　

　　后来，姜梦麟投降，但国民党不少骨干分子依然隐藏在师生中伺机作乱。6月30日，段立佩、吕型伟正式上任，接管大会开得很顺利，那天吕型伟穿了一套西装，坐在底下的师生都很诧异，为什么共产党派来的校长没穿军装呢？谁曾想眼前这位校长可是从浙江大学师范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年仅30岁的吕型伟早在14年前就当上了校长，只不过那时是自封的，现在可是陈毅市长任命的。　 

　　当进步力量逐渐控制了局面之后，就开始公开建团、建党，要求进步的学生越来越多，上海的中学中最难攻克的国民党堡垒被完全攻克，获得了新生。　 

　　上世纪50年代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吕型伟没日没夜地搞教改，抓质量，亲自上课示范。当时因为学校容量有限，为了让更多的劳动人民子女上学，吕型伟费尽心思，创造了一种“三班两教室”的办学模式，就是用30个教室招收45个班级的学生。每个学生一周有两天全天上课，另有4天是半天上课半天活动，这样既能用足校舍，又能保证教育质量。结果这一做法迅速在全市推广，全市在不增加校舍的情况下，多招收了近1/3的学生。吕型伟在市东中学当了7年校长，使这所学校成为上海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　 

　　吕型伟回忆说：“我的学生统计起来大概上万吧，有两点：第一，我还没发现在‘文革’中上窜下跳的学生，第二，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发现成为腐败分子的。我培养的学生基本能做到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　 

　　当校长出了名的吕型伟1956年起被调到上海市教育局，做市教研室主任、普教处处长，一直到副局长。有人替吕型伟打抱不平，这么有才干的他为什么官没有做得更大些？有人说他生不逢时，因为“文革”结束时吕型伟已60岁了，也有人说他个性太强，得罪了不少人。吕型伟自己却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把手都在抓政治运动，我倒是有机会一直在搞教育改革，这反而好，我首先是个教育工作者，而不是官员。他深入基层培养教师，手把手地辅导他们，像于漪、高润华、袁榕、倪谷音等这些全国著名的教师、校长，都是吕型伟发现并一手培养起来的。　 

　　吕型伟常说：“我这个人喜欢动，在位的时候也喜欢往下跑，办公室不太坐的，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在大大小小会议上讲话，人家也喜欢我讲，讲真话、实话，不讲官话、套话，讲的都是业务上的事，所以我觉得我是个业务干部，不是政治干部。”　 

　　吕型伟喜欢说话，忍不住就要表态，他说话有人爱听，也有人不太爱听，因为他常语出惊人。他常说：“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否则怎么出思想、出人才？”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教育迎来拨乱反正的“春天”，百废待兴。1978年冬，吕型伟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到法国访问，以后接连去了日本、美国考察。国外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和技术拓宽了吕型伟的眼界和思路，他把课堂教学称为传播知识的第一渠道，将课堂教学以外的信息渠道称为第二渠道，提出二者应该并重，于1983年发表一篇题为《改革第一渠道，发展第二渠道，建立两个渠道并重的教学体系》的文章。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从上海市到教育部，不少教育界的领导公开表示反对。吕型伟又写了一篇《再论两个渠道》，寄到教育部主管的理论杂志《教育研究》。主编拿到文章，不敢做主，请示刊物主办单位中央教科所的所长。所长看了后说：“老吕是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我也是副会长，我没有资格审查他的文章。”主编只得又将文章送给分管刊物的教育部副部长，副部长觉得文章没有错，但不便表态。绕了一大圈，最后主编狠狠心：发！文章一发表，立即引来一番争论。　 

　　当时，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学生念的是一样的教材，考的是一样的题，叫做“一纲一本”，下面无权改动。吕型伟觉得，中国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用同样的课程和教材来教，又用同样的考题来选拔，显然不科学。当时他担任全国教育部课程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在一次讨论全国课程教材的会上，他正式提出了“多纲多本”的主张，当场就有人反对。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最后达成妥协：搞“一纲多本”，即教育部制定统一大纲，在大纲指导下可以编多种教材。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教材可以自己编，但高考还是全国命题。如此，新教材怎么编？编了谁敢用？吕型伟为上海教育作出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想方设法争取到了上海高考自主考试权。到2002年，上海获得高考独立命题权17年之后，北京也加入了高考自主命题的行列。至2006年高考，全国共有16个省市试行自主命题，占居全国省份的半壁江山，“全国一张卷”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吕型伟敢为人先、敢于探索的精神，在中国教育界有口皆碑，正是其开放且包容的胸怀，刚毅且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有力地促进了上海乃至全国教育的发展，可以说上海的教育史铭刻着吕型伟浓厚的个人印记。

　　前沿的思想高地　

　　现在是地球变暖了，人心变冷了。德育是未来教育的最大难题，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担心，是个国际性的问题。　 

　　虽然这位人称当代基础教育“活化石”的老人，早在20年前就离休了，但吕型伟仍一直活跃在中国基础教育的阵地上，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在思考着中国基础教育何去何从的问题。　 

　　吕老对教育的研究是从研究蚂蚁开始的。　　

　　他从小就喜欢研究蚂蚁，后来从事教育工作，就开始观察和研究人的特性了。蚂蚁当然不能与人相提并论，但蚂蚁很聪明，它同人类一样，是一种组织严密的社会化动物。作为教育工作者，研究对象就是自称为万物之灵但又未脱动物共性的人。人类一贯妄自尊大，不愿意把自己同小动物混为一谈，但往往被自己营造的光环所迷惑，使教育步入歧途。比如当前的独生子女现象，家长们认为他们的孩子个个都是天才，长大都能当总统。但如果我们能还人类特别是儿童一个本来面目，我们也许会更客观、更理智地认识儿童，从而使教育工作更符合客观规律，更有实效。　 

　　他说，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教育正面临重大而深刻的复苏。一种崭新的教育将在世界诞生，从而取代产生于工业时代一直沿用至今的教育模式。这种新教育模式将建立在两个全新的基础之上，其一是信息技术，其二是脑科学。一个是教育的物质基础与外部条件；一个是人类对自身的发现，可以说是内部条件。两者结合，将使教育产生一个飞跃，最终使人的潜能得到极大开发。　 

　　他认为，人们只知道有金矿、银矿，却不知道还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比金银更宝贵的“脑矿”。21世纪教育的最高目标就是使“脑矿”得到最有效、最充分的开发。人脑有140亿个神经元、9000万个辅助细胞，能储存1000万亿信息单位，相当于5亿册图书。显然，这个矿目前远未得到开发。人除了大脑，还有一双被科学家称为“第二大脑”的手。就是这两个器官，使人类与其他动物拉开了差距，值得好好研究。　 

　　当谈到未来教育发展问题的时候，吕老最担心的总是德育问题。　 

　　他有这样一段话让人印象深刻：“现在是地球变暖了，人心变冷了。德育是未来教育的最大难题，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担心，因为这是个国际性的问题。如今人类可以享受科技带来的成果，可以让飞天不再是梦想，可以克隆自己的生命，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那就是德育。目前人类的道德不是在进步，而是在滑坡。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总是想我们的教育成果到哪里去了？”　 

　　他认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德育工作效果不明显，主要原因是德育工作者观念保守，对道德内涵的理解太狭隘，而且充满功利主义思想，忽视了有深厚积淀的人文精神基础；方法简单，形式主义与浮躁现象充斥，满足于短期效益。　 

　　他风趣地打着比方：你们见过农村田地里用的薄膜吧！外面天寒地冻，里面温暖如春，薄膜为农作物创造了适宜的生长环境。德育工作也是一样，要给孩子创造适宜的好环境，要营造人才成长的小气候。可以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社区入手，营造一个优良的小环境，就像大棚一样，让“小气候起大作用”。　 

　　近年来，吕老一直在思考创新的问题。他说，在改革与发展的大潮中形式主义与浮躁的现象相当严重，我称之为浮肿病与多动症，口号不断翻新、模式层出不穷，仔细去检查一下，除了向你展现那一点形象工程以外，大都是文字游戏，其实一切照旧。我也曾说过这一场教育改革如果最终失败的话，原因大概就出自上面讲的两种病。病因是多样的，有的是为了出名，有的是出于无知，好像田径运动员，不知道世界纪录是多少，却自吹自己破了世界纪录，岂不要让行家笑话？　 

　　基于这样的忧思，他向时任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顾泠沅建议，希望参与教育部重点课题“面向未来的基础教育学校研究”课题组的同志要学习一点教育史，主要是教育思想史，特别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代表作。　 

　　他常常感慨地说：“我虽然也努力学习教育理论，也努力在第一线实践，并力图有所创新，但现在回过头看，真正创新的、超越前人的几乎没有，我只是不停地学习、实践、探索，在传统派与现代派之间摇摆，如此而已。我深感进入信息时代与脑科学时代，教育肯定会有重大突破，从理论到实践都会有所突破，可我已没有机会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这一代，希望你们第一要学习，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第二要实践，要自己去办学；第三要多调查，多到处看看；第四要关心社会的变革与其他科学的发展，“教育思想常常出在教育以外”。

　无尽的生命延续　

　　他的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辈晚生，他的生命在更多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们身上延续。　 

　　一个教育工作者最大的生命价值是什么？就是他的思想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辈晚生，就是他的生命在更多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们身上延续。吕老就是这样一位令人高山仰止，却又永远让人去学习和追随的教育家。　 

　　在吕老晚年，他将自己横跨5个“五年计划”的教育部重点课题“面向未来的基础教育学校”交到了顾泠沅手中。顾泠沅感受到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不敢懈怠地继续前行。　 

　　说起吕老对他的影响，这位上海教育功臣动容了。他说，首先是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吕老强调人的自主创造精神，认为不能在物欲和规范之间，泯灭了人的创造与个性。我曾经问过吕老这样一句话，“你有过仇人吗？”他说：“没有。”我知道，他在“文革”中也有过委屈，但他付之一笑。吕老为人为学的指标，可谓“和而不同，为而不争，宠辱不惊”。　 

　　其二，把教育事业和做学问联系在一起。当前的教师队伍，吕老的评价是“三有三少”：“有专业，少文化；有学科，少功底；有责任，少魅力”。在中国教育发展的节骨眼上，吕老都有自己的说法，疾风所至，锐不可当。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开发潜能，发展个性，教育社会化”的主张。针对教育界的形式主义与表面文章，吕老形象地指出三点，“浮夸、浮躁、浮肿”。对一些所谓素质教育的做法，吕老讥之为“多动症”，提出“基础教育必须返璞归真”的主张。他的文章不长，但都是干货。面对新世纪的中国教育，他指出其三个方面的症结，“应试至上；道德危机；人才出不了”。在教育部会议上语惊四座，“发展是硬道理，但硬道理也得讲道理不是？”吕老不赞成教改上搞“一刀切”，他认为，“学校教改应该是多样化的、原创的、立足自身的”。不规定预定的路线图，提倡“摸着石头过河”，不赞成盲目跟风。　 

　　其三，读书与云游。吕老做学问和我们不一样。两个特点：一读书，二云游。看很多书，野书和闲书，广读博览。80岁以后，仍然把读书看作人生的第一乐趣。吕老读书，并不拘泥于教育，从经济到文艺，广泛涉猎，寻找教育灵感。他说：“校长要具有教育思想，工夫在教育学之外。”前些时间，吕老还在研读两本书，《不确定性的科学》和《教育学的迷茫》，还在思索，如何从教育制度的视角去分析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创造力。　 

　　其四，豁达乐观的胸怀。在吕老90岁高龄时，医生不允许他出来，但他还是喜欢去学校。关于他的长寿，吕老有段诙谐的说法：“为什么长寿？第一，是要睡过棺材；第二，是开过颅。”当年在安徽搞土改，没地方睡觉，吕老是在一口棺材里睡过觉的。睡过了，就不怕了。前几年，吕老曾经做过一次脑外科手术，脑袋上凿了一个筷子眼大的小洞，手术很成功。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吕老认为，教育是一个“不确定系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然后说，“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石头在哪里呢？”他用风趣幽默的话语提出了最关键的问题。回答别人提问的时候，吕老用这样的三句话来概括自己的一生：“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我做过不少蠢事，一些错事；我还在探索。”吕老说的探索，不是空话，他研究教育史，注意到了教育史上的“钟摆现象”，找出了几组核心的矛盾，给出自己的结论——“在四对矛盾之中，寻找中间地带”。　 

　　顾泠沅的感悟代表了很多教育工作者的心声。吕老的为人为学，意境深远，理论恢宏。继往不守成，创新有所本，一个有生命的思想在延续，生生不息。

　教育主张　 

　　上世纪50年代首先提出创办工读学校。　 

　　1978年，在上海重建青少年科技指导站。　 

　　1979年，针对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弊病，提出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并在上海办起七八十所职校。　 

　　上世纪80年代，在上海南汇等郊区县开展农村教育改革探索，提出“农（业）科（学）教（育）统筹，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结合”的观点，被中央接受。　 

　　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健身体育，反对单纯的竞技体育。　 

　　1984年，为了配合课程改革，为上海争取了高考自主权。　 

　　1984年，建议把“三个面向”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推向全国。　 

　　从1985年始，探索面向21世纪的教育模式，逐步在全国18个省市建立了教育试点示范学校，开展实验近20年。　 

　　1991年，提出

怀念我和吕老的深厚友谊　

　　■顾明远　

　　17日上海来电话，说吕老去世了。我先是为之一惊，然后感到无限悲痛。我们失去了一位睿智的教育家，一位良师益友。虽然早已知道他近年来身体欠佳，常住医院，但总想他这样乐观豁达的人一定能战胜病魔挺过去，没有想到这么快就离我们而去。痛哉！哀哉！　

　　去年12月19日，我到上海华东医院去看望他，那时他精神很好，说自己没有什么毛病，但医生不让他出院，只在节假日回到家里。他的床头柜、窗台上摆满了书籍和报刊杂志。他什么书都看，一直感叹住在医院里“寂寞啊，寂寞啊！”吕老本来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一生为教育奔波，过了耄耋之年，还领衔未来教育综合改革的课题，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具体指导学校的教育改革。现在把他关在病房里，哪能不让他感到寂寞？　

　　我和吕老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他是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我是学会的学术委员，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特别是1986年春天，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组织师范教育代表团到日本考察，吕老是团长，我是副团长，一个多星期的一起生活使我更加认识了这位睿智、豁达、风趣的教育家。他会给我讲许多他经历的故事：他17岁中学毕业就在家乡浙江的山区学校当校长，后来上了浙江大学，参加了地下党。他会告诉你，解放前夕怎么巧妙地与国民党作斗争。他还会告诉你，解放后他曾带领上海的教师去参加土改，因为没有正式的住处，曾经一个人住在寺院中的寿材里，他风趣地说，“我是睡过棺材的”。说到风趣处，让你忍俊不禁。　

　　大约是上世纪末，他在家乡新昌参加母校的校庆，忽然头晕，说话也语无伦次，去医院发现头颅渗血，经过引流、清洗，很快就恢复了。他病后照样到处跑，看见我们就说：“我是被洗过脑的，现在新头发又长出来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乐观风趣的人。　

　　吕老是一位教育思想家，他对教育有三句极为精辟深刻的话，他说：“教育是事业，其意义在于奉献；教育是科学，其价值在于求真；教育是艺术，其生命在于创新。”多么精辟！　

　　吕老是一位教育实践家，他一生就是在践行这三句话，吕老七十多年来，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的实践，他担任过小学教师、中学校长、教育局长，从事过教育研究工作，而且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吕老是一位教育革新家，他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提出许多教育革新的思想。他常常讲，教育是未来的事业，要向前看，考虑未来的教育。他把他的两本教育文集都起名为《为了未来──我的教育观》、《一生为未来》，充分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　

　　我和吕老有着深厚的友谊。可以说，我是在吕老的信任、指导、帮助、支持下成长起来的。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编纂《教育大辞典》的工作。1986年11月5日至9日中国教育学会在武汉召开学术会议。会长张承先、副会长刘佛年和吕老提出编纂一部教育大辞典，并且提出让我任主编。我开始不敢接受，怕不能胜任。他们认为此项工程巨大，需要年轻力壮的学者长期努力完成，因而鼓励我把这个重任担任起来。这部书从分卷到增订合卷本共用了12年的时间。吕老作为领导小组成员，大辞典每次开编委会、审稿会都来参加，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使《教育大辞典》顺利完成。　

　　2000年中国教育学会因张承先会长年事己高，身体欠佳，需要换届。又是吕老一再建议我来担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这十多年来，他经常参加学会的活动，不仅给学会活动给力添色，而且是对我个人的极大支持。我们虽然年龄相差十来岁，但真算得上是忘年之交，我们不仅有相同的教育实践经历，而且我们有共同的教育理想和教育理念。我们的友谊就是建立在这种共同信念的基础上的。现在吕老走了，我们悲痛，但是寿无金石，我们只有努力工作，薪火相传，使吕老的精神永存。　

　　（作者为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教育报》2012年7月20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