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本科生上课的“将军级教授” ——记首届全国教学名师、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邹逢兴

　　早上7点58分，国防科技大学101教学楼，宽大的阶梯教室里，64名身着军装的同学，分6排坐着；桌上，清一色地放着教材《计算机硬件技术及应用基础》；7点59分，一名个子不高、身板挺拔的中年军人昂首走进教室。学员队长报告、学员起立敬礼后，中年军人开始了他激情昂扬的讲课。

　　这个满头黑发、看起来比较年轻的军人，就是首届全国教学名师、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邹逢兴。其实，他今年已经67岁了；这三尺讲台，他已经整整站了43年。

　　“一本书改变了我的命运”

　　6月27日，记者从头至尾一字不落地听完了这节课，尽管听不太懂，但是邹教授飞扬的激情、精美的PPT、整洁的板书，特别是整整50分钟里他不停地走动、热情的手势，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哪像60多岁的老人啊？”“还是享受将军待遇的三级教授呢。”下课了，记者听到前面两个男生悄悄说。

　　这两个大二学生说得不错，67岁的邹教授，是学校为数不多的三级教授（享受军级待遇），更是如此高龄仍给本科生上课的唯一教授。

　　43年前，学导弹控制专业的邹逢兴，从“哈军工”毕业留校任老师时，并没想到自己一辈子就是站讲台。曾经，好强努力的他，科研做得非常棒，是学校最早从事科研的教员之一，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为铁道部和朝鲜平壤地铁成功研制了“内燃机车速度表转速表自动校验台”，在全路推广应用。他还是全校第一个拿到首批“863”项目的教员，并在全国第一个开展数字化部队与数字化战场方面的立项研究。

　　“一本书改变了我的命运。”课后，一手粉笔灰的邹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邹教授说的这本书，名为《微型计算机接口原理与技术》，那是在20年前，计算机还是个稀罕物，大学教材根本没有，邹逢兴就将英文教材翻译成讲义，后来国内也有高校编著了中译版，但两者所用的背景样机都还停留在80年代初的水平，明显落后于微机技术发展潮流。

　　邹逢兴想自编教材。

　　几次申请，没有得到响应。“人家名校已经编了现成的，谁还会用你的。”有人劝说。

　　邹逢兴坚持。因为此前的1985年，他就在全国率先开设了“微机接口技术”，几年来，他边上课边总结边到图书馆查资料，还抓住出差开会等时机向专家同行请教，学校一台全新的进口教学样机也被他拆装了无数次。终于，1992年，一本以先进机型为背景的、起点高、内容新、实用性强的教材正式出版。当年便被清华大学等诸多知名高校采用，并获第三届全国电子类专业优秀教材一等奖。

　　邹逢兴一发而不可收，到记者采访时止，他已先后编著出版教材36部，这在全国高校教师中尚不多见。

　　此后，邹逢兴一心扑在教学上，最多的时候，全校的计算机基础课只有他一个人上，一天6节。43年里，他从没因为任何原因耽误过一节课。腰椎间盘凸出，他带着护腰上讲台；开会出差，他凌晨三四点也要赶回，为的是第二天的课。“三尺讲台就是我的人生耕地。”他对心疼自己的老伴说。

　　去年9月底，老伴到北京照顾待产的女儿，他一人在家做饭，不料煤气突然爆炸，蹿出的火苗将他严重灼伤。当时正逢学院制定新的人才培养方案，作为专家组成员，他负责方案的审查和修改，同时，他任教的班级，课程学习也进入了关键时期。被送到医院住院的他，无法下床，就叫学生找来一张小桌子架在床上，白天修改方案，晚上叫来代课的教员反复叮嘱教学要点和注意事项，还抓紧时间修改了年轻教师罗兵的教学论文，几天后伤口未好又提前出院。

　　教材的成功，奠定了邹逢兴在全国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教学中的地位。

　　国防科大的计算机，举世闻名。但灿若星河的“银河”团队中，没有邹逢兴的名字。“‘银河’专攻制造，我主要是教基础课，教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学习对计算机的应用。”邹逢兴说。

　　但是，“银河”团队曾经请他加盟。邹逢兴婉拒。不仅如此，在他43年的从教生涯中，有许多次改行的机会，他都放弃了，就在去年，得知他已过退休年龄，一家地方高校以30万元年薪聘请他“每周只过去看几天”，他依然不为所动。“我就爱这三尺讲台，一辈子能干好一件事就不错了。”一辈子最高“官级”只当到教研室副主任的邹逢兴说。

　　从教43年，邹逢兴先后讲授过15门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每门课每次评价，全部为A类课！“简直是在玩艺术。”学生们评价说。但是他们不知道，为这“艺术”，邹教授付出了多少心血。

　　邹逢兴不是学计算机的，之所以能把这十几门课上得出神入化，得益于他不断学习。每上一门课，他会找来多达几十种参考书进行研读。一次到广州出差，同行的老师发现，仅有一次的逛街，他提回来的是十几本参考书。2010年他到香港参加学术会议，发现港大和香港理工大学的本科专业实验课极有特色，回来他就运用到自己的教学中。而每次上课前，不管这门课讲了多少年，他一定还是重新备课，每年的课件都有不一样的版本。一次年轻教员小薛去邹教授家，正碰上邹教授在修改《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第一章的课件，邹教授想加一些新的CPU的内容，这些当然是教材上没有的，于是小薛帮着他在网上找了些资料。本以为帮了老师的忙，没想到邹教授更忙了，对这些资料一一核对，又是查阅相关书籍，又是上官网核对，还反复验证才算通过。

　　一次，有学员向他反映，教材上对于指令驱动计算机工作这一原理只是简单地从宏观层面进行了描述，看不见摸不着，学完之后还是似懂非懂。邹逢兴就琢磨着能否用动画的形式来解释这一原理，而当时，这在全国尚无先例。已过花甲之年的邹教授，硬是拜自己的学生为师，从最基础的软件学起，连续加班半年多，终于，一本厚厚的教材变成了一页页生动的演示文稿。

　　其实，邹教授教学，不仅仅是认真备好每一节课，更多的还在于他不停地创新教学方法。早在30多年前，他就独创研教结合教学模式，带领学员边学理论边做设计边研制；之后在讲授“数字电子技术”这门课时，又变传统的封闭验证性实验为开放综合设计性实验——这项改革说起来一句话可以概括，但真正实践，难度相当大：课表要大动，实验模式和实验题目要重新设计，实验室要全面开放，工作量成倍增加……邹逢兴领着同事们硬是将这些难题一一克服，如今，这项教学改革已演变成风靡全国的“大学生电子制作竞赛”，至今已举办10届，成为我国高校大学生四大赛事之一。

　　由于种种原因，曾经有一段时间，邹逢兴的“计算机硬件技术与控制系列课程”团队，只有他一个人，后来慢慢发展，团队成员增加到32人，团队也成长为国家级教学团队，还拥有两门国家级精品课程。

　　“他是把团队当家建。”他的同事、系政委陈万林说，邹教授团队学历层次、教学实力，实事求是地说，都不是最优秀的，但邹教授硬是以自己的实干精神、模范带头作用，带出了全军闻名的优秀团队。

　　“每天深夜，灯光亮到最晚的一定是邹教授。”教研室主任徐晓红说，经常加班到12点，是邹教授的工作状态，有一次连续几晚加班到凌晨三四点，楼下值班员都有意见了，最后邹教授带团队成员将“阵地”转移到家里，才最后完成项目。“我们三四十岁的年轻人都受不了，何况他60多岁的老人了。”

　　青年女教师周云，是1993年从研究室岗位转为教学的，刚接手时有些不适应，就经常向邹教授请教。有一次谈到一个问题，正好邹教授的书稿上谈到过，邹教授就拿出自己的手稿与她一起探讨。“我当时非常震惊。”20年后谈起当年的情景，周云仍印象深刻，她说，那本手稿，纸张很薄，上面浸满了汗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符号、笔迹，“肯定是反复修改过的。”周云说，后来大家对那本书评价极高，“我在心里想，这样写出来的书，不好才怪呢。”

　　十几年前，刘亚东还是邹教授的大三学生，作为课代表，那个暑假，小刘留在学校准备毕业论文，“我看见，热浪滚滚的教研室里，邹老师独自一人在进行课程设计，桌上的一瓶墨水，一个多礼拜就用完了，桌上的稿纸和图表，摞起来像小山一样。”

　　邹教授对团队年轻教员要求非常严格，首先进入这个团队必须有一定的教学水平，且有相关专业三年以上的科研经验；正式上讲台前，必须全程听自己上课，并做课程辅导至少两个学期。“2010年春季我跟课近一个学期，深有感触。”青年教师曹聚亮举例说，刚开课一周，邹教授在课前与学生沟通时得知“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的先导课程“数字电路”安排在同一个学期的后半期，致使课程部分内容教学难以开展，他就临时给学生补上两节“数字电路基础”，“没有备课也没有讲稿和课件，一支粉笔他就讲得头头是道，条理清晰，这功夫……”

　　因为名气在外，这些年来，邹教授接到很多编写教材的任务，许多次，他都是组织团队成员一起编写。一些人说，内容都差不多，随便搞搞就可以了。但邹教授不是这样，每次他都是先花大段时间思考酝酿提纲，写出教材的章节安排、内容重点等基本结构，之后组织大家集中讨论，年轻同事们交上文稿后，他先让大家交叉审稿，之后自己还逐字逐句复核。“其实自己写要容易得多，但年轻人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了，我辛苦点，值得。”邹逢兴说。（记者 李伦娥 通讯员 李治）

　　■短评：宁静背后是致远的追求

　　邹逢兴作为我军最高科技学府的教授，有机会也有实力加入被常人认为更“实惠”的重大、尖端科研行列，但他选择了坚守默默无闻的三尺讲台。这份坚守可谓宁静。然而，这份宁静是有内涵和作为的。针对落后的教学内容，他致力于瞄准前沿编写新教材；发现教学方法陈旧，他率先探索践行先进教学理念、采用现代教学手段；学生在学业和生活上遇到困难，他关心备至。邹逢兴用一份宁静同样创造了不凡业绩：“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全国教学名师”，解放军总政治部还把他树为全军突出典型和新时期教书育人楷模。但这些并不是邹老师所看重的，他常说“学生就像璞玉，需要倾注心血，精雕细刻，方成大器”。教书育人，让学生成才，才是他致远的追求。

　　《中国教育报》2012年7月10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