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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清末国门被开至民国年间，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救亡图存之困境，“文化地狱感心态”与左翼“革命主义”思潮并行疯长，遂使19—20世纪中国的“历史的天空”，成为“革命的国度革命的世纪”。置身其中的学校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毋用说其政治教育，甚至连学校教育本身也都政治化、革命化了，堪称“以政治为教育”。在“必须充当”与“主动担当”这对结构与行动的二重奏中，诞生了“革命的北大”。国民党执政后亦在全国各级学校普遍实行党义教育，政治教育奉行党的主义，以党治国、治教，一切政治教育设施，以党为前提。国民党这种寄望巩固其永久一党专政之地位的教育盘算已然落空，留下的问题值得后人深思。 关键词：社会转型；革命；政治教育；革命的北大；党义教育 一、革命的国度革命的世纪 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国门被西洋人用坚船利炮轰开，世界列强大举侵略和瓜分中国，中国进入了被当时的权臣李鸿章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特别是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曾经的“老师”败给了“学生”——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堪称“中国历史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极大刺伤了中国，促进了“中国人的危机意识的觉醒”。[1]正是这次“屈辱性的失败”，“才使中国人意识到，这个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2]“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两百兆以后始也。”[3]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于是，拉开了自戊戌变法至清末新政这一可称之为中国“第一波现代化”的序幕。然而，在如下三个因素——第一，在外力压迫的危机加剧的情况下，改革的滞后引起的积重难返，尤其是清末新政改革所必要的权威在庚子事变后已经流失，使此后任何深入的改革都无法通过现有的权威来获得整合；第二，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人民一旦陷入全民性的危机感，在危机心态下的激进改革必然是大幅度的，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狗急跳墙”的，而不是有条不紊的；第三，在危亡情急之中，人们不自觉地以西方行之有效的、在西方文化背景上与西方长期经验中形成的政治模式，作为直接仿效的对象——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清末以来政治体制变革的后果，却是旧的权威整合方式失效，新的立宪多元决策模式与议会主义模式同样也因缺乏产生功效的条件而失败，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可以称之为“现代化断裂”的北洋政府时期；而这又导致了中国20世纪前期的三大困境，即政治无序化、上层建筑与政治精英的腐败化、失范型的社会两极分化，这三重困境正是“文化地狱感心态”与左翼“革命主义”的温床。[4]山雨欲来风满楼。正如列宁所言，对一场革命的爆发而言，仅有“下层阶级拒绝”照旧生活下去还不够；还必须有“上层阶级不能够”照旧生活下去。[5] 于是，中国人民的热血沸腾了、革命激情燃烧了。“革命”可以说成了20世纪的主题：从中国近代早期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农民革命，到1901—191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再到1919—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国民党统治全国及共产党开展的土地革命、国共之间的围剿与反围剿及长征、抗日战争及国共战争，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直至改革开放时期被称为“也是一种革命”的“改革”，乃至进入21世纪初年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深化综合改革”，观乎19—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中国的“历史的天空”，谓之“革命的国度革命的世纪”实不为过。华裔美籍政治学家者邹谠（Tsou Tang）就认为，中国革命是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发展最复杂，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最丰富，时间也极长的集体政治行动。[6]美国革命问题研究著名学者詹隼（Chalmers Johnson）判言：“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是所有历史个案中最大且最复杂的革命样本。”[7]弗兰克则径直以“中国革命的世纪”为题著书立说。[8]而李泽厚1995年在香港出版的《告别革命》也从反面说明了“革命”主题之强劲。总之，中国的“20世纪是理想主义的世纪，是乌托邦主义焕发出无穷魅力与光环的世纪，也是革命以谁也不知道的逻辑来试图改造人性的世纪，是‘建构理性主义’给予人们以新生活的意义，同时又摧毁人们的诗情梦幻与追求的世纪。”[9] 身处“革命国度革命世纪”之中的学校，其教育也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毋用说政治教育，甚至连教育本身也都政治化、革命化了，抑或径直以“政治为教育”。教师和学生在革命大潮中，时而充当弄潮儿，时而是革命的手段，时而也不乏作为革命的对象。 二、“革命的北大” 面对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场旨在维护封建皇权前提下由上到下的改良运动，即洋务运动拉开了序幕，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模仿、实施西式工业化的运动。经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䜣的倡始，1862年洋务派在北京创办用以培养“译员”、“通事”的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附设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该馆最初是召集10名13、14岁的八旗子弟学生进行英语教学，后来外语课程扩展到法、俄、德、日等语种，进而又创设了讲授自然科学的算学馆，学生人数在1873年达到120名左右。除了洋务运动，晚清还有一个自救动作，即戊戌变法。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而建立京师大学堂是其重要举措。1898年7月3日，光绪帝正式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京师大学堂遭受破坏。1902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恢复，同年，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也并入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改为北京大学，这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是当时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大学”身份和名称建立的学校，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发祥地，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北京大学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10]这段出自北京大学网站主页的“北大简介”，在明示北大在革命年代的先锋作用的同时，也暗含北大（京师大学堂）的几多辛酸和曾经的“被迫”革命。京师大学堂成立以后，清政府并没有对大学堂给予充分的投入。直至1920年代的北京大学，也“未能拥有一个可以顺利输送自己培养的人才的共和国。不仅如此，在军阀混战的情形下，教育经费经常被盗用为军费或者军阀的私人开支，甚至连教员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如数支付。这样，大学为了自己的存在与发展，就十分渴望共和国体制的建立，并且‘必须充当’作为建立共和国之实践活动的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在这样的校园里，在城市中心地区拥有这种大学的文化城北京，文化致力于革命，而革命也当然呈现出文化的面貌。”[11] “必须充当”革命运动之中坚力量的北大，背后的布景是从“皇都”而“文化城”的北京以及彼刻国内、国际的时局。据藤井省三的研究，五四运动肇始的1919年，北京的高等教育机构已有国立学校19所，私立学校6所，学生人数多达13000占全国专业学校学生总数的40%以上，北京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学生城。在1922年，北京城内的人口总数是九十一万三千，在各学校中，北京大学的学生人数1913年是718人，到1922年增加至约2300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1919年前后，当时中国共有教会大学14所，在校学生总数为2017名。就是说，北京大学一所学校的学生人数就超出了整个中国教会系统大学的学生总数。由此，清末之前一直作为“皇都”而存在的北京在民国时期作为“文化城”复兴的时候，变法派为了清朝的君主立宪制而构想出来的京师大学堂成了“资本”，旧王朝的政治遗产成了新共和国建设的心脏，而作为新鲜血液流入这颗心脏的，是以上海附近各省为主的地域养育的年轻的归国者教授队伍与年轻学生——应当说发源于上海的欧化潮流淹没了北京？还是应当说古都北京通过对上海力量的吸收而完成了自我更新？——就在藤井省三煞有介事地自问自答之际，在文化以“革命”为指归的北京城，1919年发生了“五四”运动这一政治事件。[12]在此尤不该忽视的，是五四革命运动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基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核心作用的综合性刊物《新青年》，1917年随着主编陈独秀赴任北京大学文学科学长，其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到了北京。该刊主要作者有鲁迅、胡适、周作人以及倡导马列主义的李大钊等北京知识分子，其中北大教授占大多数。由清末的西式教育制度以及面向日本、欧美的留学派遣制度培养出来的（30岁左右的年轻知识分子）汇集于新文化根据地的北京大学，通过杂志媒体，辛勤地致力于对更年轻的一代的启蒙教育。《新青年》通过对民主与科学的主张和对儒教意识形态的批判，提倡全面欧化，实行文学革命。作为每期厚达三百页左右的大型综合性刊物，鼎盛期发行量曾高达一万六千册。而据考证，构成《新青年》主要读者层的是北京的学生，其中大约超过一万名来自地方的学生以及为该刊撰稿的少壮派教授们，居住在被称作“四合院”的房子里，或者居住在被称作“会馆”的以省、县为单位建造的同乡人用的集会场所兼宿舍的地方。《新青年》是以“四合院共同体”为基本读者层的杂志，可以想象，它实际拥有的读者数量曾经是其印数的数倍乃至十数倍，就是说，在四合院中，同室或者邻室而居的学生即使面前没有书本，由于听到别人的朗读——在“五四”时期，“吟”（朗读）这一阅读习惯依然在某些读者那里得以保留——因而阅读活动成为共同行为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而且，阅读活动的质量由于通过共同体内部的对话活动，也许达到了相当均一化的程度。[13]由此，是“文化城”的北京、“文化革命根据地”的北大、北大的学生在“五四”中率先走上街头而领“革命”之风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当然，北大积极投身革命也并非完全被迫与被动，而是其本身也不乏自由与自主——用社会学的术语，这叫结构（structure）与行动（agency）的关联与互动——这与被称为“教育救国先行者武装反清—翰林”的蔡元培的率先垂范及其治校方针大有关联。1916年12月26日，辛亥革命后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委任状，于次年1月4日赴任北大校长，开始对大学进行大胆的改革，“仿世界各国大学之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倡导新文化运动，倡议组织各种学术和社会团体，使北京大学逐渐成为现代中国思想解放的中心。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连续举行三天的讲演大会，蔡元培登台发表了公理战胜强权，正义战胜邪恶的演说：“就北京大学而论，学生从军阀的高压和官僚的引诱中，不顾艰险，奔向一条救国的道路，实在是蔡先生转移的结果。”[14]蔡元培引领的北大改革，带来了广大师生“觉悟”的提高，使北大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基地”。终于，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的校园里“炸开了锅”，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从这里拉开了大幕；以至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便造访中国的杜威（John Dewey）对蔡元培曾有过这样惊人的评价：“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之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15]蔡元培从全国召集了一批从日本、欧美归来的年轻人才，任命其为北大教授，在军阀混战的不安定政治情形下，他力倡学术自由，保护、支持教师和青年学生的文化运动，成为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积极参与、支持学生运动的典型。”[16]进入1920年，围绕中国统一和国民国家建设的方法问题，新文化运动参加者演化为国民党派、共产党派和无政府主义派三大政治势力。[17] 北大这种思想自由，积极参与政治、投身革命——当然始终伴随着政治、革命对其自身的角逐与裹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有研究表明，即便在抗战时期，大学校园也既是国共较量的重要舞台，又是国民党内不同派系角逐的场所。学界分合的背后，除了政治理念的明争，亦有派系因素的潜存；学界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在紧张和对峙的既有认知之外，更有亲近与同情的面向。战时大学党部中，号称战时“民主的堡垒”的西南联大区党部却办得最具声色，约半数教授加入了国民党，联大同时也包容其他党派的教授与学生，联大教授群是一个多元分化的群体，其中既有闻一多那样的“民主斗士”，亦有姚从吾这样的起先自称“与外间断绝往还，专心治史”，“一向不谈政治，与任何组织不生关系”的纯粹学者，后来逐渐转化为一名忠贞的国民党党员并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的“坚贞党员”，更多的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均是战时大学教授日趋政治化的重要表征。在战时的其他大学，如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国民党党部与三青团之间围绕、教师入党、学生入团、等问题的政治斗争更加复杂、激烈，双方各自在教员和学生中扩张势力，闹得校园硝烟四起。[18] 这种大学、教育的政治化，意味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真问题——这就是党政、政教关系。此一问题自诞生以来持续发热，于今为甚。 在西南联大公开设立国民党区党部、三青团分团部，出席联大常委会的人都是国民党党员，而且还要受区党部的“协助”，在学校还设有训导处，由训导长负责对学生进行“训导”。“这种公开地以党治校，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19]至于其时大学中党对行政的控制，与今日大学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据王奇生的详细考证，针对大学党部刚刚筹设时，教育界“有了学校党务，也许会影响学校行政”这样的担心，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随即于1941年3月出台了国民党中央对大学党部与学校当局关系之唯一法规：大学区党部书记有权列席校务会议。事实上，国民党中央从来没有“以党治校”之说，姚从吾接任联大党部书记后甚至对“列席”的兴趣都不大，让本已是校务会议正式成员的教务长周炳琳、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代为列席，故“列席”者，不过名义和形式罢了。但在其他大学，区党部与学校当局的关系，并非都如西南联大一样相安无事。比如西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党政关系十分紧张：中山大学区党部如同一个衙门，书记、总干事、干事、股长等职员共有八人，办事人员多为学生党员，而且皆受实薪。由于经费开支大，中央组织部所拨经费远远不足。区党部要求学校予以补助，还要求学校分派秘书、事务员与工役，供区党部驱使。对于学校事务，区党部提出：“学校一切会议，须请书记列席”，“凡地方军政长官送来学校之密件，有关于思想行为或逮捕者，须通知区党部。”区党部还要求下属各区分部留意学校之兴革事宜，汇集送来区党部，由区党部择其可行者，交学校当局采纳。中大区党部的做法，明显有干涉学校行政之嫌。学校当局难免对区党部的“不合理”要求加以抵制。区党部反过来指责学校当局干涉党务，并攻击校长“倒行逆施”、“寡义无信”。而当时武汉大学区党部的情形——一个大学区党部，每月百余元经费，自然无法运作——则可能更具有普遍性。[20]冯友兰也坦承，“从表面上看来，联大成为国民党完全统治的学校了，其实并不尽然。据我所知，联大还是照三校原有的传统办事，联大没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请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干涉学术工作。所以在当时虽然有这些表面的措施，但社会上仍然认为联大是一个‘民主堡垒’。”[21] 三、“党义教育” 由北大推开说来，民国期间，在大学、教育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政治化、革命化的背景下，政治教育就更难脱离政治化、革命化、政党化的逻辑，“党化教育”便是其突出表现。 党化教育与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密不可分。有感于1922年第二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与国民党的重挫，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认为“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能有成功的希望。”[22]而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革命未成功，学生应该担负起这种责任，竟未成之功……确定革命主旨，使全国学生皆集于革命旗帜之下，努力进行，果然能够百折不回，则革命成功。”[23]孙中山强调，“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而“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为此，他还亲自多次为党、政、军、教各界人员发表演说，认为“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实行三民主义，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24]在这种背景下，1926年3月，广东国民革命政府成立教育行政委员会，规定“一切教育措施皆依三民主义之精神，对于各级教育尽量灌输以党义，称之为‘党化教育’。”[25]是年5月，广东全省第六次教育大会通过的《党化教育决议案》提出：确定教育宗旨为平民化与革命化之教育；学校增设政治训育部，施行政治训育，全省中等以上学校全由中国国民党党部介绍训育人员；规定三民主义为必修课，高级小学以上学校加授政治教育、社会科学及三民主义；此后新编教科书，应以中国国民党的党义和政策为中心。[26]此后，党化教育思想进一步推行：1927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五四运动纪念大会上正式发出实行“党化教育”的号召。[27]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订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办法草案》次年2月，大学院（教育部前身）颁行《小学暂行条例》增设三民主义科。 以党治国及其党化教育推行以来就遭受质疑。民国的党化教育，乃至政治教育本身，也是其时“堪想象”之政治局面的一个主要因素和组成部分。民国学者欧阳慧真在1949年就此反思道：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政治局面，弄成到如此其不堪想象的情态，内在与客观的因素，固然不像我们只凭个人直觉想象那样单纯。但政治教育不健全为其主要原因之一。 国民党统治了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中，国民党中有若干人士，似乎知道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在全国教育各方面，乃渗进了若干他们自己认为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政治意念。他们的根本企图，是在巩固他们永久一党专政的地位。于是，他们统制思想，永使他们所钦定的思想定于一尊，绝不容许其他任何思想的存在。国民党学上了意大利与苏联，以党治国，家家所有一切大小事情，先党而后国。既然认为党重于国，则一切政治教育设施，则以党为前提。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即是党的主义。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只知有党，不知道有国；一切政治行为，先私于党，而公不及于国。如此教育的结果，最大的坏处，只知有党，不知有国。质言之，此是党的政治教育，绝不是国家的政治教育。[28] 上文虽是严厉批判中国政治教育的政党化、政治化的严重问题，但其行文宏旨连同其标题本身，也极具革命倾向和政治色彩。事实上，刊载该文的杂志广州版《再生》以及北平版《再生》均为国民党主义旗下的刊物，本身都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和主义旗帜。北平版《再生》杂志，有着“自立、自主”的“积极”思想。始创于民国37年的广州版《再生》杂志则偏重于宣传、民主与宪政。正如其在创刊号里开宗明义：“我们办这刊物，有两个目的，一是发扬民主政治的精神，一是促进宪政之实施。”[29]欧阳慧真论述“中国政治教育”的论文，连同刊载其论文的刊物广州版《再生》本身就是一种试图超越（彼种）政治的（此种）政治行为。中国其时的教育也并非全是政党意识而毫无欧阳慧真所倡导的国家意识，一如《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一书的作者李书磊所言，中国的新式学校一开始就同民族国家的观念和实体紧密相连。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就是在新的民族国家观念的指导下对于中国危机形势的一种因应，新式学校本身就是国家自我意识觉醒的产物。而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中国的学校不仅作为培养现代人才的国家机器而存在，而且还以其鲜明的符号系统——如统一的校服、肃穆的校园、严谨的校礼、激昂的校歌——成为国家意志和形象的展现。从民国直到今天，教育中的国家意识与教育的国家性质真可谓一以贯之。[30]无论是欧阳慧真所言的教育政党化、李书磊所论的教育国家化，抑或是打着国家旗号的政党化教育，实际都不脱教育的政治化。 其实，在民国时期，教育政治化、教育政党化如此之甚，以至其时有学者说，“彼倡导教育独立运动者或否定教育政治化者殆昧于历史之素质及客观之事实……若因政潮之波动而引起教育上之流弊，不能据以否定教育政治化之铁一般的事实。”[31]有人甚至主张，教育政治化实乃教育政党化，“政党化”教育与“政治化”教育不能区别：“政党化便是政治化，非政党化的教育，我根本不承认是政治化，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政治化没有许多的方式，唯一的方式是党化教育，换言之，党化教育便是政治化教育，其他抽象的空洞的方式，不配称为政治化教育。”[32]党化教育特指“革命的”党化教育：“在现在革命潮流高涨的社会中，我们不需要军国民教育，更不需要资本化的实利教育，我们所需要的所应提倡的就是党化教育——这个党化教育不是一般机会主义者来骗人的党化教育，而是革命的党化教育。”[33]当笔者以“党化教育”为“题名”，对“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精确”匹配检索时发现，1926至1949年间，共有120篇“党化教育”的规程、论文或报道。因1929年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决议、嗣后“凡采用党化教育名词者，应一律改为党义教育，以资统一，而正观听……”[34]遂以“党义教育”为题目进行同样的检索则可发现，共有188篇“党义教育”的规程、论文或报道。其中，既有关于党化教育实施章程与实录的详细记载，也有聚焦党化教育蕴含与意义的理论探讨，还有针对党化教育实践问题与方法的具体分析，当然更不乏对党化教育危机与批判的声音。这里撷录一例备考：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来建设中华民国，就叫做三民主义的国家。所谓“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乃指以党义来建国治国（党义包括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但三民主义为建国的最高原则，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不过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方法。——原注）为达到这个目的计，因有党化教育之设施。 党化教育，在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后开始到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笔者注）统一全国而普遍实行，其实施方法，可能列举的：一为公立学校，每周要举行总理纪念周会，讲演总理遗教；二为各级学校，增设党义一课，现在大学仍设党义课程，中小学则融合于公民课程中；三为各级学校训育主任党义教师或公民教师须以党员充任；四为一切教科书要经过中央党部及教育部审查，不得违背三民主义，始准出版刊行。[35] 正如有学者评论道：国民党以党治国背景下的党化教育，特别是其党化教科书，从编校到审定，中央训练部直接介入，是政治权力越界控制的教育文本；从形式到内容，突出“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构建“唯一正确”的政治文化标准；从编制到教学，立足于“民族国家”；规训“党治下公民”的“知”与“行”；党化教科书将、三民主义、设定为一种终极价值，强力引导儿童在心理和行为上明确指向“党”，激发儿童的意义信仰，以期形成政治依附人格，其实质是封建专制的臣民政治心理延伸与发展。[36] 倘若再进一步拓宽视野，基于近代以来社会转型的百年史溯至其千年史来看“政治教育”问题，也正如有学者所论，“春秋以降，列国兵争，学制渐紊。教育之实，移属师儒。自私学虽张，官教渐驰。官失其教，士隘其学。政与教悖，教以政移。国失其政，政离其教，教非其学。虽以汉唐之盛，欲求政教相剂之效，已非二帝三王政治之淳。其下者愈失教化德治之宗。所谓政治，来自干戈；所谓教育，任在乡野。不但不足以言教育政治，且不足以言政治教育，直可目为无教育之政治而已。[37]所见略同者亦言道，“吾华立国五千年，人民之真享福者，惟有夏商周三代。盖三代之养民，无一夫之失所，三代之教民，无人不被其泽；是以人心厚，风俗醇。长治久安而不乱，亦不过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耳。春秋以来，王息而霸兴，争夺之态復萌，礼让之意渐薄。孔子患大乱将至，删订六经以垂后世，谆谆以三代之王道望时君，千言万语，始终不出教养二字，对鲁哀公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对齐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8]无教育之政治、以政治为教育抑或“教养”问题，在中国20世纪首场大革命之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并未解决，以致其时就有如下质疑与论断：“今日政治为德治乎，为法治乎；以政治为教育乎，抑以教育造政治乎。此实中国教育污隆政治得失国家盛衰之先决问题也”，“今日而欲中国国家之盛必修明政治。欲政治修明，必振兴教育，欲振兴教育，必以教育造政治，而不能以政治为教育。以政治为教育，则教育随政治而移。以教育造政治，则政治因教育而定。”[39]抚今追昔，国民党执政后，这种试图巩固其永久一党专政之地位的教育盘算早已付之东流并尘埃落定，留下的问题值得后人深思。 注释： [1]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11-42. [2][5][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M].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89，59. [3]梁启超《戊戌变法记》，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1. [4]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252-278. [6]邹谠.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新路向（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4. [7]詹隼.革命：理论与实践[M].郭基，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1997：序言. [8]W,Frank.A century of Chinese Revolution:1851-1949,Carolin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70. [9]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M].新星出版社，2008：276. [10]北大简介.见http：//www.pku.edu.cn/about/bdjj.jsp. [11][12[13][17][日]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董炳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4]赵建林.解读北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9-60. [15]王德蓉.教育救国先行者武装反清—翰林.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4-01/03/c-125949596.htm. [16]张军.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与学生运动及其办学理念.求索，2007（4）. [18]王奇生.战士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10）. [19][21]冯友兰：我的学术之路—冯友兰自传.蔡仲德编.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 [20]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2][23][24]孙中山全集（第8，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 [25]陈进金.抗战前教育政策之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7. [26]全省教育大会通过党化教育决议（广州民国日报）.1926. [27]李华兴.国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316. [28]欧阳慧真.中国政治教育要革命了（再生：广州版）.1949年第2卷2-3期. [29]我们的主张和愿望（再生：广州版）1948年创刊号. [30]李书磊.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9-41. [31]金子达.教育政治化与政治教育化（回教论坛半月刊）.1939（2）. [32]侯兆麟.党化教育的意义（国家与教育）.1926（11）. [33]陈占晋.党化教育和总理纪念周（省商）.1926（47）. [34]国内消息：党化教育改称党义教育（陕西教育周刊）.1929（73）. [35]金祖懋.战时党化教育（教育与服务）.1940（41）. [36]吴小鸥.民国时期中小学党化教科书及其启蒙规定性（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3（4）. [37][39]江湄.论政治教育与教育政治（安徽教育月刊）.1924（58）. [38]逊叟.近代乱源与中国之政治教育（近代杂志）.1938（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