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是指在特定区域上的社会成员组成的各种利益关系格局。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多元化的社会主体对公共资源分享的诉求日益强烈，利益协调更加困难。在今天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社会矛盾不断增多的现实情况下，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新一轮社会改革基本取向。只有重建公平正义这种共识，才能为社会奠定更稳固的基础。教育作为重大社会民生问题，如果缺少对所处社会格局的清晰把握和考量，改革将南辕北辙，甚至会加剧社会矛盾与冲突。

　　首都社会结构变迁与高等教育需求之间的关系

　　1.首都即将形成新社会阶层结构

　　第一，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中等收入群体成为主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201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2009年北京中等收入阶层规模达到了46%—相当于提前10年达到2020年全国水平，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2013年北京人均GDP达到1.5万美元，已经迈入世界高收入水平地区行列，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北京未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同时也使北京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人民的需求发生重大变化。

　　第二，低端产业外迁，整体人口素质提高。未来北京将会把一些不符合城市功能的低端产业逐步向外疏解，目前中心城区部分小商品市场整治和外迁项目已经启动。从2014年起，“六小场所”（小歌厅、小餐饮、小网吧、小洗浴、小旅馆、小市场）和“五小企业”（小化工、小木器、小服装、小加工、小作坊）代表的低端产业将逐步退出北京城乡接合地区。可见，低学历外来人口立足北京的难度将加大，北京市整体人口素质将进一步提高。

　　第三，严控人口过快增长，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目前北京市多管齐下，收紧户籍政策遏制外来人口过快增长，包括以业（工作职业）控人，以证（执业证书）管人，以房管人等办法。户籍涉及到子女升学考试的问题，想要获得北京户口，难度会更大。受异地高考政策的局限，来京务工人员子女升学受到限制，这从另一方面也起到了控制人口的作用。

　　2.新社会阶层主要群体的高等教育需求特点

　　经过一系列政策调控后，未来聚集首都的人口结构将以学历层次较高的中等收入群体为主。这些群体对教育的认识和需求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教育服务的多样化需求和购买能力更强。教育是社会地位升迁和获得财富的重要途径。作为社会主流且具有较高学历的中等收入群体，将教育视为重要的阶层跃迁的机会，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并寄予极大的希望，他们重视教育消费需求，也有经济担负能力。随着素质教育不断深入，家长对多样化教育需求不断增加。而在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家长更倾向于选择国际高中来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实践能力。国际高中课程打破了传统的一考定乾坤的选拔模式，为学生搭建了一条走向世界名牌大学的桥梁。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不断提升首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包括入学方式和教学模式）是时代的要求。同时，随着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开，预计十几年后，首都将进入高校入学高峰期，高等教育的质量、规模和办学形式等教育资源需要重新调整。

　　第二，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更迫切。高质量的教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校配备高标准，即学校的经费、师资、硬件等方面都是优质的；二是人才培养高标准，即教育教学方式、教育管理模式先进，能最大程度上挖掘人的潜能；三是能满足个性化的教育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教育选择。新社会阶层的主流群体更看重质量优良、形式多样的教育和教育产出的成果，更强调教育的适用性和职业化。因此，尽自己所有的资源和条件追求优质、便利、开放的高等教育成为他们最迫切的需求。首都高等教育应该在稳步扩大规模的基础上，努力提高质量，增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使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得到较好满足。

　　第三，对教育公平的追求层次更高。社会公平的内容，包括具有明显递进性质的五个层次，即人格公平、机会公平、交易公平、分配公平和心理感受公平。显然，我国教育公平层次还停留在机会公平的初级阶段，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还没有真正的实现。另据《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3》调查显示，北京约有16万“蚁族”生活在高校周边或人口流动聚集区，该群体月平均工资为4,133元，低于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4,672元（2011年度）。接受了高等教育的首都底层知识青年不能融入主流社会，这种强烈的反差使他们对社会不公平感日益加重。未来首都社会阶层调整变化后，以高素质和中等群体为主流的社会结构对不公平的容纳和忍受限度低。对“蚁族”现象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清醒与重视，在教育方面要有积极的作为。

　　第四，对教育措施的实施效果有较强的评估和反馈能力。高素质群体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广泛和通畅，对教育问题的鉴别和评价的能力较强，获得各种权益的目标明确。他们更加关注涉及切身利益的教育改革举措，同时对改革举措具有较强的反馈能力，容易通过各种途径向上层和中央发声。首都高等教育应积极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之路，引领全国特别是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首都新型社会结构下的高等教育发展有何不同

　　1.新型社会结构下首都高等教育改革的特点

　　第一，改革起点不同。过去几十年的改革以 “发展”为主，首都率先在全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等教育普及化，高等教育规模大幅增长。现在社会结构复杂，社会矛盾突出，发展中更加注重“改革”，改革高校的育人模式，使之与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更加适应；改革高校资源统筹机制，实现部属高校与市属高校协同发展的目的更为迫切。

　　第二，改革目标不同。过去的改革是为了实现教育规模和效益的外部赶超。此前的相当一段时间，萦绕人们耳畔的教育主题词多多，从“普及”“跨越式发展”“示范学校建设”，到“争创世界一流”“高校扩招”“大学城崛起”等，教育领域“发展压倒一切”的“光环”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现实中已经产生的教育公平问题。因此，现在的改革要用制度化的办法来化解矛盾，建立利益均衡机制，实现高等教育在投入结构、资源配置和入学机会上的公平。

　　第三，改革方法不同。过去是渐进式的改革，主要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是缺乏经验的“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是转型式的改革，往往是自下而上来自基层的诉求，是问题倒逼改革，要求改革视野更高、有能力开展“顶层设计”，实现首都高等教育的统筹发展。

　　2.新型社会结构下首都高等教育发展的机遇

　　由于首都的特殊政治地位，在维护稳定的基础上开展教育改革创新，难度很大。然而首都社会发展趋势也给首都教育改革带来以下机遇：

　　第一，政绩观转型使教育发展更加务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逐步摆脱长期存在的GDP与政绩挂钩的格局。这有助于政府把发展教育放在更加优先和重要的地位上，解决长期以来教育发展中的顽疾。

　　第二，橄榄形的社会结构为教育改革提供了稳定的基础。高素质中层阶级的聚集，使教育需求和教育问题的反应更为集中，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会减弱，教育改革可以就某一突出问题开展深入而彻底的改革，在维稳的基础上尝试创新。

　　第三，经济的发展为解决诸多教育问题提供了条件。未来，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不仅让北京的经济发展走向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更会使首都经济发展提速，政府有更强的运用资源的能力，为教育改革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

　　第四，市场经济的决定性地位有助于教育矛盾的分化。在减少行政干预，提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的背景下，市场经济催生的教育产业能够有效迎合社会不同阶层对优质教育和多样化教育的需求，缓解由于优质教育不足或人才培养结构不适而引发的社会矛盾。

　　第五，改革开放至今的一系列举措为处理教育危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首都教育要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就必须尽力解决群众关注的教育难点、热点问题，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条件和能力，量力而行，不断以思想的新解放，带动改革的新突破，实现工作的新跨越。

　　高等教育发展如何适应首都新型社会结构

　　尽最大可能让占社会主体地位的中等收入群体获得公平、多样的资源分配，使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这既是在新形势下首都高等教育发展的适应点，也是高等教育改革遭遇的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会极大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未来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1.适应途径一：构建适应首都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等教育服务体系

　　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一是为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学习者提供广泛的高等教育机会。二是进一步扩大北京高等教育开放程度，积极探索以新机制引进国际一流大学落户北京。加快国际化步伐，提高首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和吸引力。三是从首都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出发，加快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优化专业结构。

　　2.适应途径二：构建自上而下的统筹协同推进机制

　　首都政治发展的特殊性使得作为具有首都特征的改革行为和政策创新，迫切需要中央层面在精神、权限、人力、物力、财力、宣传等方面的政策性支持。一方面，要统筹首都高等教育资源，形成中央部属院校、市属市管院校分类发展新格局，满足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对不同层次和类型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市级政府要充分认识教育改革的重要地位，统筹相关部门协同工作，改变教育部门“单兵突进”的现状，确保政策从上到下工作机制的通畅，为政策的制定和施行提供工作协同上的保障。

　　3.适应途径三：构建高等教育质量监督机制

　　首都高等教育要加强质量保障建设，探索建立一系列适合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的质量评价标准。一方面，要根据不同类型学校制定相应的评估标准，适时有序地开展评估监测，及时分析和研判监测结果，对各类学校的发展提出整改的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形成学校、政府、社会共同参与的监督机制。一是引入第三方监督机构，建立健全相应的招投标制度、资格审查制度；二是组成由政府、教育中介组织、教育消费者代表(如家长、社区)等组成的监管委员会。积极构建“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的教育发展新格局。

　　4.适应途径四：构建公开、透明的决策征询机制

　　政府制定决策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没有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等利益相关方的协调沟通，就难以制定出让大众满意的决策。“异地高考”政策之所以不能令社会大多数群体满意，就是这个原因。只有经过广泛的公众参与、多元利益表达，到听取意见、公开讨论、利益博弈，再到审议等一系列的程序，才能达到社会各阶层价值和利益的平衡，确保教育政策的公正性、科学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体现首都教育民主化、公开化、科学化的决策过程。这不仅是改革决策在舆论上的宣传、引领，而且也是引导各方利益达成共识、凝聚力量的方式。（作者高兵，单位：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