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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文化是大学主体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传承和创造出来的包括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使命、大学制度、大学环境、大学氛围，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神形态与物质形态的各种成果的总和。从功能论视角分析，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核心构成；大学文化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大学主体的和谐发展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大学文化建设的目标是构建和谐的大学文化。从冲突论的视角认识，大学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大学文化冲突具有复杂性；大学文化冲突是大学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互动论的思想对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有着多方面的启迪作用：构建良好的大学符号系统是加强大学文化建设的基础；建立平等的对话机制是促进大学文化主体良性互动的前提；重视大学的精神交往过程是加强大学文化建设的关键。 关键词：功能论；冲突论；符号论；大学文化 文化是一个国家或特定社会最具代表性的“符号”，而大学文化则是这个国家或社会文化中的精髓。大学文化是大学主体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传承和创造出来的包括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使命、大学制度、大学环境、大学氛围，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神形态与物质形态的各种成果的总和。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种亚文化，它具有文化的所有共性，受社会文化的制约，又是一种极富个性的组织文化。大学文化自身是一个复合、开放、动态的文化系统，具有多主体、多类型、多形态、多层次等特点。在社会急剧转型、文化发展日趋复杂的当今，如何充分认识大学文化的地位和加强大学文化的建设问题，愈来愈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从教育社会学的三大主要理论——功能论、冲突论、符号论的视角来研究大学文化，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复杂的大学文化现象、更准确地把握大学文化的发展规律及趋势，更好地促进当代大学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一、从功能论视角认识大学文化的目标追求 功能论作为社会学的重要理论，始自孔德与斯宾塞，经迪尔凯姆发展，后由帕森斯、默顿、克拉克等整合而形成。该理论基于两个重要的理论假设：一是强调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故又称结构功能主义。“结构”是指构成事物的各个部分之间的比较稳定的关系或构成方式。所谓“功能”是指构成事物的各个部分都有自己的操作机构，并在操作后产生影响其它部分的效果。结构功能主义也是一种方法论，即认为整体是由相互联系的部分所构成，各部分都对整体发挥一定的功能，以促进整体的稳定与各部分之间的协调；二是追求和谐与均衡的目标。和谐是一种思想，即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彼此适应、相互协调发展的；均衡是一种发展的状态。功能论认为：和谐与均衡既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社会的常态；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均衡必须借助于一系列规范化的制度手段，包括社会有一套共享的文化价值系统、一套适用的知识技能系统和一套稳定的道德规范体系。功能论的上述思想被帕森斯整合到他提出的“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潜在模式维持”（AGIL）图式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中。帕森斯强调，社会系统之能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延存，是由于任何社会系统都履行着由“对外—对内”及“手段性—目的性”这两对功能范畴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四种功能，即外部适应功能、目标达成功能、内部整合功能及模式维持功能。“外部适应”功能，主要指社会系统由其外部环境获得足够的资源或能力，以及这些资源或能力在该系统中的配置；“目标达成”功能主要指系统有能力确定自己的目标次序和调动系统内部的能量以集中实现系统目标；“内部整合”功能主要指为了使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有效地发挥功能，必须将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使各个部分之间协调一致，不致出现脱节和断裂现象；“模式维持”功能主要指在系统运行过程暂时中断时期，原有的运行模式必须完整地保存下来，以保证系统重新开始运行。帕森斯的这一图式为功能主义学派普遍接受，不仅被用来对整个教育系统、而且被用来对教育的分支系统与分支范畴进行理论分析。 从功能论视角分析大学文化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一）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核心构成 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种亚文化，它具有文化的所有共性，受社会文化的制约，又体现出对社会文化的价值认同。大学文化不仅包含着大学自身的理念、精神、使命、制度、环境与氛围等，更包含着人类生存与生活的一些普遍性原则与价值观念。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说：“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实际上不完全）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1]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也指出：“假如大学里缺少人际间精神活动的背景，只讲书本，不谈哲学；只做实验，不研究理论；只叙述事实，而没有理论概括；只有学术的方法训练，而精神贫困；那么这样的大学必定是一个贫瘠的大学。”[2]社会之所以需要大学，是大学作为一个文化组织，既是社会选择、传承文化的专门场所，又是创新、辐射文化的重要场所，大学文化必须继承人类已有的优秀文化又能不断批判，必须关怀社会而又要反思社会，必须立足现实而又能有所超越，不断创造时代所需要的先进文化，以引领社会的文化风尚，为社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大学始终应处于社会文化建设的前沿，承担着引领社会文化前进方向的使命。 （二）大学文化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大学主体的和谐发展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大学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必须履行外部适应、目标达成、内部整合及模式维持四大功能。而这四大功能的实现都有赖于大学文化。大学之所以为“大”，关键在于它的文化之大。“大学文化是追求真理的文化，是严谨求实的文化，是追求理想和人生抱负的文化，是崇尚学术自由的文化，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是崇尚道德的文化，是大度包容的文化，是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文化。”[3]大学能否创造出时代所需要的大文化，以引领社会的文化风尚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关键在大学能否培养出时代需要的和谐发展的人才。而学生主体的和谐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主体的和谐发展。大学主体的和谐发展，既包括全面发展，也包括个性的自由发展；全面发展是指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充分发展，人的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的能力，以及思想、道德、情操等多方面的发展；个性自由发展是指基于个体差异基础上的个人的兴趣、特长与专业的自由发展。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对人的发展的统一性要求，个性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对人的发展的多样性要求；全面发展是个性自由发展的前提，个性自由发展是实现全面发展的途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大学作为社会培育高层次人才的专门场所，不仅仅是要培养大学生的一般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道德品质与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提升大学主体的文化修养与精神追求。德里达和雅斯贝尔斯等之所以特别强调大学的精神活动，不能把大学办成“贫瘠的大学”，就是因为贫瘠的大学只能培养出“精神贫困”的学生，也正如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加塞特所讲，这样的大学只能培养“没有文化修养的新生的野蛮人。”[4]大学有责任为全体大学人提供价值的引导与精神的涵育，为全体教师和学生构建个体精神的家园，从而使他们能够把自我交付给这种价值，并用这种价值来支持生活的行为和选择，构成自身生活的信念、生存的信念和生存、发展的理由，构成他们自身生活的最高原则与最后支点。 （三）大学文化建设的目标是构建和谐的大学文化 大学主体的和谐发展有赖于和谐的大学文化。大学文化的构成非常复杂，追求大学文化的和谐发展，既包括追求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和谐，也包括追求大学文化各构成要素自身及相互间的和谐。追求和谐的大学文化实质上是追求差异中的相互兼容、矛盾中的对立统一、竞争中的平衡互动、多元中的统筹协调。和谐大学文化的主要表征是：一是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大学主体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大学价值的多取向性，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就是在承认价值取向多元性的同时，坚持价值取向的一元引导，“和”是指共性的表达，“不同”是指个性的追求。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反映在大学组织层面，就是既有学校统一的发展理念支配各部门的行为，又有部门自己创新的工作思路；反映在个体层面，就是既有统一的行为规范，又有展示个性的广阔空间。从而形成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百花齐放，异彩纷呈，既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快速发展的办学格局。二是和谐发展的目标定位。首先反映在学校能充分考虑自身的传统、优势、潜力等条件，使学校发展的层次定位、类型定位、功能定位、特色定位目标准确、合理，既顺应时代的要求，又符合教育的规律。其次反映在学校的育人目标与社会人才需求目标的和谐，大学教育以促进大学生的知识与人格、共性与个性、生理与心理的和谐发展为目标，以优化人才结构、推动科技振兴、促进经济发展、维护政治稳定、增进文化繁荣与建设生态文明等多方面和谐发展为目的；其三反映在学校发展目标与师生员工个人目标的和谐，即学校能够通过有效的整合方式将组织目标转化为个人目标，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与主动性，达到师生员工同心协力为实现学校的目标而奋斗；其四反映学校发展的各项具体目标之间做到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三是和合相应的制度体系。大学既是一个文化底蕴与学术传统深厚的学术组织，又是一个结构复杂与高度分权的行政组织，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要形成稳定和谐校园秩序，有赖于构建和合相应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反映在：一者以人为本，即一切制度都充满着人文关怀，有利于激发所有人的聪明才智；二者刚柔相济，也就是刚性的制度约束与人性化的制度激励相统一；三者适时而变，即制度具有灵活性，既能因时制宜，也能因情而异；四者开放包容，即制度创新既能立足校情、符合国情，又能博采众长、吸纳借鉴国外大学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四是和谐有序的运行机制。大学发展的内外环境都在不断变化，所谓“调适”是指大学能够主动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目标定位、内部结构与制度体系等，以适应内外环境的过程。五是和睦相处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首先反映在学校领导之间，既分工明确又配合紧密：工作上分，目标上合；行动上分，思想上合；小事上分，大事上合；工作到位不越位，相互“补台”不“拆台”。其次反映在师生之间，教师师德高尚、学识渊博、教艺高超，又能处处“以生为本”，学生则时时“以师为尊”，敬重、理解、信任教师，主动与教师进行学术的交流与情感的沟通，师生关系融洽、配合默契。其三反映在教师之间，每个教师都有着崇高的精神追求，处处以“育人”为重，彼此以真诚相待，在自由宽松、公平公正的学术环境中，既有相互间的竞争，又有彼此间的协作。六是和雅共生的文化互动。即承认文化差异，鼓励百家争鸣，使科学文化与伦理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才能不断创新。七是和美交融的校园环境。主要体现在硬环境与软环境自身的和美，以及两种环境的相互和美，具体反映在“文”、“雅”、“序”、“活”四个方面：“文”指校园文化底蕴的深厚与科学、人文的交融；“雅”指校园环境的文明雅致与师生举止的高雅文明；“序”指校园的所有安排都井然有序，一切活动都有章有法；“活”指学校的各项工作都富有特色，充满活力。八是和实生辉的办学特色。办学特色是大学在一定办学思想指导下的长期办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独特的、优质的和被社会公认的个性风貌。“和实生物”是一切是发展的共同规律，办学特色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实践活动、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办学思想、价值观念、目标定位是办学特色的灵魂；法规制度，运行机制、校园活动是办学特色形成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学科建设、模式创新与环境优化是办学特色形成的重要标志。正是多个主体的共同追求与多种因素的相互交融中才能形成具有鲜明个性的办学特色。和实生辉的办学特色是和谐大学文化的综合体现。 二、从冲突论视角分析大学文化的发展动力 冲突理论冲突思想最早源于马克思和韦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成为西方社会学的主流理论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科塞、柯林斯，德国的达伦多夫，英国的赖克斯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强调社会生活中的冲突性，并以此解释社会现象和社会变迁。如果说和谐理论强调的是结构与功能、和谐与稳定的话，那么冲突论强调的则是冲突与斗争、变迁与强制。冲突论的主要观点是：（一）社会体系内每一种成份、每一个部门都是彼此相关联的，在社会系统运转时，由于各个部门对社会系统的整合与适应程度不一致，会导致不同部门操作及运行方式和过程不协调，造成社会系统运行出现紧张、失调和利益冲突现象，整个社会体系处于绝对不均衡中，社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社会运行中的常态。（二）冲突必然引起斗争；斗争导致社会体系内集团间的地位变迁。（三）变迁后取得优势的集团必然要强制处于劣势的集团与之合作，这种强制，既可以是武力，也可以是布迪厄所讲的“符号暴力”。（四）冲突既具有负功能也具有正功能。[5]科塞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中写道：“我们所关心的是社会冲突的正功能，而不是它的反功能，也就是说，关心的是社会冲突增强特定社会关系或群体的适应和调适能力的结果，而不是降低这种能力的结果。社会冲突决不仅仅是起‘分裂作用’的消极因素；社会冲突可以在群体和其他人际关系中承担起一些决定性的功能……”[6]科塞认为社会冲突正功能主要表现在：一是冲突有助于建立和维持社会或群体身份和边界线，对社会以及群体内部具有整合功能[7]。二是“冲突可能有助于消除某种关系中的分裂因素并重建统一。在冲突能消除敌对者之间紧张关系的范围内，冲突具有安定的功能”[8]。三是冲突可以使孤立的个体形成一个联合体，也可以使孤立的团体或联盟形成一定形式的大的联合体。“斗争可以把其他方面毫无联系的个人和团体联系在一起”[9]，对新群体与社会形成有促进功能。四是“作为规范改进和形成的激发器，冲突使与己经变化了的社会条件相对应的社会关系的调整成为可能。”[10]具有对新规范和制度建立的激发功能。五是是冲突创立和修改了那些对于双方都非常必要的公共规范，导致一定的力量均等的环境条件产生，从而有助于社会的维持和巩固。[11]（五）制度建设和规则重建是解决冲突问题的根本途径。科塞关于社会安全阀制度的研究对解决冲突颇具启发意义。他认为：社会系统往往为人们提供排泄敌对情绪和进攻性情绪的制度，即安全阀制度；安全阀制度通过阻止其它方面可能的冲突或通过减轻其破坏性的影响，而有助于维护这个系统；社会结构越僵化，安全阀就越重要，因为僵化的社会不允许有冲突，如果再取消敌对情绪的发泄，那么对社会结构的威胁就更大。[12] 从冲突论视角，可以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大学文化冲突的价值： （一）大学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大学的“任务是知识密集型又是知识广博型的，因此很难陈述综合大学和学院的目的”[13]。知识群的发展和研究都是朝着各个不同方向进行的，表现出松散、自由甚至无政府状态。迈克尔•科恩将大学的这种状态描述为“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现状是从知识为大学运营基础的视角来考虑的，从学术权威的分散性和复杂性来认识的。松散结合的系统观并没有否认大学作为一个秩序整体的存在[14]。大学作为社会组织也是有序的，维持组织有序性的是建立在科层基础上的行政权力，该权力根据法律法规与行政条例赋子的权限，处理非学术性事务，为学术事务提供保障和服务。大学的组织特性——学术性与科层性并存，造就了“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二）文化冲突具有复杂性 这种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从主体上看，大学文化冲突表现在管理文化、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之间的冲突上。大学文化主要有三大主体，即管理者主体、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因此相应可分为管理文化、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三类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三类文化的冲突也主要反映为价值取向的冲突。价值取向决定着活动主体的价值选择和行动目标。大学组织的复杂性，不同群体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心理状态、行为习惯上的差异性，决定了大学组织内部价值取向的多元与复杂，各种文化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从管理文化与教师文化的价值冲突看，管理主体关注的是效率提升，倾向于以建立相对统一、清晰的组织目标，用严格的等级规范和有序的程序有效的责任机制来简化多样性、复杂性和模糊性，进而降低组织的运作成本，并最大限度地实现预期目标。教师主体关注的是学术发展，他们崇尚的学术目标的自主，学术活动的自由，学术管理的松散，能够不受或少受行政部门或他人的支配。管理活动的效率观和学术活动的自由观，构成了大学内部文化冲突的焦点。从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的价值冲突看，大学教师是大学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员，承担着教育者、研究者和社会批判者三种社会角色，并以自己独特的工作方式履行着人才培养、服务社会和知识创新的社会职能，由大学教师组成的“学者共同体”尊奉真理至上的价值观念，拥有自己的信念，具有共同的使命感，遵守共同的学术规范，并享有学术职业的自由和限度，由些形成了大学教师特有的学术文化。学生群体在大学中是一结构复杂、价值取向多元的群体。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的价值冲突实质是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冲突。一是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冲突：大学文化是主流文化的积淀，是对“高深文化”的传递与探索。教师是社会主流文化的代言人，其根本职责依然是通过课程文化向学生传授主流文化，包括特定社会认可的知识、宣传特定社会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灌输特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以维护既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而学生在接受主流文化的同时，往往要受到现实多元文化的影响，由此导致冲突。二是成人亚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冲突，这一冲突因发生在不同的年龄代的教师与学生之间，所以也称年代价值冲突或“代沟”，亦即不同年代的人对同一事物的观点看法上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明显反映出不同年代的人在判断事物时所采取的不同价值标准。在大学里，年长一代与年青一代在文化认同上反映出的差异表示着文化连续性的中断。处于青年时期的大学生思维敏捷，易于接受新生事物，可塑性大。他们对社会、对知识、对人生以及生活方式的态度，常常与教师所认同的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着矛盾，并不时地发生摩擦和冲突。此外，在大学文化中，还普遍存在着以学生文化与管理文化的冲突，以及各类文化自身的冲突。如大学管理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所建立起来的各种行为规范往往难以为学生所认同，在政治信念、社会责任感、道德伦理、理想情操、友谊、爱情以及消费、体闲等生活方式选择上，学生与管理者的分歧也相当大。从教师文化自身看，由于知识本身具有的连续性，也由于学术自由而赋予的开拓性、批判性，使得在学术观点、学术规范、学术立场、学术话语、研究范式、研究工具等各个方面，不同年代的教师在传统与新潮之间的价值冲突不可避免。 从内容上看，大学文化冲突表现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的冲突上。大学文化是以大学为载体，通过师生的传承和创造，为大学所积累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因此从广义上讲，大学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但其灵魂是精神文化，它包含价值体系、教育观念、人文氛围等。因为大学作为传播知识、传承文明的重要场所，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物质文化是有形的，制度文化也是可见的，完善的制度可以使一个组织合理、高效、规范地运转，但有形制度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在很多情况下，无形文化的力量比有形制度的力量还要大。制度规范人、约束人、强制人；文化激励人、教化人、引导人。文化触及到的，是制度不能触及的人们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大学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的灵魂所在与本质追求。大学精神的核心是大学理念。大学理念是对大学的本质、功能、教育规律与时代特征的深刻认识与哲学思考。大学作为思想的宝库、培养人才的摇篮，自产生以来都在追求一种“以人为本”、“自由发展”的人文精神和“追求卓越”、“求真创新”的科学精神的和谐统一的理念。大学精神文化是“大学理念”的支柱和高度凝练，是一所大学的特色、水平和办学活力的源泉与动力。在正确理念支配下形成的大学精神文化决定着大学的存在方式，引领着大学制度文化创新与物质文化建设的走向。随着时代的发展，从上个世纪末直到现在，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过渡，这在整个高等教育界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各大学在扩大招生规模的同时，学校的各种硬件设施也在不断加强，于是乎一片片的大学城、一幢幢的大楼拔地而起，在市场经济的大浪潮中，大学在“服务经济社会”的过程中变成了经济社会的“附庸”；在追求设施“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追赶“世界一流”的同时，去失了可贵的大学精神，丧失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应有的文化，背上了大学已不像大学的骂名。硬件倒是“硬”起来了，可是大学的风骨却“软化”了。有研究者认为：“在大学从社会经济发展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中，由于多重原因，虽然有一些大学仍在守望着大学精神，但从整体上来看，在大学，和社会发展中曾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大学精神却日渐失落。”[15]有的学者深深忧虑：“随着物质无限度的发展，大学中人的灵魂已被物质欲望挤满了。”[16]中国大学存在十大缺失，即：大学理念缺失、大学精神缺失、大学教师理想缺失、大学独立性缺失、大学制度缺失、大学行政服务缺失、大学教授话语缺失、大学特色缺失、大学学术评论缺失、大学信任缺失。[17]人们于是发出疑问：一所文化觉醒不够的大学，到底凭什么去争创世界一流？又能凭什么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文化从本意上应该是“化文”，而且是“化人文”。所以“以人为本”作为一种响亮的口号响彻了中国的各个角落，大学也在紧随其后。可是如果仔细深入到大学里的各种教育活动和日常的事务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当事人在振臂呼喊“以人为本”的时候，却在经常做着与“以人为本”背道而驰的事情，这是何等的荒唐。直接地说，中国大学那种“以官为本”的文化还在肆意横行、这种意识似乎已深深地植入了国人的骨髓之中，可想而知，要想改变，面前有着多少艰难阻碍。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大学的文化里去“行政化”困难的最根本的原因。 从层次上看，大学文化冲突表现在社会文化、大学文化与学校文化三个方面的冲突上。 首先是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冲突。大学文化既要受社会文化的制约，又要适度超前于社会文化的发展。一旦社会文化发展过快，大学文化处于被动发展局面，便形成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冲突。从我国当前的情况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与高等教育改革的相对滞后，社会对大学的诉求以及大学自身发展的诉求与现行大学制度的冲突逐步凸显，并以文化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由于大学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社会的政治、文化观念对大学的传统精神的冲击也日益加剧，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消极成分对大学正在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大学办学出现了一些功利化倾向以及官僚气息和官本位倾向。这些不仅使大学的传统文化地位受到质疑，更没有形成能引领时代发展的强势文化。其次是大学文化与学校文化的冲突。大学文化与学校文化的冲突是作为高校共性的大学文化与具体某一所高校学校文化的冲突。作为共性的大学文化因为有着共同的文化使命和价值追求，而有着共同的文化特征，如崇尚学术、追求真理、严谨求实、大胆批判、不断创新等。大学文化的这些特征是每一所高校文化建设的目标追求，但是大学文化不能等同学校文化，学校发展的生命在于学校有特色，学校文化建设必须有学校的个性文化特征，当前建设个性化的学校文化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三）大学文化冲突是大学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 今天的大学文化发展中还面临着其他多方面的冲突问题。受功能主义社会观的影响，人们往往单纯从正面功能的视角去认识大学文化，而对于大学文化冲突持担忧、批评和指责态度。按照冲突论的观点，出现这些冲突不仅是正常的，而且具有积极功能。正如科塞所言：“没有哪个组织是完全和谐的，因为那样的话就会使组织缺乏变化过程和结构性。”[18]其实，大学文化冲突在协调大学文化主体的关系、推动不同类型大学文化建设和促进学校组织变革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功能：一是大学文化冲突暴露了大学文化建设中严重问题。如管理文化、学术文化与学生文化的冲突，既暴露了受传统文化专制制度和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形成的大学文化制度中行政化色彩过于浓厚，行政权力干涉学术权力，甚至替代学术权力的问题；也暴露了大学教师、管理者与学生关系中仍然存在着较为严重“主客体”对立与角色错位现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冲突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我国大学在快速发展中价值取向的偏颇。二是大学文化冲突激发了大学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冲突能激发起人们对现存大学文化的危机意识，如果没有激烈的冲突，有些不合理的制度和规则也许被人们视为当然；冲突能激发起人们的变革意识，它可以唤醒冲突的各方重新思考大学应该有怎样的理想与追求，怎样的目标与定位，从而转变教育观念，主动参与大学的文化建设。三是大学文化冲突可以促进大学的文化建设。大学的制度文化建设是大学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而大学精神文化建设则是大学的制度文化建设，乃至整个大学发展的动力之源。当人们深刻认识到大学文化冲突的存在与精神文化价值，必然对弘扬大学精神、提升大学文化品位、实施精品文化工程、加强大学制度建设发出强烈的呼唤。此外，依据冲突有利于社会和群体的内部整合，有利于促进新群体的形成，有利于增加社会结构的灵活性，有利于提高对社会系统的适应能力，有利于形成重要的社会平衡机制等观点，大学文化冲突还可以成为协调大学不同文化主体关系的“整流器”，化解各类不合理文化冲突的“安全阀”。 三、从互动论视角探寻大学文化的建设路径 互动论的思想渊源可追潮到18世纪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休谟等人的理论中，他们提出，若欲建立人类的科学，则必须重视人类相互联系的基本事实，并应把注意力集中于人际间的沟通、同情、模仿及风俗上。互动论迅速发展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米德、齐美尔、库利、布卢默、埃弗雷特、休斯、戈夫曼等。互动论探讨的是人际互动的方式与过程，认为人们通过互动过程，以象征符号来表达思想、感情、价值观。而符号的意义随情景的变化及个人对情景的定义而有不同的解释，无论此种解释是否正确，都会产生与这种解释相对的结果。为了说明这一复杂的互动关系，互动论者提出了“符号”、“意义”、“符号互动”、“自我互动”、“自我象征”、“情景定义”与“社会互动”等核心概念。符号本意是指传达信息的基本单元，但互动论所谓的“符号”主要是指“有意义的姿势（Gesture）”，如语言、手势、面部表情等在人际交往中都是有特定意义的，“意义”是符号的最核心内容。米德认为，人类社会秩序的基础就是符号，符号在维护社会秩序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符号是一种社会结合力。“符号互动”是指人们彼此理解“姿势”，并在理解所获得意义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米德将自我分为“主体我”和“客体我”，二者相互依赖，客体我是经过社会化的我，是社会化的结果。“自我”是对社会客观现实的内化和主观解释。“自我互动”就是个体与自身对话，不断地反省自我、重新定义自我的过程。“自我象征”是指一种沟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赋予他所关注的某一事物某种意义，并以此为基础决定自己采取何种行动。实际上，人所意识到的任何客体都是被他赋予了某种意义的东西，人的意识生活是一个“自我象征”的意识流。[19]“情境定义”意为个人对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解释，它不仅规定个人的具体行为，且影响个人人格的发展。“社会互动”贯穿于多种社会活动中，是个体心智和自我发展的表征。个体对所处环境或客体形成一个反馈性的解释，得出一个主观性的情境定义，它支配人的行为和发展。 互动论视域中的大学文化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符号媒介系统，大学文化发展就是大学文化主体在大学情境定义中的互动发展过程。互动论的大学文化观关注的是“大学文化的互动过程”，着重研究的是大学文化作为符号媒介是如何建立大学文化主体之间的联系以及大学文化主体是如何通过大学文化产生交流、互动的。大学文化互动的因素包括：文化主体、文化客体与互动过程。文化主体指的是：管理者主体、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文化客体是指大学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当然，从广义上还应包括与大学文化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大学文化互动过程主要包括两大层面：从宏观层面讲是指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的互动过程；从微观层面讲是指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自身各要素之间的互动过程。 互动论的思想对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有着多方面的启迪作用： （一）构建良好的大学符号系统是加强大学文化建设的基础 互动论者认为“互动产生有意义学习”，并认为大学是一个表达一定社会意义的各种符号所组成的符号系统，大学文化实际上是大学人以符号为媒介的社会互动过程。因此，大学文化的建设与大学实体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可操作的符号互动，即通过对符号（主要是语言）的解释与理解达成互识和共识来实现的。大学符号系统包括认知符号系统、语言符号系统与行为符号系统。认知符号系统是关于大学理念、大学精神，以及集体目标、发展愿景、团队意识和价值理念等的共同认识和符号表达；语言符号系统是关于大学文化主体之间对话目的、对话内容、对话情境与对话方式的共同认识和符号表达。行为符号系统是关于大学文化主体在教学、科研、学术交流、生活娱乐等互动中活动共享的行为准则和符号表达。良好的认知符号系统的主要特征是遵循大学发展的规律；顺应时代的潮流，与时俱进；符合国情、区情和校情。良好的认知符号系统对大学文化主体能起到目标引导与精神激励的作用。良好的语言符号系统的主要特征是民主对话、尊重包容。对话是两个以上主体的语言交流活动，但并非任何语言交流都是对话。“真正决定一种交谈是否是对话的，是一种民主的意识，是一种致力于相互理解、相互合作、共生和共存，致力于和睦相处和共同创造的精神的意识，这是一种对话意识。[20]同时，对话的过程就是个不断解释、相互尊重、彼此包容和促进理解的过程。大学的文化互动属于学术领域或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其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其内容有相对独立性，大学的文化互动需要包容，而包容的前提是理解和尊重。只有尊重才能以包容的态度从对方角度换位思考，才能多从方面加深对问题的理解，才能做好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在大学各文化主体的互动中，管理者与教师的着力点应该是合理选择对话内容，多方激活对话氛围，充分调动对方情绪，有效地达成文化共识。良好的行为符号系统的主要特征是有形的制度与无形的管理相结合：对大学文化主体的各种互动都有相应的准则指导而不是硬性的规定，这些准则已经融入文化主体的心灵之中，化为一种潜在的心理动力和压力，时刻鼓励、也时刻警醒着他们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良好的行为符号系统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有助于提升组织的凝聚力和成员的向心力。 （二）建立平等的对话机制是促进大学文化主体良性互动的前提 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就是促进大学文化主体在大学情境定义中的良性互动发展过程，而平等对话则是良性互动的主要方式。平等作为公平、诚信、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的构成元素，既是人类从不平等起源以来的不懈追求，也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理念。平等具有简明朴素、稳定持久的内涵，在互动中，平等对话更是一个具有多方面的实践特征和可操作性的价值判断标准：一是人格平等。大学的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但大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而且都是大学文化的参与者、创造者。在所有的对话中任何一方都不能把对方看做可以控制、可以改变的对象，而是一种地位平等、需要相互尊重的“参与—合作”关系。二是坚持求真。对话的目的在于求真，也就是要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就是要坦诚相待，在互动中追求人的真性。三是宽容鼓励。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对大学文化建设中许多问题都有不同的认识，而对话就是一个相互倾听、达成共识的过程。良性互动的对话没有压制、而是以宽容之心来对待他人，鼓励他人发表不同和意见。四是适度妥协。现代大学不仅成员众多，而且组织机构复杂。在对话过程中，由于立场差异与价值取向的不同，意见分岐与矛盾冲突在所难免。为了实现大学文化建设中双赢甚至多赢的整体目标，局部的舍弃与适度的让步是明智的选择。形成平等的对话机制，一是有赖于平等对话的制度建设。制度具有重要的规范、引导与约束功能。尽管平等对话是每个大学人内心的美好愿望，但同时利己的本能又使得在现实中通往平等之路上障碍重重，平等意识的培养只能在渗透于各种文化互动制度的引导与规约之中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能使大学文化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主体在互动中切实地感受到平等、信任和尊重。二是有赖于平等对话的氛围营造。对话不仅是提高认识的过程，也是情感体验的过程。只有在充满真诚合作、相互欣赏、彼此悦纳、认真倾听的互动氛围中，才能实现主体间真正的平等对话。而这样的对话氛围需要所有参与者共同营造。三是有赖于对话主导者的情境设计。尽管对话的所有参与者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在具体对话情境中必然存在主导者（主要指管理者或教师）。为了使沟通成为心灵的对话，主导者应该运用智慧和艺术的语言设计出能让大家敞开心扉的情境，如在对话中把“你们”变为“我们”；用微笑关注对方，并亲切地问“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用温和的语气讲“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再考虑这个问题，也许会有新的感受”。这样的情境往往会被参与者赋予积极的定义，就有利于调动在场者的情感，达到提高互动效果的目的。 （三）重视大学的精神交往过程是加强大学文化建设的关键 精神文化是大学是文化的核心与灵魂，一所真正的大学应该是一个精神的世界。这种精神对每位大学文化主体都具有潜在的、无形的，但却是深远的影响。在大学这个特殊的精神世界里，每个人都是大学精神的传承者与创造者，也都是大学精神的感受者与熏陶者。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1]。这种“传承”、“创造”、“感受”与“熏陶”的过程就是精神交往的过程。大学文化主体之间的交往，从性质分可分为生活层面的人际交往、学习层面的知识交往等，所谓“精神交往”是指注重理性探究、信念培养与情操陶冶等心灵层面的交往，是大学文化主体之间最深层次的互动过程。重视大学的精神交往既是一切教育本质的反映，更是大学文化建设的要求。雅斯贝尔斯认为“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话动（尤其是老一代对年青一代），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青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22]他认为：真正的教育须有信仰，其目的在于培养人的理性，陶冶人的精神，帮助人实现自我超越。他曾深刻地反思西方社会偏重科技、忽视人文给教育的负面影响，认为科技仅仅是适用理解力所作的具体研究，培养出来的科技人员只是服务于某些目的的专业人员，他们并没有受到真正的教育，因为“技能的训练，专业知识的提高还不能算是人格的陶冶，连科学思维方式的训练也谈不上，更何况理性的培养，精神生话的陶冶，以及参与人类每一时代都具有创新内容的历史传承之中”。[23]因此，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应该首先要重视大学精神文化建设。大学精神文化的核心是价值取向、办学理念与育人思想。回顾世界大学发展的历史，虽然很多大学在办学中出现过分功利化、实用化倾向，但牛津、剑桥、耶鲁、哈佛等名校依然能成为世界创新思想之源，关键在于其坚守求实、求真、求新的价值理念，以及科学与人文并重育人目标。在当今中国大学校园里，大学精神的衰微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诚然，大学文化建设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时代，现代大学依然应该保持科学与人文、理想与现实等多种精神要素的平衡，也就是说，“大学不能无象牙塔精神的恪守者，也不能缺乏经世致用之术专攻者……如果真的完全丧失了象牙塔精神，大学求真、求知精神以及俯视众生的情怀，为尘世的名利、权势所湮没，大学就不过仅仅是一个抽离了精神的躯壳而已；当然，如果没有务实的人世求存策略，大学也会丧失自身。这是现代大学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一个择其两端都无出路的两难抉择。”[24]总之，构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共融在大学精神已成为时代的要求与所有大学人的共识。其次要高度重视大学文化主体的精神交往。从大学的灵魂与功用来说，大学不仅仅只是追求真理，研究学术，因为通过精神交往培养大学生理想、信念与情操是比知识、学术还重要的东西。因此，“大学教育则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文化得以传递的话动。而人与人的交往是双方（我与你）的对话和敞亮，这种我与你的关系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核心。”[25]精神交往既是有形的，包括反映大学精神的学术典籍、校园典故与名人轶事的宣传活动、研究型开放式的课堂教学、主动而真诚的课后交流、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等等；也是无形的，如反映在学校领导、大师名师的精神气质、行为方式、语言风格、处世原则与学术风范之中。精神交往的核心是各主体之间人格平等、思想自由、彼此坦诚相见，相互能提出挑战性的问题。如果大学文化主体之间仅仅只重视学习层面的知识交往，或一般的人际交往，那么大学的精神文化必然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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